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右翼观察丨国会山后美国右翼的暗流与逆袭

文｜夕岸

在2022年4月名利场杂志的一次采访中，被誉为黑暗启蒙运动NRx的创始人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总结到，“自由主义的最大基石是相信无法阻挡的进步趋势，而我反对的恰恰是此”。在沉寂一段时日后，雅文在疫情后重新站上了激进右翼哲学向导的位置。2021年至今，写作《乡下人的悲歌》的万斯（J.D Vance）已经一路右转扶摇直上，成为家乡俄亥俄州参议员预选的赢家，而他五年前抨击的特朗普则转而成为了竞选盟友。同时，指责觉醒主义（wokism）为“邪教”，又自诩为自由派和中间派的保守派约翰·麦克沃尔特（John McWhorter），还在《纽约时报》上孜孜不倦地更新专栏，他用非裔的身份为自己争取到很多论述空间。台面上行动的背后，以雅文门徒彼得·泰尔（Peter Thiel）为代表的硅谷保守派金童们则继续发挥着财政中枢的作用，为高校右翼在资金上输血造势。

自从媒体和公众频繁关注到美国的“另类右翼”、“极端右翼”，“激进右翼”、“新新右翼”现象，已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分析也不再把共和党看作一个自成体系的党派，而是视为一场团结了各条线右翼的社会运动。美国不同的右翼保守主义力量，尽管存在内部冲突和斗争，谁都无法单独作为右翼的发言人，他们却都是美国右翼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伯克利、夏洛茨维尔、反封锁抗议、QAnon、国会山暴力等标志性事件和动员的洗礼，在2022年中回望已有的组织积淀，这波沿袭自1960年代新保守主义与里根新右翼资源的新兴右翼势力，已经从亚文化小树苗长成了屹立在文化战争潮头的苍天大树。更关键的是，这颗巨大的树冠下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观念旁枝和寄生物，使之在巨大的进步主义冲击下不仅得以幸存自保，还能不断吸纳新的信众。正是这种看似破碎的网络，赋予了这场运动组织上的韧性。

激进右翼行动网络的复苏

2021年初震惊全球的国会山暴动后，美国极端右翼承受了铺天盖地的公众谴责和媒体声浪。然而拨开这些舆论的迷雾，我们会发现极端右翼并未因此付出太大的司法和组织性代价。

对国会山暴动的审理已经陆陆续续进行了一年多。截止2022年初，已有700多人有被捕经历。然而与被捕规模相比，后期真正被判决有刑期的人数只占到80多，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在监狱服刑。依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倾向于给出一个比检察官推荐更低的刑期。在监狱服刑人中，刑期中位数仅仅是45天，最长是罗伯特·帕尔玛（Robert Palmer）的63个月，著名的QAnon牛角帽萨满杰克·安吉利（Jake Angeli）被判41个月，这与很多不得不在监狱度过一生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正是因为有限的法律后果，激进右翼在网络层面并未受到严重打击。根据反诽谤联盟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激进右翼的线下行动频率虽然较之2020年有所缓和，但依然维持在高位，也远高于2020年以前的所有年份。

对极右翼组织再生更有指标意义的，是年轻的右翼主播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主导的“美国优先”运动及其松散的白人至上网络“杂货军”（Groyper Army）。2021年，极右翼武装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成员数量和凝聚力因为政治审查暂时陷入过低谷，“杂货军”的参与者却在稳步上升，吸引了包括“欧洲身份”前负责人派翠克·凯西（Patrick Casey）的支持。2020年，富恩特斯组织了第一届“美国优先政治行动会议”（America First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AFPAC)，创造了主流保守派年会“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 外的另类选择。参与了国会山集会并发表演讲的富恩特斯也并未受到法律制裁，得以在最近一年继续运营其网络。“美国优先政治行动会议”于今年2月举行了由社交平台Gab资助的第三届年会，有一千多名参会者，2016年以来活跃在公共舞台的极右翼们几乎悉数到场。

以悲伤青蛙pepe为memes的白人至上网络“杂货军”（Groyper Army）和右翼主播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

“美国优先政治行动会议”是富恩特斯与特朗普保守派交恶的直接产物，前者和“杂货军”也常常在公开场合挑衅他们称之为“伪右派”的特朗普主义组织，尤其“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TPUSA）不够“美国优先”和反犹反黑。激进右翼出现这类激进左翼圈内更常见的分化，反向证明了右翼网络的成熟，每一条线都可以独立运作，内部分歧不再是秘而不宣的丑闻。

“美国优先”运动的激进立场也让查理·科克（Charlie Kirk）领衔的“美国转折点”看起来温和理性，从而得以有效地强化自己在各大校园的统治力。目前，在保守基金会和石化行业支持下，迅速扩张的“美国转折点”在全美1400多所大学和高中都建立了正式分部，拥有25万名学生会员，一些校园不集中的地区则组建了区域行动中心，进行社区招募工作。基于其对中学校园的渗透力，“美国转折点”成为目前文化战争中的关键组织，为不满教科书和学区负责人学校的家长们提供可操作的行动工具包。复制几年前Professor Watchlist的思路，“美国转折点”创立了School Board Watchlist网站，公布美国各个学区采纳反种族主义课程的情况和所有负责成员的联系方式，多位代表因此收到持续的人身威胁。

“美国优先”领军人物Charlie Kirk（左）和Rob Smith参与俄亥俄州立大学举行的文化战争讨论。

校园右翼的重要旗手内特·霍克曼（Nate Hochman）讲述自己从“觉醒主义”转向右翼的心路历程中提到，自由主义的校园氛围压抑而不允许真正重要的辩论，而他刚对保守主义产生兴趣，就有联系人前来招募他进入运动的核心。在很短的时间内，霍克曼就得以参加重要的保守派会议，和他仰慕的右翼偶像和同龄人见面，这种右翼社群的团结感是他在进步社群从未体验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主义一方做得不够，而更多体现了右翼高校网络的特点，看似低调边缘，实则掌握着巨大的资金和制度支持，能分到每个参与者更多的机遇。

“美国转折点”这类未被定性成仇恨组织的团体在保守派文化战争中的影响力，也反过来让更极端的右翼组织得以更快潜入社区。在短暂的沉寂后，“骄傲男孩”和“百分之三”，两个主要极右武装组织的成员在2021年末开始重新活动，在威斯康星、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学区中参与抗议和选举。

泛右翼媒体网络的展露

如果说线下组织层面上的游击保证了动员核心不被触动，那么媒体空间泛右翼思潮的传播则呈现出四面开花的态势。在另类右翼刚刚崭露头角的阶段，右翼发言人们往往聚集在一些专门的右翼社群网络，比如社交网站Gab和Parler、视频网站Rumble、Telegram和Discord群组、私人架设网站、广播电台、暗网等等。由于推特为主导的大平台围剿，很多右翼账户还不得不四处流亡和使用加密货币。在这个阶段，激进右翼往往需要通过线上游戏，死亡金属等亚文化文化渠道来招募到感兴趣的年轻受众，再引导其吞下“红药丸”进入右翼的媒体宇宙。

然而，近两年互联网平台环境的改变，为右翼创造了占领舆论的新契机。首先，音频播客平台的崛起带火了一大批右翼节目。和往年分布式，依赖于超链接和口口相传的频道节目不同，如今的大小右翼播客同时在Spotify、苹果谷歌、Castbox等主要平台上线，比以往更容易吸引到立场摇摆的围观群众。2022年初针对Spotify平台上The Joe Rogan Experience包含假新闻的争议，进一步成为了右翼抵制取消文化的号角。最终，Spotify选择了不下架节目，与极右翼有更直接联系的节目也一直都能正常收听。

这些播客的发起人们善于互相引流，并推荐播客平台外的右翼账号。过去一年成为福克斯坐上宾的匿名账户Libs of TikTok（后来被爆出是一位纽约房产经纪人）就是靠播客右翼们的推荐起家。毫不夸张地说，右翼保守派播客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完整的小星系，从公然叫板左翼的America First With Sebastian Gorka，到访谈类节目Jack Murphy Live，再到科技与哲学导向的Other Life，都有着各自稳定的拥趸。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以Substack为代表的订阅式平台的影响。Substack支持独立写作者以邮件订阅的方式定期推送内容给读者，读者也可选择不订阅直接查看和评论博客，其按月付费模式为博主和小说家提供了新的财力支持。疫情以来Substack已经吸引了超过一百万付费用户，大有复兴博客写作的势头。2020年末开始，大量保守派、新右翼和反疫苗人士瞅准风口加入Substack，平台相对宽松的内容审查也使得相关频道得以快速积累人气。例如，黑人保守派知识分子格伦·卢利（Glenn Loury）的谈话节目一直是右翼集结的大本营，艾米·瓦克斯（Amy Wax）和乔丹·彼得森（Jordon Peterson）都是节目的常客。卢利节目开设Substack后，几乎每条节目文字更新都能引发热烈的讨论。被看作哲学灯塔型人物的雅文在2020年中以Gray Mirror的名字开设了Substack专栏，他好几篇博文已经被视作是新右翼的宣言。4月末，Libs of TikTok也宣布入驻Substack，表示将为读者提供付费的精品内容。

这种邮件订阅宣传的复兴，不得不令人联想到1950年代以来右翼早就轻车熟路的直邮策略（Direct Mail Strategy）。1970年代中期美国竞选法修订，大额捐款限制增加，被誉为政治直邮创始人的Richard Viguerie利用自己的咨询公司创建了巨大的潜在保守派散客数据库，通过定期大规模发送恐慌性信件，有效获得捐款辅助了里根竞选。如今右翼对邮件列表的执着，是类似的小额定向捐助思路，也是和自身优势传播项目的完美对接。

根深蒂固的家庭与宗教保守主义

美国的右翼运动在成功的议题企业家操作外，还仰赖于日益宽广的群众基础。用“宽广”来形容，是不仅仅指代数量上的优势，更是群众背景的越发多元化，管理层与工人阶级，移民与少数族裔，世俗与宗教社群，工厂与科技公司中都有保守主义的拥趸。

2021年以来，由于餐饮等服务业的严重人员短缺，劳工在集体谈判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从医护罢工到部分亚马逊仓库工会的组建，劳权行动的总体趋势向好。但罢工势头的强劲，并不自然转向运动参与者对各个进步主义维度的支持。与皮凯蒂笔下的婆罗门左翼群体相对的，是近世代工人阶级右翼的涌现，那些在本土维度上支持自身工人族群权利，却在其他跨国和文化维度上趋向保守的工人阶级群体。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美国的企业家、职业管理层和劳工阶级都是最保守的群体。社会学者曾在跨国比较研究中发现，美国工人阶级对经济再分配的支持度还不如欧洲的企业家。在文化上，美国的移民群体也更容易恪守传统家庭观念，导致移民工人哪怕在经济上支持再分配，也容易在文化维度上倒戈向保守派。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高达两成的工人阶级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其中移民和少数族裔工人的比例很高。

宗教和家庭保守主义为美国的右翼运动保存着最后的精神火种。正如历史社会学者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所勾勒的，特朗普主义代表的与其说是被损害的工人阶级，不如说是美国二战之后家庭保守主义的再现。家庭保守主义所要捍卫的是异性恋家族维系的小农场或小企业精神，其对立面是有上市大企业撑腰的进步派多元觉醒文化。在雅文借用开源软件术语的政治理论中，多元主义是一种伪装成去中心意见市场（巴扎）的中心化暴政（大教堂），也只能通过根本性的政权改变加以推翻。小微企业和巨兽型资本不啻为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内战，而前者选择了以激进反建制的面目出现。

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迥异立场，也解释了为何激进右翼的论述似乎颇为维护至少是白人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其讽刺其知行不一，不如说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工人阶级主体性想象。按照库珀的总结，家庭保守主义心目中的理想“工人”和小企业主的形象差距并不大，他应该是一位自给自足、得以养活核心家庭的男性小创业者，比如有自有车辆的长途司机。他不是福特制下拿着大企业工资的工人，当然也不存在工会一说。这倒是与零工平台对旗下工人的描绘如出一辙。事实上，对硅谷等科技大公司的关注可能扭曲了公众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库珀指出即使在当下，美国的建筑行业都依然由家族企业、裙带关系和无数外包工所主导，这些被压榨却看上去独立盈亏的外包工人，可能才是激进右翼所维护的工人原型。

这种经济层面维护和复归传统白人核心家庭的动力，也部分呼应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战争中跨性别议题的核心位置。跨性别友好的教材被视作批判种族理论的毒瘤，维护酷儿孩子的家长和老师被反复骚扰威胁。维护传统的性别角色背后是对特定经济模式的拥护，只有当白人女性的性别角色继续被锁定在家庭、对女性身体劳动的无偿榨取，才可以持续为小企业资本主义的运转提供动力。工作的单身黑人女性，多元成家的少数族裔酷儿都是对这一模式的巨大威胁，经济模式和性别、种族的文化战争永远搅合在一起。

右翼发动学生家长反对学校的批判种族理论教学

与家庭保守主义复兴一体两面的是宗教右翼话语的进击。受2020年疫情影响，很多州暂时关闭了室内宗教集会场所，没想到反向刺激了保守基督教运动的滋长。很多宗教右翼组织的集会转向户外，创造出更多露天祈祷的仪式。在国会山的暴力开始之前，游行集会是由一场公开祷告开始的。到今年国会山一周年的时候，右翼组织在集会中为入狱的“政治犯”祈祷，极大提升了动员的可见度。无独有偶，“美国优先”运动也将自己打造成白人保守基督徒们的互助网络，而高校右翼组织中的基督天主教徒也越来越多。右翼宗教仪式也具备了跨境传输的能力，在年初加拿大卡车司机的反疫苗抗议中，同样出现了宗教色彩浓厚的抗议剧码。

翻转的轴线：左翼与保守主义的纠缠

右翼所能团结的对象甚至已经超越了保守派的范畴，而扩大到在任何维度上持有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个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倾向不一致本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虽说传统上，宗教信仰和右翼政治形态走得更近，世俗化更可能是左翼和自由派的标签，但基于美国2016年的数据却发现，政治和宗教立场一致的情况只发生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中。然而，之前对意识形态光谱不一致所做的分析，本身就预设了何为霸权性的意识形态标准，将那些不符合传统左右认知的观念强行归类或者解释成逻辑缺陷。

随着局部战争与新冷战的蔓延，政治的光谱已经被进一步打乱。自成一体的左右意识形态外，本土和国际，保护和自由的维度变得更为关键，甚至超越了左右分歧的重要性，所有的立场都要附上社群和地理的边界才能挑明争端。这种意识形态光谱的翻转和重构，也催生了更多以往难以想象的跨光谱联姻。今年3月底，自称为劳工民粹主义的左翼和宗教保守主义者联合推出了以“激进主义”为主旨的期刊Compact，试图将反自由主义凝成一股麻绳，但结果却是无限放大了排外仇女恐跨的呼声。究其根本，正义的路径和维度是更狭窄的，当左翼试图和敌人寻找共识，被吞噬的永远是自己。

当然，并非所有左翼都愿意栖身在宗教保守主义的帐篷下为自己的反建制观念鼓与呼，但Compact的推出和其激起的社会讨论本身，也在打薄已有的进步运动根基。进步主义运动一度建立在激进左翼必须与自由派策略性合作的前提之下，而这个基于以往社运动员经验的前提正在迅速自我瓦解。渐渐的，传统左翼发现自己才是光谱上最孤独的缝合怪，周围的战友们皆在离自己而去。

俄乌战争下大量避重就轻的西方“左翼”，则让已经混沌的意识形态斗争又多了新的裂隙。聚集了大量美国左翼年轻人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在发布谴责北约不谴责俄罗斯的官方声明后，不仅激怒了自由派，也失去了越来越多乌克兰和全球南方左翼的支持。关于何为战争下正义立场的争论又引发新一轮左翼内部的站队和争论，进一步耗尽了本就不多的动员能力。

在错乱的版图里，右翼也得以继续吸纳中间的孔隙与模糊地带。在四月末的一篇博客里，雅文提出了称之为“深层右翼”（Deep Right）的概念试图取代“新右翼”（New Right），因为它“听上去不那么高调，略微积极又带点危险，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互为镜像，听上去有点意思又不弯弯绕绕。”从“另类”到现在的“深层”，概念的刷新也是在同样的内核之上创造更多模糊地带的手段。等人们带着好奇前来溯源新概念的生成，动员的队列早已经行进了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