当工人的日子

新工人连

七十年代中，经济复苏，全省大招工。

长江边某市一家工厂从本地及上下游两个县的知识青年中，招进了一百多个新工人。这一百多年轻人，没有马上进车间，而是被编成了一个新工人连，下辖三个排，一排三个班。当时这家工厂正在改建水泥路面，一连人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连长和指导员，是厂里的干部，都是转业军人，穿一身旧军装，重抄旧业。副连长、排长、班长，从新工人里指定。这些年轻人，虽然都在农村和社会上混了几年，但大多还是青涩，羞怯，对身边的新伙伴充满了好奇。不久，有些事情就传开了：副连长曾是一家国营农场的团委书记，三个排长都是党员，剩下的三个党员当了班长。其余当班长的，也都有点经历。我是无党派人士，被指定为三班的班长，大概和我档案里一些下乡时的记录有关。

本地和外县招来的新工人，除了口音外，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本地来的几乎都是江城和周围地方政府干部的子女，离、退休高干的子女。很快大家发现，还有一个红军的儿子 和一个将军的女儿。当年大招工，有街道做茶壶的白铁厂，镇里做毛刷的猪鬃厂，县里的农机厂，大小旅店的服务员。我们厂省属，为上马不久的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配套，生产起动机和发动机，正经的产业工人。本地稍有门路的，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弄进电机厂。

那时候，所有年轻人都要当工人，每个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当工人。除了当兵，没有比工人更好的职业。为官的，挨斗挨批；富贵的，声名狼籍；有才的，成老九；读书的，路已尽。惟有当了工人，不用在农村受苦，还是领导阶级。

一百多人里，终于没有出现奇人、异人，但不妨有人浮出水面。能书会画的小伟，曾是县文化馆的文艺编辑。厂宣传队吹黑管的，以前在县剧团吹黑管。新工人中唯一戴眼镜的小阳，成了厂宣传队的小提琴手。另外有三、四个人，引人关注。他（她）们都来自外县，来之前，是民办教师，言谈举止，比别人都文静、沉稳一些。当时经常开批判会、批斗会。我们上台发言，两手举着讲稿，两眼盯着，匆匆念完，慌忙下台。他们上台发言，讲稿铺放在讲台上，两手扶着台面，两眼审视台下，抑扬顿挫，缓缓道来，很酷。六班班长周柏平， 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时在六班，常常向我谈起她的班长: 周柏平来至一个小镇，招工前，是民办教师，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能说能写。读书多，可以背“妃嫔媵嫱，王子皇孙…”。班里政治学习，没人发言冷场时，他就讲故事给她们听。当时遭遇伟人去世，四人帮倒台。批判会上，人人都引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只有他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三个月后，修路完毕，新工人连解散。我们的副连长成了厂团委书记，小伟进了厂政工组，其他人分到各车间。大家都向往工具车间和设备车间，有技术，不和产品直接打交道，不用倒三班，最后分去的多是江城本市的子女。最差的是铸造车间，和黑沙、高温、笨重工件打交道，又脏又累又危险，不知怎么成了黑管手的和小提琴手的去处。机械加工车间也很累，但可以学到车、钳、刨、铣、磨等手艺。我被分到机加工车间，当磨床工。

不记得新工人条例里有没有不准谈恋爱，三个月下来，一百多青年男女，正当年华，没有听说谁和谁谈了朋友。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

周柏平

周柏平和我分在一个小组，当车工，加工齿轮。一起进齿轮组的，还有外县来的四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其中三个女孩，和周是老乡。一个很腼腆，从来不说话。一个很娇气，机床一开，就吓哭了，说是准备好来当纱厂挡车工的。第三个是王建华，后面再谈。

我和周一起倒三班，一起办每周一期的车间黑板报， 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周有一双很明亮的眼睛，说话时，笑咪咪地看着你，一点都不回避。微曲的头发，梳理的整整齐齐。穿衣服，总是很合体。不像我们大多数男生，头发不洗不梳，硬硬地向个个方向伸张，成年穿着一件蓝色迪卡上衣，冬天罩棉袄，春秋垮在身上。周人缘好，厂里的小道消息，他都知道。进车间不久，老师傅、小青工都喜欢他，很快就成了领班。外县来的小女孩，都愿意跟他的班。

当时都住厂宿舍，晚上大家喜欢一起到阅览室看《十月》、《当代》、《诗刊》，讨论柯岩、李瑛的诗。大家也喜欢到周的宿舍，听他讲“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的故事，背诵李清照、《红楼梦》里的诗词。也就是这时侯，我开始看《红楼梦》，”好了歌注”、 ”枉凝眉”、”红豆词“，一口气背了不少。挺好笑，一帮男孩子，谈得兴起，会沉浸在悲金悼玉的情绪之中，当然偶尔也会把薛蟠的诗拿出来逗笑一番。

我们车间有一右派加造反派，老莫，成天劳动改造。他干的活很苦，加工剩下的金属废料，都由他收集起来，一板车一板车地拉出去倒掉。当造反派时，他夺过权，当过厂长。现在遇到清查造反派，又被拉出来批斗。我当时在黑板报上， 学赵扑初批四人帮的调侃语调，写了一首词批判老莫，其中有“看眼前官运，成水中月；到手权柄，为镜中花”的句子。老莫拉板车路过，一边看，一边点头微笑。同事问我怎么想到这些句子，周柏平听到了，跟他们解释：都是《红楼梦》里的。 

进车间两年多，还没有出徒，高考恢复，我就离开了工厂，到外省去上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遇到周柏平。当时工农兵大学生，都是哪里来，哪里去。于是我说，四年毕业后就回来了。（多年后做梦，也被分回厂里多次。）周柏平笑笑，说：形势变化会很快，你们上了大学，前途就和我们完全两样了。

形势的变化比人们预料的都要快。当年我们一起进厂的新工人，77年招生，走了几个。随后两、三年，本地招来的，都飞鸟尽投林，陆续去了政府部门和各种公司。当年大家各种门路挤进来，几年后，只剩下一些外县来的，还留在厂里当工人。周柏平因只有初中学历，没有参加高考。听说企业改革时，老莫出来竞选，当了厂长，拉周当他的助手。后来和厂里断了联系，多少年都过去了，老是想着周柏平后来怎么样了？

 葛亮和冯浩林

新工人连里本地有门路的人，很多都分到了机加工车间，包括红军的儿子和将军的女儿。这些人，总是和清高、娇生惯养还有难以领导连在一起，分到这个车间，是一个很好的劳动锻练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解释：车间主任老黄也有一个红军爸爸，本人转到地方前，当过外交部的信使，见过大世面。黄主任戴一副深度眼镜，有点像乔冠华，老是背着手在车间走来走去，足以管理这些年轻人。

其实这些人，早都没了优越感，和大家一样，靠吃苦耐劳，以求取上进。车间让将军的女儿给陈师傅当徒弟。陈师傅是轴加工组组长，市劳动模范。将军的女儿说一口普通话，比起我们，要单纯幼稚的多，没有传说中的乖戾和任性。但她性格确实很急躁，急了就掉眼泪。她很喜欢陈师傅，不久成了一个称职的车工。

在车间里，除了周柏平外，我和葛亮最要好，另外还有红军的儿子冯浩林。我和葛亮在新工人连就成了好朋友。听我父亲说，葛亮的父亲三年自然灾害时，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里饿死了不少人。事后，当替罪羊，降职使用。葛亮高中时很优秀，考卷常常被贴在墙上，作标准答案。他有一个文革前上过大学的哥哥和一个能背诵《离骚》、《九歌》的嫂子，我们很喜欢听他讲他哥哥大学里的事情。葛亮说话文邹邹的，也能背《红楼梦》里的诗词，喜欢使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一分子”这样的词汇， 还能谈同轴电缆。当时上海出版了一套“青年自 学从书”，他哥哥给他寄了一套，这些书还没到江城书店，他已自学完毕。他虽然生长在南方，但父母是北方人， 有北方人的个子和北方人的性格，大咧咧的，阳光，很受南方人的喜爱。新工人连时，大家挤在几辆卡车上，到市郊去劳动。车子晃动，他从车尾掉了下去。当一车人尖声大喊大叫时，他已经爬了起来，跟着卡车追赶，怕被拉下了。

葛亮也是陈师傅的徒弟，但原因是车间要培养他。他很快就成了轴组的骨干。有一道工序，一次只能加工一根轴，他改进后，一次加工四根。组里技术性很高很昂贵的仿型车床，也交给他操作，黄主任号召我们新工人向他学习。突然一天，他变得消沉起来，车间的领导也不再培养他，一下子进了冷宫。一直到77年高考离开车间，一直到我暑假回来去看他，都不再见到他昔日的阳光。葛亮从来没有和我解释过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周柏平说，他下乡时的生产队，给厂里来了一封信，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事情。

江城是一个地辖市，地委就在江城旁边的一个古城，相隔十来里。冯浩林的父亲当过红军，文革时，厅长当不了啦，离休回到古城休干所。那时城里的机关子女，有不同的圈子，地委的，专署的， 军分区的。这三个大院紧靠着，在古城北门一带。文革武斗时，小孩也斗殴打群架。今天地委的把专署的打败了，明天专署的和军分区的联合起来打地委的。

休干所和政府大院不在一起，在古城南门附近。院子不大，周围都是城镇居民。休干所的孩子也打群架，和附近街道上的孩子打，比较野蛮，用砖头砸，甚至有钢鞭和三角刮刀。休干所的子弟比较特殊，他们的父辈，很多是红军，至少也打过日本鬼子。文革开始后，很多人被夺了权，从外省离休回到家乡，城里休干所的孩子多了起来。这些子弟的身份，是不用介绍的。一般军人家的子女，穿褪了色的布军装，只有他们穿褪了色的草绿色呢子上装，钮扣都是铜的，彼此之间说普通话。休干所的孩子，在城里总是领风气之先。不打架后，开始玩乐器，玩摄影，又玩健身，还有办公司，那是后话。

我和冯浩林，在新工人连才认识。他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在北方吃杂粮长大的。人很俊，很自信，圆脸，留一小平头，喜欢开玩笑，一笑嘻嘻哈哈，两个酒窝。当时葛亮、冯浩林和我，说服车间，让我们从厂宿舍搬到车间旁的一间空出来的库房，很自由，天天听他拉小提琴。有时我把他的琴拿过来，当二胡拉。他会很耐心地说，运弓一定要饱满到位，不要“戳”。房外有一副单杠，我跟他练单杆，从引体向上，到单臂上，双臂上，曲身上。到最后，两腿轻微一摆，身体不用荡起来，人就上了杠。以后多年，都可以不时地露一手。

发了工资，我们三人会去逛街。市里刚有人开了热饮店，我们试着喝牛奶，吃面包，但更多时候，是到街边小摊，吃煎豆饼。

文革后，冯的父亲恢复工作，他随着回了外省。一次大学放暑假回家，在他们市转火车时，我去看他。我们去喝豆腐脑，谈了一些他的事情。除了办公司外，当时他们圈子里时兴和省剧院的女演员谈朋友，包括一个当时演电影、正在全国走红的演员。

  王建华

王建华和周柏平是老乡，也分在齿轮组，当车工。她在农村入的党，新工人连时，任一个班的班长。到车间后，她负责车间的政工，我和周帮她办黑板报。她中学在校队打过排球和篮球，车间厂里组织体育活动，都有她的身影。她人很平和，但不苟言笑，偶尔笑起来，露出微突的一双虎牙，像小孩一样。她两道眉毛很浓，走路步子迈的很大，领着车间外县来的一帮小女孩，像个大姐姐，不怎么和男生说话。

77年恢复高考，全厂就机加工车间考上三人：葛亮，我，第三个就是王建华。当时有点意外，因为没有听说过她有复习。后来，我去了外省，她录取到古城的师范学院，彼此没有联系。一年后，突然在学校收到一封她的来信。一张信纸，没说什么事情，像是有些悲观，提到毕业后，会被分到下面，“偏安于乡村的一角，过教书匠的日子。” 我回信，说了些形势会变化一类的话，这是我们离厂后唯一一次联系。

几年后，葛亮谈起了一件事：冯浩林随父回外省后，开始不太习惯，打算回江城。为了回来，想“先挂一拖”，让他去问王，能不能谈朋友。葛去问王：以前车间的人，想和你谈朋友，可不可以考虑？王问是谁，葛说受托不能告诉，事情便不了了之。葛亮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在学校收到的那封信。

（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