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的最佳竞技状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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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培霖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1864年夏,湘军攻破南京城,平定太平天国。没过多久,主帅曾国藩就发现湘军已经有了严重的“暮气”,不复创业时代的生龙活虎之象。
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糖尿病都加重了。他这个发现,我们换算成今天的术语,可以称之为“大企业病”。
“大企业病”可不止存在于大企业,小企业、小商会、小社团等等也都普遍存在:推诿扯皮、偷懒怠惰、相互客客气气、开会说场面话、领导身边充斥着马屁精、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这些现象恐怕并不少见,都是组织生态恶化的征兆,按照华为公司的术语,也可以统一称之为“熵增”。
解决方案何在?大型企业、组织怎样恢复青春活力?恐龙怎样在气候变化时代存活下来?
本文将从历史中分析提炼一些规律,为今天的企业治理提供一些思路、方法、工具。
读史论世,我发现,企业、组织的最佳竞技状态是:找到集权与分权的最佳平衡区。
中国人最不容易理解的组织类型,大概是“去中心化组织”,也因此对其蕴含的能量茫然无知,对其中“自下而上治理”的方式,往往十分陌生。相应的,中国社会最熟悉的是中心化组织,中央集权的制度。甚至在今天的企业治理中,也随处可见帝王式治理的投影。
对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由于太缺乏历史传统的经验,往往只踩在集权这一极端,而外部商业生态正在变化,他们将因此陷入困境。有些人试图通过分析90后、00后的性格特点来适应变化,其效果等于通过分析小说来了解社会,只能浮于表面。
哪些企业能够率先实现自下而上的治理,处在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区,他们就将以蓬勃之势碾过竞争对手的阵地,占领未来。
这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理念,有少数中国企业已经做到了。
历史复盘:分权竟战胜集权
“团结起来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人对此耳熟能详。道理上似乎也十分成立:集中权力则能够集中力量,才会有秦皇汉武式的一代伟业。
但这些道理经不住历史实证检验。真实世界是有摩擦力、有交易成本的。逻辑完美的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现实世界存在交易成本,同理,集权规律大部分时候也会失效,因为真实历史进程中存在着摩擦力。
复盘近代史的具体细节,可以看出随着技术条件、经济形态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形态:分权战胜集权。
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被丘吉尔称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七年战争。
1756年,即清乾隆二十一年,英法争霸,七年战争爆发。开战之前的两国国力比较,法国胜于英国——当时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之下,经济总量1.2亿英镑,是英国两倍以上;法国人口1930万,是英国的两倍多;英国陆军人数少,长期不超过十万人,根本不能与法国(太阳王最多有四十万人)相提并论;英国皇家海军因为与荷兰的三场战争,损失较多,主力舰仅存104艘,法国在科尔伯主政时期大力发展海军,他死后法国主力舰已达到120艘。
支撑战争的财政实力上,法国看起来也比英国强。1688年后的100年中,法国每年的国库总收入始终比英国至少多出50%。
但七年战争的实际结果却是:法国一败涂地,英国登上巅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
英国怎么做到的?一般认为,灵活运用海洋战略和欧洲均势策略是英国成功的关键。而英国之所以能实施上述策略,背后的原因是:有钱。
16世纪欧洲一场战争费用是几百万英镑,17世纪末上升到数千万英镑,18世纪更是上升到亿元级别。筹集战争经费,不能靠存粮(税收),主要途径只能是举债。
英国财政收入少于法国,但融资能力却远超法国,靠发行国债为战争融资,逐渐将法国甩开,直至将法国拖到财政崩溃。
为什么英国的融资能力远超法国?
分权治理方式的力量在此展现。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渐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议会掌握了财政权,而议会按法规办事,不会任意武断毁约或践踏私人财产权,中世纪那种国王绕开议会征税、任意违约和赖账的做法,在英国基本消失,即英国的信用建立在制度和程序基础上。但法国依然是国王统治,任性武断,他不止一次赖账,信用不高。
其结果是,不仅英国国内踊跃购买国债,连法国的资金都通过荷兰资本市场流向了英国,通过购买国债帮助英国打击法国,法国岂能不败?所以,1786年,英国首相皮特在下院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
七年战争是人类治理方式对决的关键时刻,历史在此投下了关键的砝码:集权者败,分权制衡者胜。英国成为战争大赢家,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割让给英国,并从印度撤出,只保留了五个市镇。英国终于问鼎全球霸主。此后,英国的分权、限权治理方式扩散到欧洲、美洲及世界上更广的区域,余波在清朝末年触达东亚的日本和大清。
日本学习英国而崛起之后,在1905年打败了更加集权的俄国。查看俄国在1905年战争中的细节,发现其具有所有集权治理模式的缺点,下文将会具体分析。
分权击败集权的规律,在商业竞争中同样有效。
彼得·德鲁克在研究通用汽车公司之后,写出了名著《公司的概念》,但书中的思路却令通用汽车高层大为不满。德鲁克认为,通用汽车成功的关键在于分权,通过众多独立运营的子公司、相互市场化交易带来活力,他主张通用应该继续分权,但通用高层看法却相反,他们希望集权到总部,故坚持批评德鲁克。
几十年后,已经中央集权化的通用公司迎来了恶果,汽车质量下降、产品滞销,这也证明了德鲁克的先见之明。
但奇妙的是,通过再次分权,情况很快又好转了,这就是丰田汽车与通用汽车合作,以丰田管理救活通用汽车弗里蒙特工厂的案例。
弗里蒙特工厂在1980年代是通用集团旗下最差的工厂,丰田接管后,赋予底层工人各项权利,扩大自下而上的治理,工厂很快成为通用全美最佳工厂。通用的高管们看到,以前的罢工老炮现在正教育新员工要细致敬业,简直惊掉了下巴。
历史的投影:汉武帝型企业
企业并不是一个单纯金钱买卖关系的集合,它包括但不限于金钱买卖关系,它是社会的细胞、是综合的生态、是有温度的,因此,企业的治理形态、文化受社会大环境所决定。
战国至秦汉时代,发生了中国历史第一次大转型。此前中国是多中心、分布式社会,汉朝以后则成为中心化、中央集权式社会。如果今人穿越回汉朝以前的中国,恐怕会感觉相当陌生。正是汉代以后的中心化社会治理,塑造了今天中国企业治理的基本形态。
春秋时代之前,多中心的诸夏世界繁荣、活跃,但并不稳定,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当时社会常见的人格是质朴、尚武、耿直、诚信(以《左传》中的400多个人物为典型),相比之下,后世就更常见的是文弱、狡黠、苟且的风气。
春秋战国先贤痛苦于战祸,尝试设计各种消除战争、恢复秩序的方案,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中一派主张,应该武力一统天下,军事力量集中于一尊,就可以带来万世太平(这种思想在欧洲也有,只是没有成功)。简而言之,将去中心化的封建组织,转变为中心化的帝国组织。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废除封建,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国家总体作战能力日益强悍,最终一统天下。秦汉相继,皇权制度最终在汉武帝手中定型,中国社会也由此定型。其结构特点是从多中心变成了单一中心、中央集权,基本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在我看来,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从分权的封建到集权的秦汉,几乎是从一端滑到了另一端,并没有触摸到、更没有停留在最佳平衡区。
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一滴水与大海同构。英国一家小型股份公司、美国一处荒僻小镇上的教区公共事务,与其国会及联邦政府的运作,用着同样的治理规则:委托-代理、投票决议、权力制衡,等等。汉代的帝国制度定型之后,治理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悠长的投影。大到国家机构、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企业和一个村庄的运作,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治理规则: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其他人只需服从。
一家商号里,只有一个东家独揽大权,老东家谢幕之后,他的五个儿子不可能组成投票制的委员会接管商号,只能分家,各管一摊,在自己的小商号里说一不二。一个家族里,年迈的家长决定一切,家族如果太大而难以协调,那就分家,每个小家长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说一不二。
帝国治理模式在现代社会的投影,构成了我们工作和生活的背景色。汉武帝型企业,在中国成为最常见的治理模式。
史玉柱总结巨人集团的失败,说道:“巨人的决策机制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巨人集团也设立董事会,但那是空的。我个人的股份占90%以上,具体数位自己也说不清,财务部门也算不清。其他几位老总都没有股份。因此在决策时,他们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他们没有股份,也无法干预我的决策。总裁办公会议可以影响我的决策,但拍板的事基本由我来定。现在想起来,制约我决策的机制是不存在的。”
他后来反思说:“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创业初期充分体现了决策的高效率,但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个人的综合素质还不全面时,缺乏一种集体决策的机制,特别是干预一个人的错误决策乏力,那么企业的运行就相当危险。”
今天,汉武帝型企业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环境,所谓“00后不好管”之类的说法,都是不能适应环境的体现。进化路在何方?已经有一些优秀企业,走出了新路,这条路,我描述为扩大自下而上的治理,实现一定程度的去中心化,最终找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点。
治理创新:德胜洋楼的启示
今天,随着历史转型和商业生态不断进化,已经有许多企业走出了汉武帝模式,进化出了更高的治理形态,例如华为、阿里、vivo、海底捞、万科等等。在大量中国企业的探索中,我最推崇的是德胜洋楼的经验。德胜洋楼完全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而且其方法可推广、可复制,可以广泛应用于几乎所有组织治理领域。
德胜洋楼的业务是为客户建造美式木结构住宅,toB生意,所以不为大众所知晓。但管理学界慧眼识珠,早早就被哈佛、耶鲁、清华等收入了管理案例库。
先介绍几个德胜洋楼的小事。
2021年春,我带领一队企业家到德胜洋楼参观,大家脱了鞋子进入样板房,20多双鞋子脱在门口横七竖八。之前就听说过德胜洋楼有一个神奇之事,每当下楼鞋子就自动摆放整齐了,这次我也决定暗暗观察一下。十几分钟后,我们参观完样板房,下楼看到鞋子果真鞋跟朝内鞋尖朝外,整整齐齐码了三排,不由得暗暗佩服。问是谁摆的,工作人员答曰不知道,因为德胜公司任何人经过这里都会整理鞋子,可能是会计,可能是总裁。恰好有人在打电话没有上楼参观,告知我们是有一个在外面遛狗的,停下来理好鞋子,又继续去遛狗了。
整个德胜洋楼上千号员工,专职管理人员却只有十几个,其他人都实现自我管理,极大地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部门之间有很高的协作热情,创始人聂圣哲也天天逍遥自在,拍电影、写剧本、搞教育,而与此同时,公司却一直保持行业冠军地位。
德胜洋楼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比如,运营总监选举制度,自下而上决定核心管理岗位任命,这个岗位有十几个候选人,每年更换一次,方法是匿名投票选举,每年选举结果确定以后,通知董事长和总裁。
还有一个“内部听证会制度”,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处理内部纠纷、确立内部文化。假设,副总裁和食堂做饭的阿姨闹矛盾了,该怎么办?德胜洋楼的做法是:如果有人违反了公章制度,那就照规章处罚,但规章制度不可能定那么细,有时甚至两人都有道理,那这时就需要通过“模拟陪审团”机制来处理。两人都有权发起公司内部听证会,公司不得拒绝,具体做法是抽调九个左右的基层老实的员工(有一套抽取人员的细则流程),按照陪审团的模式去审理这个矛盾纠纷,陪审团可以经过好几天时间,把事情原委理清楚,重在建立规则,而且结论要形成书面“判例”,以后类似的内部纠纷全部参考这个处理。多年以来,德胜洋楼已经启动了16次以上的内部听证会。
德胜洋楼实现自下而上的治理并不是简单放权,简单放权往往就会乱哄哄,为了恢复决策秩序,又会回到中心化决策。实际上,去中心化决策必须要有工具载体。例如,在员工集体参与决策时,采用了大致类似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工具。
再如,靠制度体系来养成、保障风气,不靠简单放权或道德自觉。以其远近闻名的报销制度为例,员工报销不用上级领导签字,而是对着镜头先来一个诚信承诺,然后自己签字,自己领钱。这听上去有点空想社会主义,但其实不然,并不靠员工道德自觉,而是背后有一大套事后监管的规则制度体系,一旦发现有人作弊,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
中国企业治理的未来
企业在创业早期,往往生机勃发,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会遇到组织问题,大企业病浮现。
为了应对,老板往往会更加努力,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错误的方向。在此,我们需要研究清楚组织运行的原理。
集权为何不但未能集中力量,反倒带来了组织能力低下?
原因很清晰:集权会带来极大的熵增。具体表现是:高层听不到真实信息,各部门表面团结实则内斗,遇事相互推诿,员工没有激情、出工不出力,留不住能人,交接、传承困难,等等。
该怎么办?简单放权?股权激励?老板要更努力?加强领导?
都不是。要系统激发组织的活力,这才是方向。我认为,对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来说,方向简单又明确:扩大自下而上的治理即可。
具体而言,有三个要点:要约束高层的权力;要有自下而上治理的多种组织工具;最终,要找到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平衡点。
制度应该是双向的,既要向下制约员工,又要向上制约管理者、董事会。企业家本人需要走出舒适区,限制土霸王式的权力以及权力滥用,自我优化升级。上市公司治理之所以普遍优于非上市公司,正是因为上市公司受到监管部门、媒体、金融机构、股民等多种外力制约。
自下而上的治理要通过组织工具来运行,否则就会乱作一团。
我推荐这些工具:罗伯特议事规则、管理岗位选举制度、内部独立质量检察官制度、内部听证会制度、企业文化考核表,等等。党组织中的“士兵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组织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其实也可以归于组织治理工具类。
这些工具组成的制度体系会内生出优秀的文化,此乃企业文化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说,90后、00后并不难管,因为人性是永恒的。
在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之间,有广阔的地带,中国企业目前几乎全都站在极度中心化这一端。未来,随着自下而上的治理逐渐扩大,企业领导者要带领众人找到这个广阔地带中的平衡点,形成活力与合力兼具的良好竞技状态,企业稳健规范而又朝气蓬勃。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企业治理的演化过程,就像从汉武帝进化成华盛顿,从郑芝龙、郑成功进化成东印度公司,从日升昌票号进化成汇丰银行…………
企业如此,家族也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富不过三代”的魔咒,本质上也是治理弊病的自然后果。治理结构进化,则富不仅可以过三代,还可以千秋万代。拿破仑时代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至今仍然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洛克菲勒去世已百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明治维新时代在涩泽荣一手中创办的那些株式会社,刚热闹的度过了150周年庆典,其背后的家族力量也从未断绝。
作者:组织治理专家,投资人,曾任《第一财经日报》社论主笔,著有《至简中国史》。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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