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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志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朱同志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时事新闻

我的电脑里,保存着朱同志98年到02年,五次总理记者会的完整视频。

记得那些年,我年龄还小,却对这每年一次的答记者问很是期待,就感觉到有意思,尽管他讲的东西好多都听不懂。

前两天我感到焦虑的时候,又把这些视频翻出来复习一下,看了还是觉得十分提气。


我也在想,他的记者会为什么好看?

记者会现场。

01

朱同志口才很好,几乎没人会否认这一点。

他退下来之后出的第一本书《朱镕基答记者问》,成了畅销书。这本书收录了总理记者会整理后的文本,我对照着视频,发现他说话的几个特点。

一个,他不回避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说得很直接、很赤裸、很严重。

譬如,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改善。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许多地方在规定的“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老百姓意见很大。

在1998年的首次记者会上,朱同志提到“费大于税”的问题时,用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措辞:

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对此必须整顿和改革。

讲真,我印象中几乎从没听到哪个官员口中,当众承认过“民怨沸腾”这四个字的。

尽管后来“费改税”因为涉及各方利益,进行地非常艰难,但总理能这样讲,一方面可以稍微舒缓人们的怨气,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官员们施加压力。

毕竟,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这样的例子,不是他当总理之后才有的,在上海时就有了。

在去上海当市长之前,他一天地方官都没做过,所以特地去请教了天津的李瑞环同志。李同志对他面授机宜说:

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朱同志是清华出身,李同志是木匠出身。但大学生听进去了老木匠的话,要拿一点实在的政绩,取信于民。

朱同志选择市民日常最关心的“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历史上就是个问题。它没有广阔的农地,却有庞大的人口。

1958年,为了解决农副产品的问题,上海曾向隔壁的江苏“伸手要地”,经过中央批准,嘉定、松江等10个县并入上海。可即便这样,到了80年代,上海的“菜篮子”依然到处都是洞,老百姓意见很大。

朱同志花了很大功夫,就怕下属不重视,曾对他们说:

在上海取得民心主要靠 “菜篮子”,你把“菜篮子”丢了,我们就垮台了。

这话不是我杜撰的,是白纸黑字写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这本书也是精彩得很呢。


朱市长视察道路改造。

02


朱同志讲话坦诚,也有个性。

他的个性体现在说话上,其实就是一大特点:不假谦虚,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意思。

这个怎么讲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答问时更习惯于用“我”做主语:我想、我感到、我认为…

譬如,开1999年的记者会前,其实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前一年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8%,没有达到。这在改革以来也是少有的情况。

朱同志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

其实在说不足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使用个人色彩更轻的“我们”。他没有这样做。

现在有的官员开发布会,就根本听不出他的所思所想,你就感觉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一枚图章在说话。信任感会大打折扣。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同事,他在汇报中遇到质疑时,口头禅总是“我们下来找一下原因”。他这样说,并不是谦虚,只是个人不愿承担责任。

相反,当仁不让的人,往往更值得信任。

朱同志个性中的当仁不让,有个流传很广的事。

1988年3月,刚出任副书记(还没正式当选市长)的朱同志随上海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会下,一位记者问:“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

朱同志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

这句话后来回到上海被个别人大代表批评,说还没选呢,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还好,江同志帮他说了话:

我认为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


朱同志虽然说话时很直接,但行为上不越位。


代表们问他有没有施政纲领,作为二把手,朱同志的回答是:


施政纲领在江同志的工作报告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


所以,在上海时,两个个性迥异的人配合得很好。吴官正同志就有一句评价: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同志,选择了伟大的朱同志。

或许今后,还可以写一个江朱两位同志是如何搭档的。


两位搭档在上海时期。

03

在朱同志当政的时候,经常上香港媒体的头条。

那些见风是雨的港记,给他封上了“经济沙皇”等等绰号,也最爱使用诸如“发飙”“炮轰”等等标题

这些东西,虽然大多是为了吸引眼球,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朱同志自信与强势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困难时期或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却是非常能提振信心的。

例如,200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到香港。

那时,香港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疲软不振,财政赤字高企,特首董先生“忧心如焚”。

朱同志在港府的欢迎晚宴上,发表了“我爱香港”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在演讲中,他先是对香港来了一番激情赞美,细数了香港种种优势。随后以自己做对比,给董先生打气:

我说你这个“赤字特首”跟我这个“赤字总理”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呢。我的财政赤字去年是2598亿元呀,我累计发放的国债余额25800亿元,你赶不上我啊。

即使三年以后,你把财政储备花光了,你可以到内地去发行香港五十年长期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


朱同志到访次月,董先生宣布竞选连任。

朱同志讲这个话,有他的底气在。

在他主政那些年,中国采取了“货币稳健、财政积极”的经济策略,通过发行国债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增长,也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不过,香港的媒体却又封给他一个“赤字总理”的头衔。


对于别人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词,必须强势怼回去。在2002年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朱同志说:

我国这个赤字没有把它“吃”掉,而是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2.5万多亿元的工程。

包括新建 10 万公里的公路,新建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建设了9500万千瓦的电站,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用户已经达到 3.2亿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里的。

我为我们国家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国民经济而感到自豪。

说到激动处,他加快语速,挥动双手,一个个数据脱口而出。

在那些年里,朱同志如此这般,强势地掌控着中国经济。他对经济数据的信手拈来,对经济状况的了然于胸,对经济政策的清晰笃定,会让人觉得心中有底。

在任何时代,杰出政治家的标准,都要看他能否激发大众的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他还是让人怀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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