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观察丨勒庞、“大置换”与法国极右的秘密起源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季乐迦
时间调回差不多九年前，在巴黎圣母院尚未失火的2013年5月，多米尼克·维纳（Dominique Venner）在圣母院的教堂圣坛上留下一封信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枪自杀。当时，和如今一样一直在追求总统大位而不得的马琳娜·勒庞很快对维纳表示了敬意，她在推特上写道：“向多米尼克·温纳致敬，试图唤醒法国人民是他最后的杰出政治行动。”而她所纪念的维纳，是法国极右翼的活跃人物，其在最后的博客中写道：“法国很可能落入伊斯兰主义者之手……（反对同性婚姻）的斗争不能局限于反对同性婚姻……而应该是法国和欧洲人口的“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一种对未来更具灾难性的危险。”他选择自杀来唤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反对移民，而非去纠缠同性婚姻合法化之类的自由主义主张。
维纳所引述的“大置换”是一个极右派的阴谋论，指的是外来移民过高的生育率正在取代真正的白人欧洲人，其思想源头来自于法国的“新右翼”运动，一支虽然已经发展多年但仍然只是地下潜流的极右思潮。他的自杀也并未掀起他所希望的社会大讨论，更多的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反对同性婚姻的激进疯子。毕竟那是2013年，进步主义看起来势不可挡，勒庞依然在挣扎着试图打入主流，在前一年的选举中只敢主推反对全球化，而不敢过多利用自己父亲创立的“国民阵线”多年来主打的反移民议题。
然而到了2022年，维纳的主张已经成为了主流议题。马琳娜·勒庞早已肆无忌惮地抨击移民对法国文化的侵蚀，声称“一种超越单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旨在使文化标准化，鼓励游牧主义，使背井离乡的人们从一个大陆永久地迁移到另一个大陆，使他们变得可以相互替换（interchangeable），而且从本质上，使他们变得无名（anonymous）”。勒庞不是在抨击市场的全球化，更多是在借用多元主义反击普世主义。勒庞所试图煽动的恐惧根植于极右的个人主义：在大众政治时代，个人特色会被抹消，人会变得不可辨别，丧失自我。而新右翼把这种恐惧嫁接到民族上，试图以保护民族和个人的“不可替代性”来拒绝任何移民。而“大替代”就是这种恐惧的一种典型表达。
相比勒庞的语焉不详，另一个极右候选人泽穆尔，以及传统中右翼的候选人佩克雷斯甚至都直接使用了“大置换”来向选民说明外来移民的威胁。泽穆尔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大置换’并与移民作斗争”，佩克雷斯则说，“10年后，我们还会是世界第七大国吗？我们会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美国的附属国、中国的贸易站？我们的国家将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大降级’还是‘大置换’，都并非不可避免的。”这也代表了原本只属于极右的阴谋论已经登堂入室，被纳入主流中右政党的讨论空间。
不过即便勒庞刻意与“大置换”维持距离，作为素来以反移民著称的极右代表人，其高票败选还是可以说明敌视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已经进入超过40%的法国选民的可接受范畴。
一些媒体、观察者曾说，勒庞正在主流化，主动远离一些中间派无法接受的主张，例如他父亲就因为反犹、亲纳粹言论于2015年被她开除出党。从父辈七十年代创立的“国民阵线”到今天的“国民联盟”，勒庞家的右翼信仰虽然一脉相承，却绝非一成不变，其折射的是法国极右翼逐渐摆脱法西斯主义影响，脱离了二战后长期的边缘化地位。而推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在整整六十年前结束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和老勒庞同时代的“新右翼”学派。
当“大置换”这样源于极右边缘的词汇都能大行其道时，那个向玷污圣坛者致敬的勒庞，还有必要继续粉饰自己吗？
帝国崩溃，右翼凋敝
2022年4月24日，马琳娜·勒庞第三次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落败，也是她的家族第八次落选，但日渐稳固的得票基本盘也如她的败选演讲所言，“输中有赢”。从和她反目的父亲让-马力·勒庞开始，“勒庞”这个姓在法国就是“极右”的代名词。
老勒庞的确算得上是法国的老资格右翼人物。他出生于1928年，几乎参与了法国二战后的每一场重大战争：越南反法抗战、苏伊士运河危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也亲历了法兰西帝国逐渐瓦解的历史过程。而其中，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整个战后法国史中最重要的一段，不仅仅终结了第四共和国，更为第五共和国的极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新右翼”和“国民阵线”都源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带来的混乱。
阿尔及利亚从19世纪三十年代被法国吞并后，长期被法国视为“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拥有和其它殖民地不同的特殊地位。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不但被法国殖民政府夺走土地，还无法获得和欧裔（俗称“黑脚”）同等的权利，长期居于次等公民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渐酝酿出寻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从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颁布独立宣言开始，阿尔及利亚局势不断升级，双方都组织了民兵对民众发动攻击，血腥冲突不断。在丢失了法属印度支那后，法国政府更难以接受又一个主要殖民地独立，不断加大镇压力度，动用了包括酷刑虐待等手段，仍无法阻止FLN从数百人成长为一个拥有数十万游击战士的成熟组织。
1958年，认为政府支持前线不力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政变，逼迫中央政府交出政权，将戴高乐扶上总统宝座，终结了议会制的第四共和国。“青年民族”则在同年因为涉嫌参与政变和在议会大楼安装炸弹而被注销。然而戴高乐在国内外越来越大的反对浪潮中，并没有按照军方的预计采取更加强硬的镇压手段，而是于1959年宣布将以公投形式决定阿尔及利亚前途。戴高乐意识到，法国不可能既不给予穆斯林平等待遇，又不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前者又将让法国本土无力阻挡穆斯林移民。实际上，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戴高乐此时做出的决定在今天看来与特朗普无比相似，通过收缩海外力量换取民族本土的利益，即便这意味着一个跨大洲的帝国本身将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当时的军队和右翼看来，戴高乐“背叛”了他们，形形色色的右翼组织开始和戴高乐作对，其中就有1958年后重组的“青年民族”。不满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倾倾向，一些民族主义学生和原“青年民族”成员1960年重新组织了“民族主义学生联合会”，维纳和日后成为新右翼代表人物的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人是其主要组织者，日后“国民阵线”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杜普拉特（Francois Duprat）也名列其中。他们反思了在“青年民族”时期的无效暴力，提出要在学校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先实现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同年，一些试图阻止戴高乐的学生领袖和极端分子发起了“街垒之周”，想要再次联合军队推翻戴高乐，但他们错判了形势，被依旧忠于戴高乐的军队挫败。后来被释放的学生领袖与拒绝放弃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军人组成了臭名昭著的“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Armee Secrete，OAS），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发动大量恐袭、爆炸、刺杀，造成数千人伤亡，其刺杀对象甚至包括戴高乐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哲学家萨特。而一批反对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政客组建了“法属阿尔及利亚国民阵线”，其创建者不仅有老勒庞，还有曾在维希政府任职部长、也曾参与“青年民族”的让-路易·提克西埃-韦尼昂库（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即日后的极右派总统候选人。面对这些倒戈一击的昔日支持者，戴高乐毫不犹豫地全部予以取缔，并且将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捉拿归案，事实上给法国右翼运动造成了沉重打击，维纳因为参与“秘密军事组织”被判以18个月徒刑，老勒庞还在1962年选举中败给了戴高乐主义者。
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尔及利亚改变了法国右翼的政治焦点。在二战前，法国右翼的特征是反犹主义、天主教至上、反共和主义和针对德国的复仇主义，例如19世纪末期形成的“法兰西行动”和“火十字团”。而当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后，法国右翼开始法西斯化，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大众动员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维希法国时期，菲利佩·贝当把各路极右拼贴在一起搞出了“民族革命”这样的缝合概念，以“劳动、家族、祖国”为口号，推行独裁，实质上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而成为了极右的政治试验场。原本反德的极右分子为了借贝当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纷纷加入这个傀儡政府，反而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合作者，这使得法国的极右运动即便在战后也难以和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法西斯主义完全脱离干系，疏远了本应是自己核心支持者的法国民族主义者。
阿尔及利亚成为了战后右翼的警钟兼强心针——突然，帝国遗产不可逆转地被抛弃了，扩张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直接被宣判死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契合反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观，“法国本土”开始完完整整地作为一元、同质的民族国家模型。而阿尔及利亚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阿拉伯地区）和其主体人群（穆斯林），为极右开辟了未来的战场：捍卫民族身份、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移民。战争失败和此后的社会混乱则成为了世风日下、民族衰败的有力论据，吸引了新的选民。
可以说，正是在法兰西帝国瓦解的戴高乐时代，法国极右翻开了新篇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是在右翼全面失败的背景下，法国极右开始寻找新出路。戴高乐“背叛”右翼，落下重拳使极右组织被迫开枝散叶之余，也使极端的右翼势力更加团结。极右开始出现了两个“新”，一个是“新右翼”学派（Nouvelle Droite），代表极右开始孵化文化转向的新战法——到头来，夺权还是要向左派学习；另一个是“新秩序”（Order Nouveau）运动，标志极右中的主流逐渐从反对议会政治的暴力团转向了议会政治，孕育了日后的“国民阵线”。
维纳1962年出狱后发表了一篇宣言，为新的右翼运动奠定了未来的意识形态基调。他在文中痛陈右派势力不够团结、没有主轴，并呼吁用新的原则来指导运动。他号召民族主义运动以左派革命运动为榜样，寻找属于自己的“列宁”，建立强力、长期、有原则的组织，去渗透、宣传，弥合“国民”（nationals）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ts）之间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西多斯或老勒庞等等法兰西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主张的是“欧罗巴民族主义”，也就是视欧洲为一个多民族的整体，由各国民族主义者推翻美国和苏联施加的欧洲秩序，“它的统一将建立在每个民族都打算捍卫的国家现实之上：历史中的共同体、原初的文化、对土地的拥护。”他认为欧洲独特的文化“综合了精神抱负和物质需要”，令欧洲人天然地成为人类的组织者，并将为不发达民族带来秩序。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行动”（Europe-Action），开始推出一系列更新的极右理论，其中就包括一种伪科学的“生物现实主义”，在当时特立独行地反对阿尔及利亚移民，以避免法国的白人种族基础被有色人种淹没。他们声称“种族混合只不过是一种缓慢的种族灭绝”，明目张胆地支持种族隔离和阶级优生学。事实上尽管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欧洲行动”的主张为却极右提供了一个反帝国、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理论，既能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现实，又在种族和文化上重新定义了法国民族身份的边界。
德·贝努瓦在维纳的影响下，再加上目睹极右政党在整个六十年代连续铩羽而归后，也开始进一步反思盲目的行动主义，转向所谓“元政治”，寻求建立知识分子的先锋组织，为极右的政治活动输送思想弹药。到1968年，他和维纳等人在“欧洲行动”的基础上，一同成立了“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e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欧洲文明和研究学习小组），来实践他日后总结的“右翼葛兰西主义”——一种掏空葛兰西理论的革命内涵、徒留组织策略的行动方法论，强调通过“文化战争”来对抗法国的自由化和文化多元化。后来创建国民阵线的杜普拉特也并没有忽视文化战线，他通过历史方面的著作来否认犹太大屠杀，为纳粹“洗白”。他对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直言不讳：“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对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建制派（regimistes）垄断人、事实和思想的历史重现。因为历史是一种奇妙的战争工具……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的。”
后来他们这一派极右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新右翼”，深受德国的保守革命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影响，特别是意大利传统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埃沃拉（Julius Evola）晚年的很多思想都能从他们的主张中看出端倪。例如，他们都反对“数字原则”，也就是大众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原则，而主张少数决定多数的精英政治。但他们基本上不再强调传统主义中神秘学的部分，只是继承了对古代欧洲“传统”的本质主义迷信和反对基督教的态度。例如维纳和德·贝努瓦都是新异教主义者，前者认为荷马史诗代表了欧洲真正的传统，“GRECE”的缩写也是向异教时代的希腊致敬。他们认为古代欧洲的传统已经受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全球化、美国霸权等等因素破坏，而他们主张基于文化特色的“族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以保留欧洲的白人文化身份为理由，拒绝移民、拒绝多元主义。他们也主张一种不同于平等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有机民主”，推崇一种自然的等级制社会，肯定其中精英保存文化身份、维护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德·贝努瓦认为，他们不需要在选举上获得胜利，而是应该先征服已经被左翼占领的文化阵地，通过文化上的潜移默化来推动自己的议程。研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曾总结“新右翼”的五点特征：否定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他们所谓的“人权的宗教”；批判“平等主义乌托邦”的批判；颂扬被视为欧洲的“真正宗教”或“印欧传统”的异教；反对“经济至上主义”和自由功利主义；支持激进的种族差异主义。
另一边厢，极右的政治组织逐步重组，和不可一世的戴高乐争夺民族主义的政治代表地位。比如在1963年韦尼昂库打出团结右翼的旗号，试图成为团结各种反戴高乐的极右力量的总统候选人。积累了不少人脉的老勒庞顺理成章地成为韦尼昂库的竞选负责人，并帮助他在全国各地搞起了草根运动，其中不少都是依靠西多斯重新建立的暴力政治组织“西方”（Occident），其成员包括后来的几个法国右翼政府部长以及后来和西多斯分道扬镳的维纳、杜普拉特等人。
然而在1965年的这次选举中韦尼昂库得票仅有5.2%，名列第四，在两年后的议会选举中极右更是大败而归，只拿到了0.1%的票。除了戴高乐获得右翼光谱绝大多数选民青睐外，这也是因为韦尼昂库既缺乏足够的个人魅力，又从一开始就无法平衡自己的极端右翼背景和更为温和的其他传统右翼。一边讨好温和派，一边又不舍得自己的法西斯主张。在数年时间里，法国极右几乎可以说从法国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只剩下“西方”等新法西斯团体依然在制造冲突，而这也并没有给他们的支持率带来任何的提升，反而在1968年广泛的政治暴力浪潮中被官方取缔。其实，在“五月风暴”之后，局势应该很明白了——即便是左派也无法再次通过直接行动夺取政权。
于是，杜普拉特与几个“青年民族”和“秘密军事组织”前成员于1969年成立了“新秩序”。这一运动开始逐渐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极右社团，不但团结了最主要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还吸收了维纳和德·贝努瓦的新理论。他们计划，保留直接行动的同时，向选举政治进发。凭借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积极串联各色右翼人物，此时建立起广大人脉网络的老勒庞早有另起炉灶的心思，于1972年与“新秩序”的骨干成员一同建立了以团结极右翼参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国民阵线”。在GRECE成立后，不少新右翼学者也主动加入了“国民阵线”并进入其中央机构，使新右翼成为国民阵线初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派系之一。也就是从此开始，法国极右有了一个稳定、持续的政治平台。
虽然“国民阵线”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新纳粹、新右翼等等极右派系的“大帐篷”政党，注定从草创开始就无法摆脱内斗，也经历过数次分裂、党争，几乎将老勒庞扫地出门，但最终设法保持了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民阵线”就打出“100万失业人口，100万移民太多了！”“法国和法国人优先！”等口号，类似的口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耳熟能详。新右翼围绕这一议题打造的一系列理论也为“国民阵线”所用，使“国民阵线”可以避免使用最粗暴的种族主义歧视性语言（虽然老勒庞本人的大嘴巴天性，难以遏制不时说漏嘴），而是从文化角度上强调移民造成的“不安全性”。
以2002年意外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为标志，老勒庞创建的“国民阵线”作为法国各色极右派系的老大哥，尽管彼时还会被视为法西斯、甚至“新纳粹”，唤起了难得一见的左右翼大联合，一同帮助希拉克在第二轮以超过八成的得票击败老勒庞。但实际上，此时新右翼的语汇已经逐渐步入主流，“国民阵线”很快也将在马琳娜·勒庞手下开启“去妖魔化”进程。2011年，马琳娜击败了父亲扶持多年的候选人，成为“国民阵线”的新掌舵人，转而专注于经济议题和移民议题，避免触碰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等敏感话题，并最终成为法国政坛最大的反体制候选人。而在2017年败选后，勒庞为了讨好更加中间的保守派，甚至连退出欧盟、欧元区、申根自由旅游区的主张都放弃了，还把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显得更加友好和团结。2021年，她还放弃了党主席的身份，让位给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可2022年的选举中，她的主流化策略反而让自己显得不够具有吸引力。
“大置换”：极右的主流化，还是主流的极右化？
“大置换”这个词组本身来源于雷诺·加缪（Renaud Camus）2012年出版的《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一书，维纳在遗书中也曾提到这个词，并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加缪认为，西方正在被反向殖民，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占领者和西方精英勾结，通过压低欧洲白人的生育率，最终达到取代白人的目的。
某种程度上，这个词的爆火与加缪本人此前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以男同性恋文化标志而著称有关。但这个词和这种焦虑当然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加缪在书中坦承，他的灵感来源有两个：法国作家让·拉斯帕伊（Jean Raspail）1973年写的一部名为《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的小说，和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的“血流成河”演讲，前者描述了西方白人社会在大规模有色人种移民浪潮中被包围，并最终迎来毁灭，后者认为宽松和反歧视的移民法律让外来者在英国扎根，英国人最终会被移民主导，并引发战争。
而在更为根源的意识形态理论当中，这种焦虑也完全不新鲜。在传统主义理论当中，人类处于“末法时代”；“保守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宾格勒认为西方已经走入没落；乃至19世纪末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就曾经描述过类似恐惧。法西斯和纳粹一直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生存焦虑当中，以至于当代白人至上主义口号、那臭名昭著的14词看起来完全就像他们才是住在集中营里一样：“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We must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
新右翼将这种焦虑和出生率与文化身份联系在一起，他们一方面鼓吹个人和族群特征的绝对化，要求每个人、每个族群都绝不相同（也就意味着绝不平等），另一方面将生物性的种族与文化特征绑定，要求每个族群都绝不混杂，以达到文化身份的纯洁。因此新右翼的移民主张就不难总结出来：全部遣返。德·贝努瓦在这方面的论述装作是为了尊重所有文化平等存在的权利，但他非常清楚地表述过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实质上只是一种白人霸权为前提的世界性种族隔离。德·贝努瓦在1999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宣言》当中将这一主张概括为“族群多元主义”，又经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引介进入北美。欧洲的“身份至上主义”和美国的另类右翼都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一种“身份政治”外皮的极右意识形态。
虽然新右翼作为一批学者的统称，并不能说是一个中心化的、有统一立场的运动，但还是有不少共同点。学者塔米尔·巴-昂（Tamir Bar-On）曾总结道，新右翼和埃沃拉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义有着非常接近的观点：“推崇战士道德；把唯意志论作为历史变革的关键；浪漫的、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种族为基础的有机同质社区为理想；目标是取代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制度。”像“大置换”这样的概念就很好地集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而基于这种想象，新右翼一方面生产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内部也有了对政治参与的不同意见，一些人或直接参与“国民阵线”，或和其它极右团体结盟，另一些人则狡猾地远离既有的政党，维持自己虚假的中立性。
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说新右翼像漫画中的超级反派一样，在书房中坐着发功、写书就带来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和右转，就能让数亿人把社会和经济问题归咎于同为受害者的移民、制造出一批新的极端主义分子。毫无疑问，这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当然是社会学的，包括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阶层流动停滞、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移民浪潮、老工业区的逐渐衰落、乃至宗教团体式微带来的合法性真空等等。但是，当政治家、评论员、媒体、大众所使用的语汇如此相似而且都指向一个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而他们又的确是堂而皇之地生产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语汇，我们应当注意自己的语言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污染？小勒庞去妖魔化的其中一点就是少用自己父亲喜欢用的种族主义语言，而经常模仿新右翼的文化批评口径，而新右翼的其中一大策略就是扭曲左派的口号来伪装自己，比如身份政治、多元主义。
再进一步，在这种反文化语汇中，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被不假思索地遗忘了？2017年美国夏洛茨维尔的极右团体大集会中，参与者举着火炬高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问题在于，你们是谁，我们是谁？“置换”（Replacement）的成立需要有两个互不通约的主体和一个固定的地方（place），像铜和铁一样定义分明。然而人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先给自己施加边界，而这就是新右翼“族群多元主义”的语言“伪术”的核心：他们装作尊重每个种族的文化，可是又是谁定义的哪种文化应当属于谁？这种强行赋予的边界不过是一种生产替罪羊的方便手段，更是制造不公的不二法门。新右翼并不是某种邪恶天才或至尊法师，他们生产的语汇也只有在至少部分地切中要害时，才能成为强大的武器。
到了2022年的选举时，不仅中右开始用极右语言，中间派的马克龙也抛出了“伊斯兰分裂主义”，甚至国民阵线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极右代表——马琳娜·勒庞的“去妖魔化”策略反而让很多极右同侪认为她背叛初心，纷纷转投了更加大胆、更加激进的泽穆尔，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外甥女、马里昂·马雷夏尔，她不但拒绝给自己冠上“勒庞”姓氏，还于2017年退党。马雷夏尔作为勒庞家地新一代，代表了一派新的极右力量，他们在接受了新右翼的“身份认同主义”、“民族的欧洲”的同时，却不像维纳和德·贝努瓦样亲异教，而是更加亲近法国的传统宗教天主教。泽穆尔和马琳娜一样都乐于谈论反伊斯兰教，但是他还涉及更多文化议题，例如反同性恋、反堕胎、反女权、反“觉醒主义”等等，更加凸显自己的宗教保守主义，这样让他一度在民调中超过勒庞。泽穆尔当时来势汹汹，以至于勒庞不得不重新声明自己也支持面纱禁令，来重振自己的旧票仓。从当初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青年圈子，到如今再次更新换代，法国极右不断地变换策略，离选举胜利仅一步之遥。如葛兰西所言：“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而同时又不忘却最终的目标：通过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辨清其来源，击败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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