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灿烂的夕阳 ——读《一滴泪》中文新版

摘：年代末冯友兰家人指控钱钟书诬蔑冯友兰，声言要找律师起诉——后来没有做。当时钱钟书已经病危住院无法作答。报载这场争论的结局是，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出面说钱没有这样说过冯。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事情变成了大学者的名誉问题，而章川岛以及北大一大批人遭受的迫害在这场纠葛中被搁置一边， 北京大学文革害死了 63 个人更不被提到。在公众记忆中文革的大图景和个别事件都已经模糊不清。

灿烂的夕阳

——读《一滴泪》中文新版

王友琴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7_08_01.pdf

巫宁坤，《一滴泪——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台北:允晨文化，2007)，394 页。余英时作序。

描述悲惨的往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笔下的悲情和惨痛会带给写作者压抑和忧伤。描述自己经历过的悲惨往事尤其艰难，因为这几乎像再次经历惨剧，必须凭着坚强的意志、清晰的头脑和仁慈的德性，才能有力量重蹈地狱并用文字搭出一道超越的扶梯以攀援向上，也牵引着读者的心追随登高。

以上的议论听起来十分抽象，可是读着巫宁坤先生的这本书，我确实这样感 觉。从十多年前我读刚出的英文版到现在读增订过的中文新版，这种感觉更加深厚。中文新版是一部四百页的厚书。故事从 1951 年夏天作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 受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教开始。他到北京六个星期后，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运动”，人人检讨过关，积极分子揭发批判老师同事以至父亲。然后开始“忠诚老实运动”，人人必须“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交代期间遭到呵斥甚至威 胁。随后是“院系调整”，他被没有选择地分配到了另一所大学。

未久“肃清反革 命运动”开始，他被作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抓出来，遭到抄家和会上围攻，他的同事自杀。然后是反右，他被动员“提意见”，结果是因其“意见”被划为“极 右分子”捉去“劳动教养“。先到北大荒后到北京附近的清河劳改农场，苦役加饥 饿，他眼看着同屋们一个个死去，自己也饿得失去人形，三年多后才被放出来到安 徽当了教英文的“临时工”。然后文革开始，他被关“牛棚”，挨“斗争”，饱受侮辱，眼看校中同事被害死。最后被赶出学校，和全家一起“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毛泽东死后，还有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的“平反”过程。

这是一个人的遭遇，可是也是一部中国当代史。因为他所遭遇的种种迫害， 是最高权力当局指挥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发生的。尤其是1950年末1960年代初的大饥饿，那更是除了极少数人外中国人包括小孩子个个遭受了的。 然而，关于这些悲惨的往事，由于当局一再下令禁止出版文字的回忆和记载，也由于中国文人努力不够，所以历史虽然发生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文字世界中却至今未能建构起来。经历者不能记忆和解释所经历的，而对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几乎一无 所知，甚至不能相信其曾经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巫宁坤先生的这本书尤其重要。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7_08_01.pdf作用。这些描述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文学诠释。巫先生一直当教师，虽然由于深受迫害而其实没有在课堂上教过多久，现在他在书里教给我们他对文学的理解，好像建起了一个无墙的教室。

他还有一个精神力量来源是他的亲属身上体现的爱和仁慈。他的书献给他的岳母，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教给了他懂得爱和受难的意义。他没有要把他自己英雄化。他写的是他的受难。但是在这种对受难的顽强的记叙中，在对是非与善恶的认真辨析中，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的文学人物的“崇高精神”。就这样，在阅读过程中，一个受难的作者因此而在读者心中渐渐生出英雄的光彩。

在非革命的年代，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巫先生一代遭受的苦难。1952 年，连他在内燕京大学有五名英文教授。反右中，他们中的三名男教授和两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开始，他们中的两名男教授、一名女教授以及两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迫害致死，另一位女教授精神失常。这样高密度的受迫害 死亡，却鲜有人知，虽然他们都是有相当名望的教授。我不是说教授之死比工友之死更重要，而是说当教授之死都被洇没的时候，其他人更是不可能被知晓。为写 《63 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我需要了解五教授中的胡稼胎先生何时去世。 问了多位北大老师(燕京大学取消后他在北大教书)，连他在反右后去了哪里都无从知道。我只好向巫老先生求助。他给了我可能知道的人的电话号，可是问过以后仍无结果。我觉得又落入了一种荒诞情境之中，因为我手里有铅印的“供批判”的胡稼胎先生的“右派言论”，但是却无法知道他在哪里。巫先生许诺说他再帮我 找。两天以后，他来电话，说他已经找到了知道胡稼胎先生 1957 年后情况的人。 我深受感动，为他帮助晚辈的仁慈用心，也为他勤劳的工作状态。
   

余英时先生用清代诗人、史学家赵翼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书序的标题，对这本书来说恰如其分。国家之不幸已经成为事实，诗家之幸却不会自动出现，必须依靠诗家的努力才可能形成。如果没有了这样记载历史明辨善恶的诗家，那剩下的只有双重的不幸和更长久的黑暗。也正因此，要感谢和支持写出了“不幸”的诗家。相对于如此巨大的不幸，这样的诗家实在是太少了。
   

巫先生的女儿巫一毛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出版(先出英文后出中文版)时，一毛在电话上告诉我，她给父母和郑念先生三位老人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九十多岁，一个八十多岁，一个七十多岁，三个老人，都笑得那么好。她说她给照片起了个题目“灿烂的笑容”，又觉得不够好。我不知道怎么竟然就冒昧提议，叫“灿烂的夕阳”是不是更好些?我没有看到照片，但是看过他们写的书。在书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心灵和工作，也许书比照片更能体现他们是什么人。让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人来承担书写历史的重任实在让人惭愧，但是至少我们应该睁开眼睛，赞赏夕阳的灿烂霞光。

1 1969年8月15日，因章川岛否认冯友兰说他在西南联大时是“国民党区党部委 员”(那样就是“历史反革命”) ，执掌北京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在全校大会把他当作“抗拒从严”的典型铐上手铐塞进一辆吉普车抓走。北 大其他人在这种高压下只好承认强加给他们的各种罪名。1980 年代初钱钟书在美 国斯坦福大学讲话中责备冯友兰给章川岛带来灾难:妻子疯了，儿子自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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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冯友兰家人指控钱钟书诬蔑冯友兰，声言要找律师起诉——后来没有做。当时钱钟书已经病危住院无法作答。报载这场争论的结局是，钱钟书的妻子杨绛出面说钱没有这样说过冯。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事情变成了大学者的名誉问题，而章川岛以及北大一大批人遭受的迫害在这场纠葛中被搁置一边， 北京大学文革害死了 63 个人更不被提到。在公众记忆中文革的大图景和个别事件都已经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