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观察丨布法罗枪击案（上）：极右恐怖分子与其宣言的前世今生

布法罗恐怖袭击的18岁凶手佩顿·根德伦（Payton Gendron）

文｜季乐迦

5月15日在布法罗，18岁的凶手熟练地对准眼前的非裔人群射击，造成了数十人伤亡。又一次奇观化的极右恐怖主义袭击，将恐怖袭击的血腥场面变成了第一视角的射击游戏现场。与其说他是在向自己的偶像新西兰恐袭案犯致敬，不如说是无趣的重复——除了模仿新西兰案中枪械上涂写的类似符号，这个年轻的凶手还大段地复制他的宣言内容，粘贴在自己的宣言里。而在他原创的内容中，他一边连篇累牍地摘抄分子人类学、社会基因学的论文内容来倒推种族主义的合理性，一边在真正需要严肃论证时反而用大量的meme图和表情包形式的虚假信息——基本都是从4chan之类的另类右翼活跃的网站上流传的——来填补自己论证能力的匮乏。或许可以说，对于这个高中年纪的凶犯而言，要理解极右意识形态理论然后再咀嚼反刍出来重组成一篇“宣言”实在是要求过高了，因此当他遭遇说服上的困难时，就转向了一开始说服自己的东西——网络表情包。相较于其他一些恐怖分子的政治宣言，布法罗案犯连“显得严肃”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去指出他意识形态上的幼稚和肤浅，并不是为他袭击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开脱。布法罗案很明显地受到之前数起袭击的影响，依旧是欧美极右恐怖袭击一个新潮流的代表。这说明新一代的白人至上主义极右——或可称“白右”——已经在西方世界形成了相似的意识形态论述和行动模式。

对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绝大多数欧洲极右恐怖分子而言，最重要的并非附着于某一次行动的宣言和信息，而是行动本身。他们往往都是四十岁以下的白人异性恋男性，有意识地通过挑衅发言、政治暴力、乃至刺杀等手段，来加速社会共识的崩溃与分裂。和1960年代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埃沃拉影响的欧洲恐怖分子类似，他们都是加速主义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此外，由于以网络作为极端化的主要阵地，与先前的组织化袭击不同，如今的极右恐怖分子基本都是独狼式袭击，不与既有的极右组织直接关联。与此同时，从2011年挪威袭击案以来的十余年间，这些新的恐袭分子在杀戮无辜平民之余还要发布一份宣言为自己证明正当性，并写明准备袭击的流程以便后来者模仿，这也明显地成为了一种新传统。他们还会自发地相互引用和致敬，形成了一种松散的“烈士”崇拜，并且在极右社群中以meme的方式被“封圣”，鼓舞未来的恐怖分子。有意思的是，虽然理论上受益于欧洲，他们活跃的网络平台大多以美国用户为主、袭击方式从传统的爆炸变为美国常见的大规模枪击、习惯用英语作为宣言语言，很清楚地显示出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

意识形态上，他们大多以缘于法国“新右翼”理论的“族群-民族主义者”（ethno-nationalist）自称，同时，诸如“大置换”、犹太世界秩序、“文化长征”之类的阴谋论从欧洲的边缘极右通过4chan等等网络平台迅速传播，与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传统结合后，现在已经主流化为右翼常用话术，也变成了极端分子杀害无辜的借口。另一方面，原本属于传统政治上偏左的身份证治、性别政治、气候变化、本土文化保护等话题，都被用来包装末日论、种族歧视与隔离等等极右主张，这些极右主张同时在经济上也更多地吸收了反资本主义、反霸权、反全球化等等以前更常见于左翼的观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些“白右”更接近于新纳粹，而非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等右翼光谱上的其他政治派别。

这些极端分子虽然意见上有细节区别，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恐怖袭击来践行加速主义，并渴望通过袭击一举成名。早在新西兰恐袭后，新西兰当局和媒体就通过拒绝直接报道凶手名字来回击他对社会的毒化，然而这也没能阻止他成为布法罗的偶像。在一连串的宣言袭击之后，除了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回答他们是谁、为什么这么做以外，我们还应该要回答两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在说什么？如何避免他们毒化我们？

从大学炸弹客到布法罗：独狼+宣言的回旋镖

在布法罗宣言中，凶手佩顿·根德伦（Payton Gendron）列举了一长串其它极右恐袭者，大多都和他一样留有一份政治宣言。其中2019年新西兰恐袭案的布雷顿·塔兰特是“让他极端化最多”的，而塔兰特则认为2011年挪威恐袭案的布雷维克是自己的榜样，还谎称自己和他有联系。除了两个最著名的恐怖分子之外，还有制造波韦犹太教堂袭击案的约翰·厄恩斯特(John Earnest)、袭击了查尔斯顿黑人教堂的迪伦·鲁夫（Dylan Roof）、乃至德国、挪威，都出现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模仿犯。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自学”而极端化，自称是“种族战士（ethno-soldier）”，一般选取非白人群体进行攻击，并留下一篇政治宣言，包含自己的作案动机、作案手法等信息。比较特别的是，除了这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恐怖袭击，近些年也出现了以2014年的艾里奥特·罗杰（Elliott Roger）为典型的厌女恐怖分子，罗杰当时杀死了自己的舍友然后在大街上随机射击，造成二十人伤亡后自杀。并没有把自己归纳为民族仇杀的恐怖分子烈士，但之前也写了一篇宣言表达对女性的厌恶，后在仇女的“incel”（非自愿独身、“剩男”）社群中成为“圣人”，又产生了很多袭击女性的模仿者。

很多人回溯现在极右恐怖分子的宣言传统都会回溯到布雷维克，但有意思的是，布雷维克其实悄悄地抄袭了美国的“大学炸弹客”（Unabomber）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只不过他把卡钦斯基攻击的对象从黑人和左翼分子改成了穆斯林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反对现代工业技术和社会进步主义的卡钦斯基写道：“我们这个世界的疯狂最广泛的表现之一是左翼（leftism），所以对左翼分子心理的讨论，可以作为对现代社会问题讨论的引子。”而布雷维克改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疯狂最广泛的表现之一就是多元文化主义，所以对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心理进行讨论，可以作为对整个西欧问题讨论的引子。”另一段中，卡钦斯基抨击那些强制推行平权法案的左派是自我感动的伪善者，而非真正的受压迫者，“政治正确的根据地在大学教授中，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薪水，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布雷维克稍作改动：“政治正确的根据地在政府雇员、政客、大学教授、政府广播公司的记者和出版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舒适的薪水，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异性恋欧洲族裔。”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幻想自己属于一个更伟大的组织，卡钦斯基在自己的炸弹上标记“FC”两个字母象征自己幻想的“Freedom Club（自由俱乐部）”，而布雷维克则相信自己属于一个复兴基督教秩序的地下组织“圣殿骑士。

“大学炸弹客”（Unabomber）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

1942年出生于芝加哥的卡钦斯基原本是一个成果斐然的青年数学家，但他1969年突然放弃了自己本有大好前途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工作，到美国中西部的森林中隐居，打算完全放弃现代技术，过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在目睹了商业开发对他隐居地的环境破坏后，他从1978年开始向大学及媒体机构等地点邮寄炸弹作为对美国社会的报复，一直活跃到上世纪九十年代，FBI一直无法确定他的真正身份。1996年，他甚至威胁出版机构必须出版他的《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否则就要寄炸弹把他们也炸了，这也就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个附有政治宣言的独狼恐怖分子。而这如此胆大包天的行为也最终让他的身份败露，被弟弟认出其手笔后，他在自己的林中小屋内被缉拿归案。

即便当时是因出版社受到炸弹威胁而面世，卡钦斯基的宣言并非疯狂之作，并得到当时不少人赞赏，而在被判处终身监禁后，他也还有“著作”继续出版。某种程度上卡钦斯基很像19世纪的卢德分子，他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工人或环境的剥削，却又无法认清技术背后的资本主义动力而归罪于技术本身。卡钦斯基认为工业社会摧毁了个人的能力，使个人不得不依附于超大的组织，而左翼赞同的就是无孔不入、干涉一切的现代社会。他认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秩序，回归与土地的连接。

布雷维克显然非常认可卡钦斯基，特别是他居然能够强迫公众接受自己的政治宣言。布雷维克认为自己的袭击本质上是对自己意识形态的“营销”行动，他把自己的袭击称为“这本书真正的营销活动”，还说“所有抵抗战士都要学习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基础知识，这是很重要的。“对他来说，袭击本身只是这篇宣言的副产品，真正的信息都已经蕴含在书中。然而，很难说有谁看得下去他这一套一千多页的长篇大论。

在信息的传达上，塔兰特比他精明了许多。虽然模仿了布雷维克的自问自答形式、自我解释和行动指南，但他的宣言只有八十余页，还针对保守主义者等不同人群进行直接喊话，并且语言轻松，强化了可读性。他将黑太阳（纳粹符号）、1488（14代表白人至上主义的14词口号；8代表第八个字母H，HH是希特勒万岁的缩写）、1453（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年份）等等极右的符号和象征涂在枪上，把自己化身为一个解谜游戏。而他还“首创”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对袭击进行现场直播，并且通过第一人称视角使整个画面显得非常射击游戏化。塔兰特的宣言并不是他真正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多的信息都在他的袭击行动本身里面供模仿者观看、模仿、解读。作为一个资深的4chan用户，他很清楚杠精（trolling）、喷子（shitposting）怎么能够让严肃话题被解构为玩笑、谈资，他的目的并不是扩大宣言本身的读者，而是扩大恐袭行为的接受度，其篇幅短小本身就是利于病毒式传播的设计，甚至宣言本身包含的内容也并不一定就是真话、反映他真正的政治信仰，而是半真半假，他所鼓吹的环保主义也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举个例子，塔兰特号称自己周游列国，曾在波兰参与了布雷维克编造的“圣殿骑士”组织活动，在后续调查中警方发现，这条信息实际上是他精心准备的巨魔行为（trolling），也就是所谓的“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他的确去过波兰，当时当地也确实有一个同名极右组织举办活动，只不过那个组织只是卖圣殿骑士周边产品资助反穆斯林运动，而非什么地下恐怖组织。不像神经错乱的布雷维克，塔兰特并非没有精心准备他的政治宣言，而是将其变为一个信息迷宫，吸引人花更多力气去了解、分析自己。

不幸的是，塔兰特已经取得了成功。不少恐怖分子宣言都声称塔兰特而非布雷维克对他们影响最大，就比如布法罗的凶手所说，他是在4chan上经常看到塔兰特袭击的表情包才开始对他感到好奇。而他“环保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with environmentalism）话术也一跃成为极右恐袭者的最爱，例如先前在艾尔帕索袭击拉丁裔的帕特里克·克鲁修斯（Patrick Crusius）在宣言中也接下了“生态法西斯主义”的标签。但他们都一样把论述重点放在了白人如何被其他种族“清洗”（erasure）、“种族屠杀”（white genocide）上，而不是去论述如何能够通过杀人来保护环境，而当他们提到自己对袭击地点的选取时也都是以尽可能多地造成其他族裔伤亡来报复和保卫白人，而非基于对当地环境的意义。很明显，枪手们对无辜人群开枪的时候不是为了恢复大自然的美景，而是为了恢复白人至上的美景。

卡钦斯基案诞生了一种以恐袭捆绑销售政治宣言的形式，而这种模式吊诡地在数十年后被大洋彼岸的恐怖分子模仿，原版还被原文抄袭，其中反技术、反左翼的元素还引发了更大的共鸣，最终又回到了美国。当然，布雷维克作为新一代始作俑者由于罹患精神疾病导致无法分清幻想和现实，也可能认不清哪些是自己原创、哪些是抄袭的，但除他外，连续多个恐怖分子都和卡钦斯基一样开始热爱环境，跨越三十年的两代恐怖分子的共鸣其实并非偶然。

“血与土”：生物地域论的种族主义

在布法罗宣言中，有大段来自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社会基因学论文的链接和统计图表，加上一些以“单倍体群”划分人群的呓语，在一份主要由meme和购物指南构成的文本当中很是吸引眼球。必须要先强调，科学期刊上论文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应该是作为既定事实、定论来佐证某种先于这篇论文就已经产生的坚定信念，而应该是作为讨论的基础，但话又说回来，一个十八岁的高中生自然是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科学、严谨的态度，他当然既不会用也不想要用这些论文去做文献综述——因为不久之后他就以类似的方式开始罗列圣经片段和表情包，来“证实”他的反犹主义观念。这种獭祭式的表演除了证明他们无法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外，更是表明了他们在乎用科学包装自己继承自19世纪（甚至更早）的理念。

因此我们可以略掉科学素养教育的部分，直接看作者罗列这些的目的：“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和人类都属于地球，但只是属于他们在生物意义上出现的地方。白人不属于尼日利亚，就像黑人不属于英国一样。他们受到地球（Earth）区域的影响，就像他们塑造自己的土地（earth）一样。”如果把其中的种族换成血脉（blood），那么这一段话就是典型的纳粹主义“血与土”口号的加长版，而这段话恰好也高度概括了其他“种族战士”的信念。他们相信每个人都与自己祖先居住的土地有天然的连结，移民就是“拔根”，不但是违背祖宗的决定，还是违背自然秩序的决定。他们认为种族是一种天然、科学的生物区别，并且认为不同种族就应该在自己自然产生的区域活动——但是那些近几百年已经被移民“锚定”而积重难返的区域除外，比如澳大利亚、阿根廷、美国等等。布法罗宣言当中为了标榜自己一视同仁还特地说明“被阿拉伯人锚定的伊拉克和伊朗”同样属于例外，体现出作者对这两个国家的无知。

“血与土”口号源于18、19世纪广泛流行的地理决定论，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起源》中就大量用气候和地理因素解释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在德国这一口号的源头则是浪漫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他也是早期泛日耳曼主义先驱之一。他认为德国人是最纯洁的民族，并基于人类和土地作为一个整体而主张要保护自然，而他的学生、德国民俗学之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则进一步提出保护德国的自然才能保护德国。在他们眼中，农民是和自然连接最紧密的人，也因此是最保守、民族精神最纯洁的人群，是德意志民族的基础。也正是这一观点促使里尔开始研究德国乡村民俗，并将其作为德国民族精神的模范，认为德国精神就是要反对犹太人代表的工业化、城市化。

这种浪漫主义、农业主义的民族论观点在德国很快成为德意志统一运动的一部分，塑造了当时盛极一时的“大众运动”（又称民族性运动，Völkisch movement），并在19世纪下半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先引入了“生态学”这个单词，他还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了德国。他认为人类和动物没有本质区别，因此进化原则也应该适用于人类，所有需要用优生学来排除不良个体污染血统。此外他还认为人类不同种族源于不同的古代人类物种，本质上是不同生物，而其中最高等就是德国人。这一观点为他的学生威利巴尔德·亨切尔（Willibald Hentschel）所继承，不过亨切尔比他更进一步，直接投入了优生学实践。亨切尔著有《伐楼那》（Varuna）一书，认为德国人的祖先就是雅利安人，而雅利安人的高等与其所居住的土地有一种神秘的关联，才使他们成为高等种族，因此他认为应该向东夺回被斯拉夫人所占领的土地，恢复雅利安人的生存空间。这本书让他名声大震，他更进一步提出，应该组织一千对身体健硕、血统纯正的男女去乡村开垦并进行基于群婚制的优生学配种，以备未来为德国人更新血统。1923年，他又建立了“阿塔门联盟”（Artamanen-Gesellschaft），“阿塔门”是他根据中古德语词根造的单词，意为“农业人”。阿塔门联盟主要是一个青年运动，结合了当时流行的一个名为“生命改革”（Lebenrseform）的养生运动，成员大多反对现代城市生活，而要模仿、恢复乡村生活习俗，以振兴雅利安民族。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理查德·沃尔瑟·达雷（Richard Walther Darré）和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达雷正是在纳粹运动中率先引入和推广“血与土”口号的理论家，也是纳粹优生学的主要推行者。

而进入战后时代，法国的新右翼（Nouvelle Droite）从六十年代开始远离暴力政治运动，转向“元政治”和理论研究，为极右政治运动构建新的知识框架。作为欧洲极右理论界的“扛把子”，他们当然没有放弃“血与土”，只不过他们改用了别的名头。法国新右翼代表人物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就解释说：“保护自己的人民，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先天自然（nature）和后天文化（culture）。”不少新右翼也同样支持“去增长”（degrowth）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无止境的扩张，以恢复自然环境。深受他们影响的“身份至上主义世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则非常直接地将生物多样性引申到文化上，认为移民的不同文化就像“入侵物种”，必须通过遣返移民的方法来保护各种文化的多样性。

法国新右翼代表人物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

如今法国极右已经全盘接受了环保主义，法国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甚至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提出了“欧洲的生态文明”，其新任党魁约当·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就说“生态的最佳盟友是边界。”在他们的理解中，自然是一种民族性的基础，而民族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就应该强化对边界的控制，其本质就是种族隔离、封闭社会。这种被称为族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或族群地方主义(ethnoregionalism)的理论很明显地影响了布雷维克，也反映在了他的宣言当中。美国人将其重新包装为“生物地方主义”（Bioregionalism），这一观点认为政治和文化都应该像生物圈一样，在自己原生的环境中存在，而他们能够提出的解决方案当然很简单，中止世界上所有的移民，并把他们及他们的后裔都送回老家，或者直接肉体毁灭。通过强调生物性，他们也更便于为欧美两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结盟张本，毕竟在他们看来彼此是“生物意义上”的天然盟友。美国另类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斯宾塞，曾经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极右集会的宣言中提出，“我们是自然秩序中特殊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应当投资于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生产性和可持续性的农场和牧场。”

当极右不知道怎么解释为什么要相信某一概念时，他们就开始祭出“自然秩序”的幌子，仿佛一切自然的都是优良的。但是当他们开始把自己与动物相提并论时，实际上要么违背了基督教的原教旨，要么是罔顾科学原则把哺乳动物和某种海鲜相提并论。毕竟按照基督教的自然秩序，上帝的造物本就不是平等的，人类拥有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试图用动物学、生态学来解释人类行为或道德取向的右翼学者，例如以龙虾打架时的血清素分泌规律论证人类社会中胜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其实无非是一种细节更丰富的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运转的规律可以参照其他有机物。12世纪时就有英国的主教论证社会就是一个人体，因此各色底层人等应该服从上层的领导。对所谓自然秩序迷信的命门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相比较时的边界和对象要如何选择？为什么右翼不引用柑橘科等植物存在的大量自然跨物种杂交，来论证人类社会应该废除婚姻制度，或者鼓励更加包容移民和混血家庭？或是在性道德上向和人类共享超过99%基因的倭黑猩猩？这些比较往往超出了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严谨科学原则规范，把科学上可讨论的结果变为不加怀疑的主义信仰，并不能让论证变得更加科学，而只是让先入为主的信仰更加坚固而已。

在恐怖分子的宣言中他们还结合新马尔萨斯主义和“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把人类生育率过高视为生态圈最大的威胁，并进一步把问题转给生育率“过高”的群体——穆斯林、非洲裔、拉丁裔，这样就和“大置换”——一个主流化的极右阴谋论——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大置换的世界观当中，欧洲深陷被外来殖民者同化、毁灭自身文化的危机，这些殖民者通过移民和大量生育，最终将会把欧洲的原生人类取而代之。

生态法西斯体现出了新右翼策略上的成功：某个完全生长于极右知识传统中的观点，可以通过有策略的理论建构，披上自由派、左派理论的外衣，混淆公众对其的判断。而“大置换”则是这种策略的下一步：极右思想伪装后变成了可以在大众媒体中谈论的内容，大众会在不知不觉中吸纳原本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导致更多人被极端化。在大置换的“祖国”法国，大置换仍然被很多人视为是极右的标志，而在其他地方，不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和恐怖分子在使用这个词，就连像塔克·卡尔森之类的公众人物已经完全不忌惮于用大置换来为反移民和种族主义政策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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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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