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观察丨印度教右翼如何用一部电影改写克什米尔叙事

印度加尔各答，3月17日，一家正在热映《克什米尔档案》的电影院门口。

文｜李求其

在印度，一部关于克什米尔的新电影，引发了新一轮的族群仇恨。

这部叫做《克什米尔档案》（The Kashmir Files）的商业剧情片筹划于2019年，由印度民营广播电视巨头Zee媒体集团的子公司出资，在2022年3月上旬进入院线发行。短短一个月时间，《克什米尔档案》就成为了疫情开始后印度国内票房最高的印地语电影。截止4月11日，其票房已经超过25亿卢比（约合2.1亿人民币）。

这部电影的争议之处，在于它极为符合莫迪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印度教右翼的仇恨政治宣传。导演阿格尼霍尔蒂（Vivek Agnihotri）选择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克什米尔作为故事背景，通过电影描绘了“克什米尔婆罗门”遭到“种族灭绝”的故事，以此为理由替印度后来对克什米尔的强硬政策和莫迪时代的印度教右翼政治背书。

尽管反对党、左翼和许多社会人士都抨击电影片面截取事实和煽动仇恨情绪。但不出所料，电影上映后，莫迪及许多执政党内外的印度教右翼政要立刻把它上升到了“历史事实”的层面，纷纷为其背书。莫迪本人公开表示，这部电影“如实反映”了对克什米尔婆罗门的暴力行为。3月底，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北方邦首席部长（省长）、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明星约吉·阿提亚纳特接见了电影主创团队。这位印度教僧侣省长表示说，“电影大胆地揭示了宗教狂热和恐怖主义带来的非人灾难。”

在莫迪政府过去近十年的执政中，印度中央政府对联合国决议中仍未确定归属的印控克什米尔采取了激进的单方面强制措施。2019年8月，印度政府通过修宪废除宪法370条。该条款原本规定克什米尔拥有特殊的自治地位。在此之后，印度政府又将原先的查谟-克什米尔邦一分为二并取消地方选举。

取消克什米尔自治，彻底将印控克什米尔纳入印度本土，是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及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克什米尔档案》的走红，正是这一印度教右翼政治动员的延伸。

建构克什米尔的“种族屠杀”叙事

《克什米尔档案》的导演阿格尼霍尔蒂是一名政治立场鲜明的电影人。他曾在多次访谈中表示自己反对曾经的执政党印度国大党和冷战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在2016年，他执导了电影《交通事故里的佛陀》（Buddha in a Traffic Jam），借剧情讽刺和抨击印度的毛主义革命。他将印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指责为“城市毛派”，认为他们和共产主义游击队“沆瀣一气阴谋推翻印度政府”。

2019年，他又推出了《塔什干档案》（The Tashkent Files）。这部电影围绕着印度第二任总理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的猝死。1966年，因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二次印巴战争后，苏联斡旋两国领导人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签署了停战协议。就在协议签署后，夏斯特里猝死在酒店里。阿格尼霍尔蒂“自行”钻研了历史，认为总理的死亡背后有一个将印度变成外国殖民地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

《塔什干档案》是这位导演“现代印度历史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二部便是《克什米尔档案》。他还计划未来再拍摄一部《德里档案》，主题很可能是为1984年发生在德里的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屠杀作某种“再解释”。

在《克什米尔档案》中，导演安排了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身份”的故事：尼赫鲁大学的学生克里希纳（Krishna）来自一个克什米尔婆罗门家庭。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以为他们是在一场意外中丧生的。在尼大这所拥有社会主义学生组织传统的名校中，克里希那认识了老师梅农，后者支持克什米尔人的自治和斗争运动，克里希那一开始追随了他。但克里希那慢慢通过一些朋友和长辈得知：父母是在1990年前后死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武装分子之手。而朋友们的解释是，克什米尔的武装分子对他这样的婆罗门家庭采取了“种族灭绝”。他最终“醒悟”过来，在校园中和自己的老师决裂。

“克什米尔婆罗门”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山谷地区的主要信仰印度教的少数族群。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就是来自一个克什米尔婆罗门家庭。在1990年之前，他们占到以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为核心的整个山谷地区人口的4%——约12万人。在那时，尽管克什米尔一直有战争，也有本地的独立运动或加入巴基斯坦运动，但婆罗门和穆斯林之间较为相安无事。随着1990年代爆发的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暴力袭击。因应严峻的安全形势，在1990年的2月到3月，超过十万克什米尔婆罗门都搬出了世代居住的山谷地区。据当时的统计，这段时间在冲突中丧生的克什米尔婆罗门至少有32人。

这一故事被印度教右翼演绎为了“克什米尔穆斯林对印度教徒进行种族灭绝”。在1990年之前，国际上对克什米尔的认识主要是印巴冲突。巴基斯坦方面认为印度对印控克什米尔采取了非常高压的统治，印度军警为了打击本地的独立或加入巴基斯坦的运动而任意逮捕、杀戮。因而一开始，印度对克什米尔的统治在道义上颇为被动。

然而，到了1990年代，欧洲的波黑（在斯雷布雷尼察）和非洲的卢旺达出现了异常残忍血腥的屠杀事件，“种族灭绝”（genocide）的话语开始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印度教右翼嗅到了这一术语的威力。以右翼外围组织在9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在克什米尔印度教徒遭遇的种族灭绝》为代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开始利用克什米尔婆罗门的逃难构建一套“种族灭绝”叙述。

追溯历史，90年代的克什米尔确实存在着大量的暗杀、袭击乃至小规模的集体屠杀行为。在这十年中，印控克什米尔山谷地区出现了两波武装反抗印度的浪潮。第一波来自克什米尔本地的民族主义者“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他们袭击和印度政府合作的本地人；另一波是受到中东和巴基斯坦政治伊斯兰影响的宗教武装分子，以圣战党（Hizbul Mujahideen）为首，他们对军警发动大量袭击，但也和本地民族主义者产生冲突。在十年中，有超过三万印度军警和武装分子丧生。而更多平民死于军警镇压或武装分子的袭击。

克什米尔的军管现状

但历史研究指出，这些杀戮和暴力，和“种族灭绝”并不是一回事。印度学者苏曼达·鲍斯（Sumantra Bose）就指出，因为克什米尔婆罗门在本地政府高官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他们在普通人口中的比例，所以1990年的暗杀风潮中，不少婆罗门官员成为了受害者（比如1989年判处克什米尔解放阵线前领导人死刑的法官），给人以武装分子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印象。但是，这些暗杀不是根据种族和族群划定的——本地穆斯林官员才是暗杀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不过，在农村和郊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针对特定族群的袭击和杀戮。比如在斯利那加周围的一次屠杀中，23名克什米尔婆罗门丧生。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政府军警和准军事部队也犯下过多次集体杀戮行为。例如在1993年，安全部队在山谷南部的Bijbehara一次性就杀死了37名支持独立运动的民众。另一边，同年，一些支持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的婆罗门，如左翼知识分子旺楚（Hriday Nath Wanchoo）也被暗杀，坊间怀疑这些暗杀有跨境圣战武装或印度安全部门参与其中。

右翼倾向于声称克什米尔婆罗门已经全部被“种族灭绝”搬出了山谷。但是鲍斯在90年代中期的调查发现，克什米尔山谷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婆罗门没有搬走，很多人还得到了穆斯林邻居的帮助。而在新千年初，留在本地的婆罗门社群继续组织着宗教仪式，有时参与者甚至能有上万人。但尽管如此，婆罗门的出走，对克什米尔的民族主义运动来说，仍然是巨大的污点和失败。这不仅仅是给了右翼调用“种族屠杀”叙事的机会，以掩盖系统性的、有政党背景和国际博弈背景的暴力和杀戮，还使得“克什米尔解放阵线”超过半个世纪所代表的、强调不分族群和宗教信仰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濒临破产，将克什米尔的话语权输给了深受政治伊斯兰影响的圣战党和其他武装。

在历史上，联合国安理会于1948年和1950年通过的两份决议规定了克什米尔未来是并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将由当地的全民投票决定。但超过半个世纪，这些决议的执行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与此同时，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越来越不再是当初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而变成了“印度教徒vs穆斯林”的全国身份政治符号。

电影《克什米尔档案》里对“种族灭绝”的强调，意在继续生产和扩大这种身份政治。

电影挑动族群暴力

随着莫迪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2014年上台，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多项议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推进。这其中包括了取消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推动废除穆斯林民法典，以及在北方邦巴布里清真寺的废墟上重建印度教的罗摩神庙。2019年，印度政府更是推行“国民身份法”，重点审查非印度教徒和外国难民的国民地位。印度教右翼甚至开始吸纳穆斯林成员，比如国民志愿服务团就成立了自己的穆斯林组织“穆斯林国家阵线”（Muslim Rashtriya Manch）。根据耶鲁大学学者Felix Pal的研究，一些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穆斯林认为印度的印度教化已经不可避免，因而会选择加入印度教右翼的组织以寻求庇护或更多的社会资源。

可以说，事实上，在莫迪时代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主导权已经确立，人口过亿的穆斯林群体越来越不再是一个世俗主义下的“平等”少数群体，实际上已经接近了“二等公民”。

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愿，反而继续扩大对族群政治身份政治的调用。印度媒体《The Wire》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有趣的调查报道，他们发现《克什米尔档案》已经变成了印度教右翼群体的一个动员符号。和右翼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相关的许多群体，都在网上借这部电影发布印度教民族主义信息。

比如，在2020年德里农民抗议中帮助印度政府出场殴打示威者的Deepak Singh Hindu和Vinod Sharma就借助这部电影发声。Deepak Singh Hindu称一定要推行统一民法，不然印度教徒就会在人口上面临清洗。而右翼组织“印度教徒军”（Hindu Army）的领导人Sushil Tiwari就借着电影的热度，要求印度教徒采取措施降低穆斯林的生育率（值得一提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生育率比印度大多数邦都要低）。还有人借助电影宣传：“如果印度教徒男人都娶穆斯林女性（即将她们“转化”为印度教徒），我们就可以在未来三代减少他们的人口。”

网上还借着电影流行起了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其中一个主题是在电影院里呼喊口号——“射杀那些背叛国家的人！”（Desh ke gaddaro ko goli maaro saalon ko）。这个口号的起源，是2020年莫迪政府推行公民身份法案的时候，其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之一Kapil Mishra喊的。而“背叛国家”的污名要更早——2015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学生组织在尼赫鲁大学与支持克什米尔自治权的左翼学生团体爆发冲突。莫迪和他的政治力量借机将左翼描述为“叛国者”，并从此大力整肃尼赫鲁大学的管理和学生组织。

印度教民族主义动员

令人担心的是，随着《克什米尔档案》的票房不断走高，它的叙事在大众中灌输的“复仇”心态也越来越强。在印度，常年都有右翼族群和宗教政治引发的流血冲突。2020年2月，北德里的族群冲突事件中，一群印度教暴徒攻击穆斯林群体，引发械斗，导致至少36名穆斯林和15名印度教徒丧生。随着《克什米尔档案》和印度教民族主义鼓动的强烈愤怒情绪，新一轮的族群暴力又在酝酿。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黄金年代？

尽管相比宝莱坞历史上票房最成功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克什米尔档案》至今为止的营收还相差十倍，但是放到过去数十年里，这样一部电影本不会得到如此高的关注。以相同导演2019年的《塔什干档案》为例，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那是一部烂片，全部都是阴谋论。

而《克什米尔档案》的成功，意味着经过这几年的攻略，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已经在主流的文化工业中站稳了一席之地。相比前些年的宝莱坞涉克什米尔题材电影，如2014年的《海德尔》（Haider），《克什米尔档案》将叙事主轴从声讨政治对平民的摧残转移到了强调个人和群体的复仇。野心更大的是，它还把印度的左派知识分子拉进来讽刺和踩踏一番。

一些文化观察家已经发现，近年来宝莱坞电影工业越来越倾向于莫迪政府的宣传。莫迪的政府在私有化和市场化方面对商业巨头非常友好，而把持着文化工业的巨头们则投桃报李地投资了大量符合政府价值观的影片——描绘边境冲突、军方行动和国内反恐。传统上宝莱坞电影强调族群宽容和互相理解，近年来这样的国大党时代世俗主义“主流叙事”也已经越来越少。

而随着南亚和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动，未来的主动权事实上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一边。毕竟，随着美国的“印太政策”需要，印度在所处的国际环境中有了更多议价的筹码。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克什米尔问题已经保持了相当的沉默，以至于被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气愤地批评为“双重标准”。而在未来，这种沉默很可能继续下去。一个例子是，美国副总统、印度裔的卡玛拉·哈里斯曾经激烈批评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但在当选后的2021年9月，她出访印度并和莫迪会面时，已经把论调转变成了两国共同“捍卫民主”。另一边，中东国家，如伊朗或土耳其或沙特对克什米尔的关注和道义支持也在减退。对印度来说，如今的局势正是将克什米尔“煮成熟饭”的“战略机遇期”。甚至，在这种形势下，《克什米尔档案》所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还正在拓展国际市场。近日，导演阿格尼霍尔蒂表示，电影将打入以色列市场，成为进军海外的关键一步。

这一切所反映的是，随着莫迪的连续执政，印度不仅在政治上已经整体右转，在大众文化乃至历史叙事上也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叙事大幅度靠拢。并且这种发展方向几乎在未来不会变化。随着政治力量的衰退，支持世俗主义或左翼政治的印度知识界和文化工业也在快速失去他们定义议程、推广论述的能力。

相比之下，印度的知识界大多仍沉浸在对过去的世俗主义印度共和国的“保卫”之中。他们的论述是，从克什米尔问题到国内少数族群问题，都反映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国家“不够包容”。然而，在右翼那里，问题其实无所谓包容或不包容，而是如何不断动员社会——通过电影、文化、政治各个角度。最终，他们是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面改造印度——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以彻底改变1947年独立以来对“印度”这个国家自身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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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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