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封城上海人真不如武汉人吗？

这次上海封城之混乱超出我们的想象，大有上海不过如此，什么“魔都”或“精致”都是吹出来的感觉。我开始解释造成封城时上海沒菜吃和武汉资源丰富的原因是因为全国支援武汉，再则是因为现在拥有绿码使管控更严。

从我们在自由世界看到的信息看，再怎么说上海现在情况之危急都不过份，上海正在经历着人道灾难。

正好武汉朋友给我私人微信：“感觉上海还不如武汉“，我让他展开说说，这是他总结的几条：

“首先，病毒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依然用封城的办法，证明了国产疫苗没有任何保护性，也没有国产药。

第二 防疫管理混乱，一盘散沙，根本没有应急预案，造成大量次生灾害。

第三 根本未考虑普通人的感受，简单粗暴一封了之，造成民怨四起”

我说：“对上海人精致的评价似乎不堪一击了“

他接着说：“上海人确实是中国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上海人优越感爆棚，上海人看不起全国除上海外其他所有地方的人”

我有系统比较上海人与武汉人的两篇文章，放在后面大家可以比较着看。我也认为上海失控有两大原因，京城人的一刀切清零，以及奥密克戎实在是防不胜防，但是我们也要为上海人说些公道话。

上海新冠感染者应该以居家隔离为主，出现氧饱和度下降或明显症状才去医院。这是我们早就建议的，但是无人听。还是必须应用那个哈佛海归家伙的中国抗疫三定理：“老百姓怕死，官员怕丢乌纱帽，专家无担当”。现在看来他们在上海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而强行拉从阳性变阴性的恢复期病人去方舱，或者完全是阴性的癌症病人去方舱，让他们在方舱交叉感染。这真是脑子被驴踢了，中国出现一个昏君后老百姓惨啊。

上海以前是相对松的精准防控，也就是不像深圳那样只出现几十人就封城，上海当时只管阳性和密接而让全市相对自由。没有想到上海城市人口更多或更密集，所以奥密克戎随风吹遍了全上海。奧密克戎己经达到了似乎无法通过强行封城才能控制的点，清零几乎不可能，虽然历史上东方通过封控比较有效，因为来自东方的鼠疫却在欧洲造成死更多的人。

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有？从上海出来的反抗的声音特别多。武汉封城时有方方，她几乎是我们当时在恐惧中唯一的声音。吉林现在的疫情也很严重，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东北人貌似强悍实际上没有什么用。上海却不同，上海出现很多曝光疫情失控的视频和帖子，详细记录京城人所导致的上海悲剧。这其实是上海先进的地方，很像西方的文化，没有太多中国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他们在努力让荒唐的防疫措施世人皆知。

上海小资作家里无方方式的人物出现，给人群龙无首的感觉。在灾难面前武汉有不信邪的方方，湖北的匪气就在这里，上海遇到挑战的代表现象就是像张爱玲那样的逃亡，然后在美国嫁白人老头。现在上海机场也是曝满，大家在慌忙中逃往自由世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似乎很多上海人都是方方，上海普通民众记录灾难的视频与文字比全国很多地方都多，这在某种程度是上海先进的地方。

惊闻上海网红医生张文宏称人类没有一个传染病是通过群体免疫控制的，这是完全的胡扯，但是这出自一个传染科医生之口确实令人咋舌。人类几乎所有大规模流行病都是通过群体免疫最终消停的。在巴斯德和Edward Jenner发明疫苗前是靠自然感染达到的群体免疫, 疫苗发明后则是通过疫苗和自然感染。中国现在两者都不够，所以绝大多数国人仍然处于几乎是没有免疫力的状态，就像国足的球门面对着巴西或德国的战车。

另一个奇谈怪论来自饶毅，他身为前北大生物系主任不懂基本的进化规律，居然在这个时刻还在说新冠可以通过什么随机突变会越变得毒性越强。固然突变是随机的，但是病毒总在向更容易生存的方向发展，这就是达尔文发现的颠簸不变的真理，想成为美国名校申请咨询师的饶伯伯真是在江西没有读好高中生物。他们也相信的香港的科兴与辉瑞同等有效的结果己经被新加坡的几百万人的试验否定，如此没有水平和担当的中国学界只知道为清零政策背书，真是够中国老百姓喝几壶的。

今天的圣路易斯Central West End的Downtown, 我只能匆匆走过。

也谈谈上海人 (2018-02-27 18:47:23)

微信传来一篇比较上海与北京的文章，很有意思，作者不详。现在北京借皇城优势，在科学与出国留学方面大有压倒上海的优势，这篇文章则给出不同视角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教授写推荐信时，会避免使用横向比较的文字，诸如“他是我培养的前三位最为优秀的”，因为自己弟子中杰出人士太多，怕引起误会。比较不同区域的人更应该是我的忌讳，我有世界各地的朋友，虽然我每天必须面对评判人和事。北京就是一个全国各地人组成的首都，我们还是谈谈更有文化特色的上海人。

对于此文，有一点我是特别地认同：上海人是颇似西方人的中国人，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最有西方的契约精神。我可以将这个结论扩展到上海和江浙人，那地方是中国最早开化的地方，香港都得益于解放初期大量上海资本和人才的涌入。对于我这湖北乡里人，当年出国时急需海外亲属，我妈说我们家是革命长征掉了队海外留洋掉了船。但是我说上海人像西方人，是通过观察我那江苏出生的上海交大岳父得来的，他永远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去麻烦别人，据说他很少向人借东西，除了自家人，他鲜少与邻居或其他人来往。他也尊重你而给你空间，绝不管别人家的事，这就是潜在的西方社会的隐私，虽然他是一辈子的共产党人。

我们于2006年在人生中第一次去上海，出国16年后，虽然我年轻时的梦想是去中科院上海分院。那次我们也去了杭州与苏州，我那在杭州的千万或亿万富豪的表弟还派车让我们去看了绍兴等周围城镇。当时太太这句话让我相当难堪，她说：“我很自豪拥有这一带人的血脉”，我心想她也太小瞧我们湖北佬了，岳母还是部分的我们湖北人。

上海人的其他特性我就不多说了，所谓说你不像上海人是对你的赞赏，我恭维人时可以说：“你是拥有北方性格的上海人”。我在美国见到不少上海人，我们大大咧咧的性格与他们的精致形成鲜明的对照。刚来美国时，某些上海人可以为几块钱跑银行，他们买排骨以全家每人吃几根计算，有位甚至嫌美国米贵而买面粉做糊汤面食吃。我的上海朋友在看不惯其他上海人小气的地方时也对我说：“这就是我们上海人让人瞧不起的地方”。我想说上海人成不了大气候，却常用源于上海的贝律铭或李政道来反驳自己。不过用这句话形容上海人比较恰当：上海人似乎是更易在美国或西方发展与生活的中国人。

现在上海巨变，已经是外地移民的天下，上次在上海同学家已经得知：上海的学校多讲普通话，都有人呼吁保护上海方言了。这文发出前，我问了太太：“如果条件相当，你回国愿意去北京还是上海？”，她说：“那还是上海！”这些来自微信转文：“一个新上海人的观察中国城市文明程度: 香港好于上海，上海好于北京

北京和上海的区别

一直深深的认为没有在上海生活过的人，是很难了解上海人的低调的。我大学在天津读书，姐姐家就在北京，常来常往，对北京很熟悉。大学毕业的时候选择去了陌生的南方城市上海，而不是非常熟悉的北京，这一点令身边的亲戚都大惑不解。

一转眼在上海落户生活了十来年，现在却又因为工作原因来到北京。我可以这么说：我越在北京住，碰到的事情越多，越证明我当年选择去上海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 　

我更喜欢上海的人文环境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选择去上海，而不是北京，是因为觉得自己和南方人更相处的来：大学的时候，我一直不太习惯很多北方同学称兄道弟的没有距离感的热络劲，好像很豪爽很亲热似的，好像不称兄道弟不酒酣耳热，你就看不起他一样，其实称兄道弟地喊着，心里可是另外一本账，我看得多了，我不认同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也很不喜欢在那种闹哄哄的氛围下被裹挟的感觉。而且，北方人办事情喜欢先拉关系，很多事情要在酒桌上谈，这一点我也很不习惯。 　

我反而高度认同上海人的相处方式：有分寸的距离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也不轻易承诺别人，不欠人情债；有高度的契约意识，一旦答应的事情就会规规矩矩的做好；办事情不必非要拉关系；谈合作先小人后君子，严格按照合同来。
我喜欢这种高度透明的相处方式，在这种人际环境下，隐形的人际交往成本被降到了最低。
　　
当然就具体个人来说，总有例外，但概括的总结，上海的人文环境更偏西方化一些，人际关系比较简单，比较适合我不喜欢拉帮结派，喜欢一切都摆在台面上性格的人。
　　
上海的市政行政和公共交通比北京领先10年以上。原来的北京在这方面和上海的差距更大，但是08年奥运对北京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即便在上海生活的十多年，我也经常来北京，明显感觉到08年前后北京飞速的发展，和上海差距的拉近。当然差距还是明显滴～

1、上海政府行政效率非常高。我是在上海自己开过公司的人，跑各种机构的次数很多，不说政府官员，说的是底层的一线公务员，那办事效率，那服务意识，那政务电子化水平，绝对令人印象深刻，绝对是服务型的政府。至于北京的各个衙门，我常听公司人事和财务的抱怨，差距太大了。

2、公共交通。上海固然也堵，但和北京不可同日而语。我某次开车回上海，下班高峰期进市区，在外环上开100公里时速，换了北京就不用说啥了吧。大家可以自己做个试验，选择下班时间打开Google地图北京和上海，看看标红的道路密度有多大差距。

3、市政。北京只要一下暴雨就全城瘫痪，上海可是年年夏天有台风的城市啊，交通怎么从不瘫痪？我在上海从来不买车，去哪里都很方便，公交地铁换乘，加上打车很方便。至于北京，幸亏我刚来北京就买车了，再晚3个月连摇号的资格都没有，北京的出租车拒载问题是我买车的直接原因。

4、空气污染。我当年大学毕业南下上海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和天津沙尘暴天气走的。到了上海，在一个同学那里洗了澡，走在军工路上，一阵强劲的江风吹过来。我条件反射的掀起衣服盖住脑袋，然后才想起来这已经在上海了，不是华北了。我当时沐浴干净的江风就万分感慨，我一定要留在上海。

看看现在PM2.5的对比，就不用说啥了。上次回上海，看新闻说初五凌晨放鞭炮，上海PM2.5达到了300了，严重污染，呼吁市民注意。我就表示非常淡定，北京春节期间天天爆表呢。
 　　
上海生活更方便

1、上海遍地24小时便利店，北京满大街找不到一个。最糟糕到冬天，附近一个京客隆晚上8.00就关门了，实在让我诧异的不行了，上海的超市哪有晚上10.00前关门的？

2、上海水电费缴费可以用支付宝了，可北京电费用电卡，这一点让我太费解了。谁知道家里什么时候电快用完了。我反正当年在我姐家里就碰到突然停电，她手忙脚乱打手电满屋子找电卡，然后下楼去充电的时候。

3、上海只要一下雨，所有的地铁出口，商场出口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无数卖雨伞的人，一把折叠伞10块钱，十多年没有涨过价，很厚道。以至于我从来没有养成雨天带伞的习惯，上海家里屯了十几把雨伞。

4、上海地铁换乘相对比较方便，地铁出口一般都在闹市区(浦东有些不是)，但北京地铁很奇怪，很多出口很拧吧，我忘记了很多年前到中关村什么地铁出口出来，居然还翻了一道铁栅栏，过了铁路才是马路。

北京奇怪的酒吧文化 　　

我曾经慕名去了一趟三里屯，一趟后海，我想不明白怎么各个酒吧门口好几米外都站着几个东北壮汉拉客，实在太煞风景了。那场景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块砧板上的肉，酒吧门口的汉子们就是磨刀霍霍的屠夫。上海衡山路上的酒吧，门口永远是非常幽静的，进去以后才热闹。北京这种酒吧拉客行为让我感觉非常的低俗。
　　
还有很多方面，都比较琐碎，不一一举例了。一句话总结：

上海的城市化文明程度比北京要高一个时代，差距是全方位的。我刚看见这篇短文，果断的转了。

因为实在是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

谈了上海人，再聊武汉人 (2018-03-18 10:13:43)

我谈上海人的文章在文学城引来不少留言，高质量的大段留言，受欢迎文章的留言部分也十分精彩，既让博主涨见识也启迪进一步的思考。有位哈佛妈妈讲了令人捧腹的比较北京与上海的个人经历，也这样涉及到湖北人：“湖北人喜欢被称为“九头鸟”，象征着超级智慧，或者心思多。”，那我们就顺水推舟谈谈湖北武汉人。

在我深入聊武汉人之前，分享一个我们湖北老乡的消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Lihong Wang（汪立宏）最近当选美国工程院院士。他曾经长期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担任生物医学工程的教授，刚去Caltech 不久，据说Caltech为他专门建了一个小部门。这就是华大面对东西海岸的名牌大学挖人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例子，华大给他崭新生物医学工程楼的半层都不行，他成名的东西也是在这里做的，为能够利用光学手段探测皮下的组织或器官的肿瘤。从TAMU到Wustl再到Caltech, 可以看出他节节攀升的轨迹，他还是一个nice guy，从湖北县城去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80级。

身为同济校友的美国德州病理教授帖出这张照片，经允许转发。他借此照片回忆当年他们在休斯顿打牌时的情景，在吃饭的桌子上放块塑料布就是战场，新科美国院士汪立宏为左手边“穿花毛衣的家伙”。变化还不小，我只知道他当华大教授时的模样，他的几十人实验室曾经聚集了从清华等大学来的学生。汪立宏曾向我提及当时他认识好多同济出来的，下面是同济校友的留言：“昨天还翻出打牌的照片。突然觉得年轻时跟谁打牌还能决定未来[呲牙]。”，“。。哪时（24年前）四个戴大眼镜书呆子们都不知道将来做什么。除了院士（肿瘤生物医学影像），另外三位都作了医生教授又回到休斯顿。一位肿瘤放疗科，一位肿瘤内科，还有一位肿瘤病理科。”。照片忽然让我回想起我们到美国后的年轻岁月，打牌是我们经常做的事，女儿就放在牌桌上睡觉。

除了小时候在武汉的短暂居住外，我在14岁时才从乡下到武汉读中学。当时对大城市的惊奇，使我在蛇山脚下的小东门驻脚，长时间观看从长江大桥下来的火车，那是从我的中学去外婆家的步经之地。海纳百川应该是武汉这地方和它的人民的特点，可能与它是交通枢纽相关，所谓九省通衢也。湖北人或武汉人似乎能与中国各地人打交道，相当接地气的那种。武汉曾经在民国时期是中国举足轻重的城市，现在喜见她文艺复兴般地发展，在我们那个时代武汉为全国高校第三多的重要城市。

武汉人是有脾气的，出口几乎每三句都带脏字。武汉人几乎给家里人都有昵称，称兄为“拐子”等，外地人需要适应后才能进入这种特定的武汉语境。武汉人也是喜欢吹牛的，特别是在夏天难熬的时候，往往惊人的好消息是通过“个斑马”或“老子今天”这样的粗话引出的。然而武汉人也有文明的一面，因为这种粗话在武汉使用时是男女有别的。女士也吹牛，但是这些脏话几乎是男人的专利，当然武汉媳妇在大街上骂自己的男人也是经常见到的事。

武汉那个奇热的夏天，在我们没有空调的时代，让我们没有脾气都难，这与精神病学家让病人将情绪发泄出来是一个道理。武汉人做事还相当有气派，肯定沒有江浙人那么秀气。比较武汉的东湖与杭州的西湖，前者宽广，后者秀美。武汉人说话肯定没有苏州人那样的音乐感，远离武汉多年后再看过去，武汉人的好多话似乎是喊出来的，或吼出来的。中途打断别人的说话是常事，这可是在西方生活的一大禁忌。但是武汉人是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是有原因的，在百年前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了终身的帝制。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无男儿，但在百年前的武昌，确有与昏庸的统治者死拚的湖北佬。

武汉人又是讲义气的，所谓兄弟两肋插刀，友谊与面子同样重要。我们有次在九江的船上，武汉人与江浙或上海人先是为铺位争执而吵架，武汉人用双手卷袖子骂声刚出就要动手，上海人马上退让。

我考上大学不久曾坐轮渡去汉口，那是我在武昌生活四年里数得出的过江的次数，可见当时备战高考之辛苦，或者交通之困难。那次不是去位于汉口的同济报到，而是我那位地道的汉口高中同学邀我去见识城里的风景。他在我入医学院之前，就请我去吃四季美的汤包。我们后来在现在的中心医院实习时，他把在江汉路旁边的房子钥匙给我，让我步行去那空着的房间里读书，汉口庭院中小屋的安宁令我印象深刻，出门便是繁华的街道。

走遍世界各地，从实际的意义上讲，我沒有见过比武汉的冬天更冷的地方。那些手上生冻疮的日子，源于国内的长冮以南不送暖气的奇葩政策，刚跟哈尔滨人的谈话让我好羡慕他们温暖的冬天。我更是找不到比武汉更热的酷暑，体验过现在武汉中心医院的汉口城市的热岛效应，有时为气都喘不过来的感觉。当时武汉没有空调，我抵圣路易斯后，没有想到当时的同事告诉我：他在华大读本科时也沒有空调。

我的那篇题为“写给北京和上海的娇小姐和大少爷们”的文章，是因为北京敏感网友称有地域歧视之嫌而写的，我回答他说：“你说湖北出土匪我都不在意”。那可不是，不然怎么湖北红安县在开国时出了那么多将军？闹革命的土匪照样击败蒋介石内阁的耶鲁或哥大的豪华阵容。湖北红安县因为出了223位开国的将军而著名，李先念和董必武的故乡，政治正确地将县名从黄安县改成了红安县。黄安虽然也出文学家叶君健和经济学家张培刚，但是那些拥有将军美誉的人士，实际上不少人就是土匪出身。

当时黄安有14万人战死，活下来的则享受相当的待遇。我的小时候在乡下县城家的附近，住着的陈处长就是其中一位。当时没有仇富的说法，但是我们普通的7-8家人的一排平房，出正门就是面对的他家的深砖围墙，现在回忆起来都有压抑的感觉。他挣得这些待遇的唯一资本就是参军打过仗，然后衣锦还乡；美国年轻人如果得知入伍打仗能如此富有，美军军营定会被挤破。陈家为庭院深处，背靠湖，院墙的高度可能是我们这些孩童身高的一倍左右。量化后比较是什么规模呢？他们院子里的房子和我只能在门鏠里看见的庭院，是我们的居住面积的几十倍。围墙外的枣树可供我们偷着打枣吃，还要看他家人的脸色，因为枣子落地的声音会让他家人出来训斥我们，院内的苹果我们则够不着了。我是经常在他家的院墙外，靠捶石头挣点小钱，那需要几小时持续的辛苦。

这位陈处长参加过长征，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低，又沒了动力，作为小处长的终极官职就能代表其水平。他解放后不久，很年轻就回乡休养，他的生活除了钓鱼就是去学校就他的从军生涯吹牛。他似乎娶的北方口音的年轻很多的太太，育有三位子女。陈家的门总是锁着的，从来没有聚会之说，他家的子女似乎也不与邻居家的孩子们来往。他们在县城都有自己的圈子，北京的陈将军与粟将军的子女联姻就不奇怪了。

今天在家人都深睡的零晨，我突然通过弗洛伊德般的精神分析体会到：我在不太老的红军家的围墙外的经历，还培养了我对权贵不屈的性格，恰好为我的美国人生铺路。
在同济当教授的同班同学拜鲁植为师学摄影，这是她拍摄的同济“解剖和二大之间的花园”。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I love it! 我早说过她已出徒了，这两照片的取景角度为明证，汉口的天空也开始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