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是人类智慧的起源与未来的希望
从生物学上分析，虽然人类文明的出现只有一万年左右，但是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200万年时间了，当然，也有资料说至少600万年了。然而，人类文明却是从最近几千年才开始突飞猛进。这几千年的文明，才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
因此，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人类还是在犹太人创建的知识体系中学习和发展：犹太人耶稣创办基督教，带领人类进行思想层面上的飞跃，从而诞生哲学诸多流派；犹太人爱因斯坦发明了相对论，带领人类在科技上攀登新高峰；犹太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开启人类自身的社会革命；犹太人摩西创建摩西十诫，奠定西方社会管理的法律基石；犹太人弗洛伊德创始精神分析学，是现代心理学的鼻祖；诺贝尔奖至今已颁给800多人，其中至少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经商智慧与做人艺术：《塔木德》，凝聚了犹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智慧，它是10个世纪中两千多位犹太学者的心血结晶，是整个犹太民族生活方式的导航图。如此等等，列罗了很多与当今所谓先进文明相关的犹太人的智慧，犹太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实际上，这种说法，具有极强的西方文明优势的思维逻辑。
本文要阐述的是：华夏民族的华夏文明是人类智慧的起源，是指导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方向的源动力，是人类未来社会的希望。
1，为什么说华夏文明是人类智慧的起源？
当今，全球普遍认为人类文明起源有四大文明。
（1）希伯来宗教文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在来世，要依靠外力才能实现。这就是希伯来救赎型文明，即一神论宗教文明，从最早的犹太教，到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条藤结出的果实，其中犹太教的教义是旧约，基督教的教义是新约，伊斯兰教完成了圣书物语的第三季，回到旧约，整合新约，并进行了理论创新，为了防止以后其他人再像自已一样利用“先知”搞借尸还魂，创建新的宗教组织，默罕默德直接宣布自己是封印使者，自己作为最后一个先知，终结了这个文明的理论创新之路，也彻底堵死了伊斯兰教的改革之路。这个信仰体系所描绘的那个蓝图中，教会是出于核心地位的。教会在其社会体系中的位置非常重要。
（2）古希腊理性文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今生，要依靠外力才能实现。这就是古希腊求知型文明，即逻各斯，哲学文明，从最早的原子论，数学，逻辑学，到现在的科学大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建构的。这个信仰体系中，学院是出于中心地位，最早的学校也是来自这个文明。
（3）印度心灵文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在来世，要依靠个体自身才能实现。这就是古印度解脱型文明，即心灵文明（以修心，冥想为特色），从最早的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到回来的印度教，都是这一文明开出的花朵。在这个信仰体系中，原始婆罗门教产生，后来被印度教继承的那个种姓是其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核心，此时的印度已经由婆罗门教时代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变为上千个。尽管，印度政府已经在1947年废除了种姓制度，但这种诞生在轴心文明时代的观念，和印度教一样顽强，始终是社会的顽疾，无法摆脱。这就如同中国人始终放不下“德治”观念，“道德至上”的观念一样。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种姓仅仅限于印度教所笼罩的人口，印度的伊斯兰教群体没有种姓问题。
（4）中华道德文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今生，要依靠个体自身才能实现。这就是大中华文明，即伦理文明，道德文明。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家思想，分别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到汉代天人合一，到两晋的玄学，到后来的理学、心学，以及当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这一文明在不同时期的演化形态。这个信仰体系有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意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二是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三是几千年以来，道德是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根据，社会秩序的基石，以及对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这个信仰体系的社会载体是家庭。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是中国、大中华地区的文明体系，其最早的形式为发展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后来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以及期间不断与外族的接触与文化融合，形成了今日所知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亦包括众多少数民族文化。
华夏文明的概念可能更早。华夏文明是指华夏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华夏也称“华”、“诸华”，又称“夏”或“诸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意思是说无论是中原地区的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都对周武王表示顺从。其中的“华夏”是指汉族的前身。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明遗址。根据史书记载，华夏部落是黄河流域（河南一带）的最早居民，华夏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地湾文化（甘肃天水一带）和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一带）。
相比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包括希伯来宗教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6000年（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包括古希腊理性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5500年（法尤姆文明）；古印度文明（包括印度心灵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和约公元前1000年（恒河流域），只有华夏文明是延续不断至今的，而且考古也已经证实，华夏文明拥有8000年文明史（一万年文化史）。但西方国家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不承认8000年华夏文明（只承认3000年华夏文明），只能说明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无论如何，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华夏文明拥有8000年文明史，一万年文化史，是任何人无法抹去的事实存在。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
参见博文：
为什么说美洲大陆是华夏先祖的土地？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36533/202202/17991.html
世界各国最早的书籍列表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36533/202201/4002.html
2，道学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思想
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形成于公元2世纪，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道教思想源于黄帝（黄帝学派託言），道教体系最早创始人是五斗米教（天师道）的张道陵（公元 34 年－公元 156 年，中国成都市；一名张陵，字辅汉，东汉沛国丰县人，被视为正一道的创始者，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徒称他为张道陵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崇拜道家老子（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一说姓老又一说姓利，名耳或贞，字伯阳、外字聃，世人尊称为“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师从商容，于东周春秋时周朝守藏室任柱下史；中国春秋时代思想家，隐居邢台广阳山）为道祖。六朝以后，道教一方面尽量吸收各种外来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道家是一个哲学流派，与当时的儒家、墨家、法家等一样，有着自己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
道学包含两个方面，即哲学流派的“道家”，以及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也就是说，“道家”和“道教”共同组成了“道学”，所以，我们就不难明白，“道学”是研究一切“道”的学科（姑且就叫“学科”吧），而不管它是“道家”之“道”，还是“道教”之“道”。事实上，“道学”除了包含“道家”和“道教”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内丹学”，所谓“内丹学”，就是利用人体自身的“精、气、神”，修炼到超凡入圣之境界的一种高级方术；其二是道学包罗万象，天文、历法、医学、音乐、法律、兵法、经济、管理、太极、养生等等，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思想，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们来列举道学的几个重要方面。
（1）教祖老子与《道德经》
道教奉老子为教祖，把《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以“道”为最根本的信仰，一切教理教义都是由此而衍化产生。道教认为“道”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一切的开始。与道并提的是“德”，即道之在我者就是德，“德”是道之功、道之用、道之现。所以道教规定信徒要“修道养德”，追求与道合一，与自然、社会和谐。因此，道和德就是道教的核心和基本的教义。
道教倡导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身国共治、修己安人”的智慧一直为国人崇尚。随着历史发展，道教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哲学、政治、艺术、医药学、养生学、古化学、天文历算、自然保护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是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不同文化能够彼此尊重、互不冲突的根本保证。弘扬道教文化中“多元和合”的思想，对于解决因宗教文化对立而产生的国际冲突具有现实意义，也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所在。
（2）阴阳学说与科技发展
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区别于哲学，真正传承于《周易》的阴阳学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张天师）及道教信徒尊奉老子为教祖，推崇老子的《道德经》为道教圣经。古往今来所有信仰道家思想的人士都会研读《道德经》。《易经》（周易）先于《道德经》而诞生，而两经又有互通互融之处，所以，道家思想源于易经。不仅如此，诸子百家思想亦皆源于易经。其中，尤其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同样源于易经。
周易是华夏民族的瑰宝，是在我们民族发展期的文化典籍，试图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了解天地人的变化，了解事件未来发展的方向，以辩证的心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之后的先贤不断丰富，利用到我们的社会与科学发展中，包括医学、文学、传统科学、哲学、宗教等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
李约瑟（CH，FRS，FBA，原文名诺尔·约瑟夫·泰伦斯·蒙哥马利·尼德汉，汉名李约瑟，生于英国英格兰伦敦，生物化学家、汉学家）主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共包括七卷三十多册，他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他进而认为，“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比如，阴阳哲理自身具有三个特点：统一、对立和互化。在思维上它是算筹（算数）和占卜（逻辑）不可分割的玄节点。自然界中生物的基因，人工智能中的二进制都充分彰显了阴阳的生命力。又比如，道生万物的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宇宙诞生的本质也就是说物质是从物理定律中诞生的，在诞生之前，什么也没有唯一有的是道，也就是物理定律。这一点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进行了具象化的描述。
道教中产生的诸多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和技术，不仅对中国古代科技作出重大贡献，而且还曾向外传播，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道教曾传入印度，对印度密教及炼丹术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为印度古代化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第二，道教通过阿拉伯文化圈传至西方，对近代化学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上两个方向的传播过程在中西交通史和中西文明兴衰史上写下了令人深思的历史篇章，需要学界对此进行重点研究，还原中西交通史上的某些精彩图景。
（3）道家思想与国家治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众多的早期文明中，是唯一能够持续下来且有着连续性可信记录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受了连续性的长期自然与社会挑战的文明，那么这其中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演化出了众多治理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以其历史的悠久性、思想的博大与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思想。道家起源于中华文明，同时也孕育了中华文明，诸子百家也好，以及后续的诸如佛家等外来思想，皆离不开道家而独立存在，或者要借助道家的思想融合和传播。
在中国的治理思想中，道家思想毫无疑问是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家不同于以神仙方术为核心的道教，而是以自然、宇宙、社会、万物有序、演化、无为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完整的华夏原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干，儒、法、墨等诸子百家皆根源于道家，而中国化的佛教，也是佛道两家相互融合的结果。通观中国历史，凡是以道家为核心治理思想的时代，皆隐隐有一种人民安乐、百业兴盛、社会谐和的繁胜景象。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核心内核，就要理解道家的治理思想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与治理体系中起到了最核心的价值伦理规范与个体行为指导作用的。而道家的治理思想，在当前与未来的人类治理体系完善中，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与指引作用。
《道德经》第八十章描绘到“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心中的“理想国”。老子的“理想国”虽无法实现，但其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身和谐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这也是老子的“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思想对于社会形态与人民生活的一种反映。当今时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环境污染，人类面临种种危机。如果以老子的眼光来看，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与危机，最根本的是人类违反了自然之道，失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要想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老子的思想是一剂良药。
（4）道法自然与国家法律
道祖老子以先哲的睿智提出了“道”、“德”、“自然”、“无为”等诸多的哲学概念。形成了一整套完美无比的、可修可证的道学理论体系。“道法自然”是道德经的核心，是道学理论的机要。道教是宗教，道学是哲学，而且并不与儒学对立。道教中既有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思想，又有儒家推荐四书五经中《周易》的方法。
道教主张“慈爱、和同”，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要彼此尊重、相互理解、和谐共存。在关注社会方面，道教提出了“济世利人”的思想，要求世人：乐人之吉，悯人之苦，救人之危，赈人之急，慈悲众生，关爱他人。这是一种大爱，是道教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黄帝四经》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由道生法，以法治国，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和蔑视法律。
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性论之思想，是今日中国倡导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样，道教作为中国固有的宗教，其在宗仰黄老道家思想为根本的基础上，融摄了儒、墨、法等诸家某些人性思想成分，在形成一整套宗教义理体系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律法架构。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含义：一曰“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万物生长，生机盎然，精彩纷呈，丰富多样，唯其丰富多样，方蔚为大观。二曰“自然律”，自然而然，本来如是，天地不失其位，四季自然更替，动物繁衍生息，植物自然流香，万物各有其性，无不顺天而生，只有顺应自然，方能得道而行。万法归宗，内涵深广。万法，可理解为万千法门，条条门径，径径通达；归宗，可理解为种种法门，归元不二，如百川归海，终归一宗。
西方法律两个来源，在古希腊人那里，法律来自自然，来自规律；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法律来自上帝或真主意志。这两种终极标准决定了中西两种极端形态，中国是个泛道德主义社会，西方是个泛法律主义社会。对于社会冲突，潜意识的选择，差异极大，一个首先归于道德问题，一个首先归于法律问题。“道”法自然，法治乃人事或人文的事业，更需“法自然”。国家的立法、执法及司法都须遵守自然之道。符合自然之道的法治是以全民福祉为依归，体现公平、正义；不仅实现实体公平，而且体现程序正义，符合法律的道德性与进步的价值观，实现“良法之治”。
（5）道学与心理学
道教从哲学、人生修养、仙学的角度来探讨心理学的奥秘，其中包含的心理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道教的“神”、“性”、“心”等概念，实指心理而言，其性命之学包括两个方面，性指人的心理活动而言，命指人的生理活动。修命的目的是实现生命的无限延长。而性、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性是命的主宰，命是性的基础。所以性命必须双修，即将心理与生理活动统一起来，在身心统一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长生的目标。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道教认为：“形者神之宅，神者形之用”、“养生先养性”正是认识到心理对生理的作用。内丹学强调先炼已，也即炼心，控制自己的精神意识活动，充分说明道教的所有学说都是在形神统一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
道教认为，一切过度的精神情态活动都足以导致疾病，而且是百病之源。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云：“将盈嗜欲，长好恶，同性命之情病矣”，《云笈七签》：“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则心安，心荡则形伤，将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与养神则自安于内，清虚栖心则不诱于外也。”明确指出疾病可以是内源性的，即心理活动的失调。道教提倡用各种养生修炼的手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这是现代心理医学的滥觞。其中，道教音乐是道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具有烘托、渲染宗教气氛，增强信仰者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对神仙的崇敬，同时，也对心理学中的“乐理”与“药理”的天然融合，从而大大提升了音乐学科的品性、地位与功能，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学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世界音乐学与心理学的巨大贡献。
中国人的个人对整个环境的存在都是采取协调、和谐的态度，尽量控制一些突发的感情，在对宇宙或自然的态度上，中国人表现的是“乐天知命”的观念，整个宇宙是处于一种均衡、和谐、协调的状态，人要顺乎宇宙自然运行的法则，以便维持整体的均衡与和谐。因此做人要尽其本分、刻苦、耐劳、勤俭，说到这样的地步则是“尽了人事”。虽然在具体的事物上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是受儒家思想支配的，而在世俗层面上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甚至对立的儒家和道家在涉及到人生观、宇宙观等问题，以及超越性理想上，儒家和道家却是一致的。最后的目标都是和一个超越性的原始性神秘客体（“天”）和而为一。
（6）《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后人尊称为孙子、兵圣、东方兵圣；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山东、苏州等地尚有祀奉孙武的庙宇兵圣庙）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千百年来享有盛誉，被称为“兵家圣典”。其思想体系之博大精深固不待言，而放眼古今中外军事斗争之成败，无一不与其言相符相合。兵法十三篇独具匠心的提出了许多观点，不仅有益于当时，亦是万世不易之法则。同样，十三篇中一些兵家常用名词术语的产生，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也为后世的言兵者们所继承下来，并成为中华兵学的独特之处。例如：先后、主客、奇正、虚实等等。这些名词术语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华兵学的进步，同时也与其他诸子学说产生了共鸣，它们的产生既是对往古军事作战成果的研究总结，更是直接来源于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最高峰——道家思想。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提出了一个观点“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他指出了世间万物都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性质，这是其矛盾之处。然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存在，这种辩证法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性。在《道德经》的第四十章，老子更是进一步的提出“反者道之动”这一概念，告诉我们对立的双方都遵循着相互推动、彼此转化这一规律，深刻的指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方向。道家的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称之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而用《易•系辞上》的一句话加以总结，即“一阴一阳之谓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当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发现了《孙子兵法》在战略思维、战略价值观上的重要启发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战略家再一次“重新发现”了孙子，西方主要国家对孙子思想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价值重新显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理论家指出，“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理论家孙子的著作，无疑大有益处”。60年代初，英国战功卓著的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曾对毛泽东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
（7）《周易》与国民经济
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受《周易》影响较大，因为在四书五经之中，易经为群经之首。《周易》与国民经济的密切关系，可以从当时的当代的国家富有程度来反应。汉朝时，中国占全球财富26％的地位。与当时罗马帝国称霸东西，是世界东方的经济中心。唐朝时期，中国古代封建史最高峰，占世界GDP比重：58%，看看当时其它国家水平就知道唐朝的强大，第二名东罗马帝国占世界GDP比重：9% 。宋朝：整个宋朝占世界的GDP的60%，这是中国占世界GDP比例最高峰。据统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外贸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1/4-1/3。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当今，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再次冲向世界经济的天花板买进。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判断机制似乎总是处于“失灵”状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竞相出现，几乎每隔5-10年，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就会卷土重来，期间还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有些学者甚至以此为生。某美国华裔学者在2001年、2011年和2015年三次发文（或出书），预测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中国的增长模式跟课本里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是不一样的。外界还没见过中国这样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模式。一些西方人认为，如果不符合历史常规，那肯定是有问题的，甚至还把中国经济模式与前苏联的联系起来。
其实，西方对中国增长模式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只知道政府跟市场都起作用，而且以政府作用为主。西方主流媒体认为，只要有政府参与，除非是提供公共设施，不然，肯定就会有问题，或者效率很低，或者出现大量资产错配，然后引发金融系统风险。他们极少了解中国经济中更细微的机制、系统、经济结构，以及其中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经济特征，都有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周易》）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可观。在和平环境下，中国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甚至经济体量遥遥领先于其它经济体都没有什么悬念。比较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这四大宗教覆盖面较广的国家和地区，发现除了基督教之外，其它三大教覆盖面较广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科技实力均不强，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优势非常明显。
由此可见，知识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时代，但很多人不知道：给我们带来这场革命的巨大影响，它是从中国古代的伟大经典《易经》带来的好处。《周易》不仅是中国企业文化与经济增长的源头，更是解决国民经济诸多问题与发展方向的秘诀！
（8）道医与中医
道医，形成于上古时期。它是上至道家，下至宫观大德道士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累积，道医是以《道德经》中的“道”和《黄帝内经》为基本理论及阴阳五行学说为辨证施治手段，以形神兼治为手段的医学及发展出来的“道医学”流派。道医是道教在以医传教的宗教活动和追求长生成仙的修炼过程中，通过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和体悟，形成的一套具有宗教色彩或民俗文化性质的心身医学体系。而中医，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黄帝内经》及阴阳五行学说为辨证施治手段。
道医，古代称“大医”。道医的内容十分丰富，以现代中医学为参照，将道医区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第一层面，形治部分，道医在治病防疾过程中，善于运用传统医学本草汤液、方剂（各种丸散膏）及针灸手段，这与中医学内容大致相同。第二层面，养生部分，包括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等项，是道医学最具有特色的部分。第三层面，即神治部分，其内容包括道、德、符、占、签、咒、斋、祭祀、祈祷等，这一部分与人的信仰、品德、民间疗法有很密切的关系，包括在戒律、伦理和他力的范围之内。道医发展的根本特征是援道入医与援医入道。昭示了医道同源，医道一体与医道互补的道家医学传统，涤荡道医学着修养生命、济世利民的情怀。历史的道医名家有很多，如张道陵、孙思邈、杜光庭、张伯端等。代表著作有很多，如《广成先生玉函经》、《石药尔雅》、《韩氏医通》、《海药本草》等。
《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的定义，故令有所属的话，就是有道的医。首先，道医源自上古，传于黄帝，是以道教理论为基础，以道教思想为指导，流传于道教内部的，而且有严格的师承，向不外传的医术。其内容包含：丹道、祝由、符咒、法术等，也包含世传中医的理论，是世传中医的母体。其次，道医是以三界为基准，所涉及的内容既有中医的人体运行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有人与鬼祟邪魅等的关系，以及前世今生的关系等。抛开摒弃鬼祟邪魅与五毒炼丹等内容不谈，在传统西医逐渐呈现出治病理念的方向性错误的当今，道医、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也许是医学的天花板，高出传统西医数个维度。我们拭目以待。
（9）天文历法与24节气
道教素有夜观星象的传统。道门中人为什么会热衷于天文之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先秦道家遗风之影响，天人合一、身国同治的思维模式，天体的崇拜与敬畏，求道证道的需要。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建构，道教各种内丹养生修仙方术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道门中人掌握一定的天文学知识。换句话说，道门人士出于建构道教神学理论体系、发展完善各种内外丹养生修仙方术的目的，也必须仰观天文，致力于天文观测。道教神仙谱系的建立是以天体宇宙的模型为基本构架的，道教宇宙论认为宇宙演化经历了混元、空洞、混沌、混洞、劫运几个阶段，逐步形成道教32天、36天宇宙天层结构，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不断建构和完善，最终促成了道教多层次、全方位梯级神仙谱系的建立和完善。
而道教天层结构模型的建构离不开天文学知识。道教神学信仰和思想需要通过一定的科仪形式来表达。宗教仪式是宗教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名目繁多的道教仪式实施中，道教徒沟通了人与神鬼的关系，寄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感情，满足了自己的信仰和心理需求。道教科仪的实施，特别是醮坛的设计、步罡踏斗之类的科仪程式的编排，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宇宙知识。早期天师道教区组织建设24治、28八治的设置，也运用了24节气和28宿等天文知识，张道陵、张衡、张鲁一系的天师道以28星宿为模型框架，将教区分别与28星宿一一对应起来，形成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教区系统。总之，道门出于星占的宗教政治诉求和延年益寿需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从而形成了夜观星象的传统。
中国早期历法是依据天象制订的。中国古代的历法学是在天文学与观象授时的密切配合下发展起来的，天文史也是一部历法史。中国古代最早的历法，按司马迁《史记·历书》的记载，始于道教所崇奉的黄帝。太史公以为神农以前太古远了，无法稽考，正是黄帝考定星历，于是有了历法。中国的历法是否自黄帝，有待进一步考证。但道教重视历法，道门中人与中国古代历法关系密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4节气”作为古代的天文气象历法，是在古人长期观察天象和物候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秦汉时代人们是用观测日晷和星象等方法来确定节气的。但有时候实际气候的变化和天文的变化并不完全一致，这就需要用其它办法来校正，以便尽可能准确地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东汉顺帝时，张道陵在四川创立了道教，世称“五斗米道”，当时曾经实行过自创的历法。天师以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备治，合前28宿也。星宿治随天立历，运设教劫。这里所说的“随天立历”显然与制历有关。具体说来，是将28宿与24气配合起来计月计日。这种历法以立春为岁首，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90日。每月两个节气，12个月共24节气。道教之所以重视节气，是因为节气代表了“天之气”，这固然与个人修炼有关，但更与24节气在民间的广泛使用有关。五斗米道作为一个很有势力的民间宗教群体，并一度成为农民政权依以建立的精神支柱，它依据民间广泛流行的24节气来制订历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道历为现代道教所使用的历法，以黄帝纪元（格里历前2697年）开始计算，其余月份安排等与农历相同。不仅如此，道教还注重养生，发展了24节气的养生原则以及12时辰的养生法则。道教养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理论为指导，利用各种方法对人的身体与精神各个方面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进行调养和提升。这种养生方法，在治未病与天地合的健康理念方面，远远高于西方传统健身方法。
（10）太极与《太极图》
古代修道者，以太极哲学理论为指导，用意识与动作，去模拟演示宇宙规律变化，达到心境与体质的质变，从而益寿延年。修炼过程中模拟太极变化的炼形动作，是太极丹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极拳与道教渊源颇深，“太极”这个词最早出自《庄子·大宗师》，《周易·系辞》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宋代道士陈抟进一步将其演化为《太极图》。简单地说，太极是指道家认为的宇宙最初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按照道教内部的传说，太极拳发源于湖北武当山，由道教全真派祖师张三丰创立。太极拳主要以养生保健为主，附以搏击防身，即所谓“欲天下豪杰延年益寿，不徒作技艺之末也”。北少林、南武当，太极拳作为道教武术的代表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晚清著名拳师“杨无敌”杨露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极门是宗儒家《易》理太极动静，道家《老子》之无为自然，融合发展而成的一门道行性修为功派，为道门无为大宗法之代表，属道门五密大法之一。今据历代所承《法本》所载，且具史载有著述引录之人物，当推陈人亢仓子，梁人陶弘景。后于陈希夷前后相继发挥了太极动静阴阳至理，以及两仪、四象、八卦等变化之道，基本上完备太极理法，而太极门实践修为，即三功九秘之法亦日趋完善，并克成大证。此后，以无为自然为宗旨的气功修为便日益发展，两相结合并发展了太极理说，逐渐形成为五秘之一《道家·太极门》系统功法。太极拳是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集颐养性情、强身健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结合易学的阴阳五行之变化、中医经络学、古代导引术和吐纳术的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实际上，太极，不是单一的功法或拳法，而是一种思想和理论，一种哲学。太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这一哲学思想贯穿于中华文化、艺术、医学、农商、处事为人等等，也是当今复杂的全球化世界，解决诸多复杂事件的一个法宝。
太极最早出自《庄子》。《太极图》据说是宋朝道士陈抟所传出，原叫《无极图》。陈抟是五代至宋初的一位道士，对内丹术和易学都有很深造诣。据史书记载，陈抟曾将《先天图》、《太极图》以及《河图》、《洛书》传给其学生种放，种放以之分别传与穆修、李溉等人，后来穆修将《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写了《太极图说》加以解释。现在我们看到的太极图， 就是周敦颐所传的。周敦颐一方面，从陈抟派易学那里吸收了太极图式说，给与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汉唐以来义理学派的传统，成为宋明道学家解易的先驱。
（11）礼仪之邦
植根于素有“礼仪之邦”盛誉的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道教，其礼仪相当完备且非常讲究。道教礼仪是道士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规范。其与戒律所不同之处是，戒律是用条文明确下来，违者必罚。而礼仪则是道士最起码的举止规范，违者则视为品行不端，属于道教仪范部分。道教的礼仪内容很复杂，小到日常称呼，大到出入行走。凡事都有一定的礼仪，同时，一个修道或奉道者的外在礼仪风范也是其道德修养的体现。
道教自创立后，在形成自己独特的礼仪形象时，承继了道家和吸收了儒家以及中国传统礼仪的一些礼节，结合道教的实际情况，在对道士的衣食、住行、视听、称谓、斋坛等众多方面的外在形象进行规范化，使其从言语、服饰、出入、饮食、诵听、斋醮等方面有别于观外俗人，约束道士清心修道，超越凡尘。从当今国家层面的政治经贸文化的大型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礼仪（比如拱手礼）已经开始重新兴起，虽然与新冠疫情保持社交距离的原则有一定关联。
道教礼仪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礼即是礼节，仪即是仪式。也就是说，道教用特有的礼节的形式规范道士行为的一种仪范，是区别于俗人的具体行为仪式。由于古代人们对于一些奇怪自然现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对自然的敬畏，同时又依赖于自然的给予，于是古代人们就认为这是神灵在主宰的世界，对其产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并产生了很多民间节日。这些节日及其相关的风俗习惯与道教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是源于道教的传说，甚至纯粹是道教节日。列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从中不难发现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春节、元宵节、花朝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日益强大，以及华人在全球各地的定居，并为当地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亚洲各国，以及全球主要国家，多多少少都在逐渐被这些中国传统节日所影响。
（12）汉服与华服
章服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着我华夏衣裳，兴我礼仪之邦。汉服（又称华服），是中华汉民族的传统服饰，相传为黄帝所创。据说黄帝见九天神仙所着衣裳，便效法仙人以演华夏衣冠。道教道袍，则是指道教徒平日所着的服饰，而道教徒举行传统的科仪斋醮所着的法袍也被归如道教道服的概念之中。《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中国者，居天地之中，得天地之正气，其人形貌正，音声正。其教也不异言，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是无翻译假托之辞也。不异服，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所服者黄帝之衣冠，是以有黄冠之称也。”由此可见汉服与道教道服之间的关联所在，本是一体同源。然而汉服和道教道服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其关键所在，也如同《道书援神契》说“后世孔子徒之服随国俗变，老子徒之服不与俗移。故今之道士服，类古之儒服也。”
早期的汉服制度，常服中以素雅为主，而后魏晋时期儒仕受“重玄之道”的影响，便在传统的汉服上加入了“道教风”的元素，这使得魏晋时期汉服特色具有灵动性、飘逸性。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 ，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各地的部分民族如中国琉球（日本占）、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蒙古、不丹、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缅甸、泰国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3，最后的话：道学的未来是智慧的集成
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566年4月7日－635年6月25日；618年6月18日－626年9月4日在位）尊老子为先祖，而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将道教推向顶峰。从元中后期起，道教就开始江河日下了。原因有三：其一，1258年，在元大都的“道理”和“佛法”的辩论中，道教因理论的匮乏，不敌外来佛教；其二，道教在道理、教义、哲理、斋醮仪式方面停滞不前，没有创新发展；其三，道教的传统教义在实践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正理和谬论并重，有时相互矛盾，形成悖论。但是，道学不是道教。
中华文明的根源在于道学。现代人往往惊叹于中国古人惊人的科学，比如天文学、数学、建筑学、医学、心理学、音乐学，以及兵法、历法、律法等等，这个是令爱因斯坦也费解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诞生类似古代希腊一般的逻辑学，但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和世界怎么会产生那么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认知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方式。爱因斯坦思维敏捷深邃，思路广泛无所不及，他曾研究过《易经》，他知道科学是有局限的，在他的日记里曾三次提到《易经》。钱学森说：“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由此可见，道学，它将会现代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到这里，有人会抬杠：既然道学思想如此厉害，为什么近几百年几乎衰败了呢？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什么起色？还指望未来有什么伟大贡献？首先回答，一个智慧文明的发展与生存的基本源动力，是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广与维护。近几百年，政府推崇的是儒学思想，以及其它文化思想。要想恢复道学思想，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再者，国家与国际的大环境，这个智慧文明是否刚好符合这个智慧文明的发展与生存时期。你看看大不列颠大英帝国，曾经的不可一世，现在沦为二流国家，只剩下英语在全球残喘了。那么，道学何以再次伟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无我是宇宙天道的本质，天性是宇宙本质在人体身上的再现。天理即天道，天地之性、宇宙本质也；良知即本性，天命之性、生命本质也。性与天是形而上，超越一切现象，自然也超越一切逻辑、言语、思维和意识。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充满战争、杀戮、邪恶、掠夺、谎言、欺骗、监听的时代，就连疫情期间的防疫口罩也要强抢明霸的低级社会，只有一种思想才能让一切恢复平静，这就是天道。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则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偏离天道。即使是当今美国，也开始步英国之后尘。
当今的道学，一直在与时俱进，不仅吸纳了儒学、佛学，以及其它国内外学派的一些主流思想，还在发展与创新的路上有着自己独到的崭新思想。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生”就是创生，就是创造。老子揭示了“道”是创生之本，创造之源，创造之境。“道”最具原创性，它可生一、生二、生三乃至万物。“道”何以能“生万物”？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家对文明的省察，最可贵的洞见，即在于揭示一切人文的制作，均必须归本于天、地、人、我此一共振和谐的造化秩序。
当然，华夏文明不是只有道学，华夏文明包括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道学、儒学、佛学，以及诸多学术思想，都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思想！华夏文明是由一代代先人不断积累完善的文明。在没有外来文明刺激的情况下，华夏民族根据实际需要，凭借自身的智慧来逐渐完善完善；在有外来文明刺激的情况下，华夏文明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也可以借外来文明的刺激而发现华夏文明原本的不足，在保持华夏文明特性的基础上，借鉴外来文明的智慧加快自我完善。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外来文明反而被华夏文明改造（汉化与中国化），而华夏文明则在自我完善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才是人类未来社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