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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1日，台湾高雄大寮监狱里发生挟持事件。6名服刑人员挟持了典狱长和监狱管理员，提出“法官有罪推论心态要改”，保外就医制度不公平等三项诉求。
警方和劫持者对峙14个小时，最终6名劫持者饮弹自尽，并未伤及人质。据报道，此次劫持事件是由台湾黑道竹联帮尊堂堂主郑立德带头发起的，他因杀人罪在2012年被判重刑28年半。2月11日下午，在高雄大寮监狱，郑立德等6名受刑人串通谎称生病，打伤管理员后挟持3人。副典狱长赖振荣和戒护科长王世仓自愿替代当人质进去谈判，典狱长陈世志后来主动替换副典狱长出来。郑立德等人随后进军械室取枪，共取走4把65K2步枪、177发子弹及6把手枪、46发子弹。随后，6人与警方对峙长达14小时。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个情节很像黑帮电影里描述的劫狱场景呢？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恐怕再天才的编剧也难以想象的到。在越狱未果后，挟持者提出了三项诉求：第一，台湾法官有罪推论心态要改，否则对犯罪者相当不公平；第二，既然要把他们关到死，但至少在狱中要让他们自给自足，但每个月只有两百元新台币，难以生活；第三，为何陈水扁这种只不过是尿失禁就可保外就医，但监狱内很多受刑人躺病床、坐轮椅却不能保外就医，相当不公平。这三个诉求也太“高大上”了点。说实话，无论是新闻中还是文艺作品里，对劫持事件的描述都不少，劫匪的诉求虽然千差万别，但一般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钱，二是自由。然而竹联帮郑立德的这些诉求却令人大感诧异，他满口法言法语，讲的都是社会甚至法治议题，这些应当出现在台湾“立法院”或者选举的电视辩论中，可是现在却在监狱里由黑帮劫匪的嘴里说出来。几个小时之后，高雄监狱里突然枪声大作，连开30多枪。台湾法务部门官员陈明堂受访证实，经确认六名劫持者举枪自尽，典狱长陈世志安全获释。现场警方受访说明，约5时左右先有四名劫持者自尽，5时以后，最后两名劫持者出来查看，还对已经死亡的同伙补弹后，再饮弹自尽。
这件事做得更是独具黑帮风范，在明知越狱无望的情况下，并未伤及无辜，而是饮弹自尽。甚至剩下的两位劫持者，还帮同伴“处理后事再上路”。无论是“痛斥陈水扁”还是饮弹自尽，竹联帮的劫匪们都令人印象深刻。就像是一部电影里的台词：讲规矩叫黑帮，不讲规矩叫流氓。整个过程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郑立德这几个人提出的三点诉求了，完全不像是劫匪该干的事啊。除了从他们自身角度出发，能提出这种诉求也与这几十年来台湾黑帮，尤其是竹联帮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1949年以后，200万外省人的移入，使得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角不是大人，而是一群当时十几、二十岁的大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往往人在军中，没有什么精力管教孩子，而他们在学校里又往往会受到本地少年的欺负，比如竹联帮曾经的领袖陈启礼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说：“下完课班上有些人来打我，我就还手跟他们打。后来变成每天下课全班来打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我就一直奋战。”久而久之，这些大男生倾向于抱团以免被人欺负，或者去欺负别人。时间长了，原本纠众而成的小组织，就逐渐变成大组织。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时竹联帮中要角，不少拥有大学或明星高中的学历，以60年代的台湾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这些黑帮人物颇符合“社会菁英”、“知识分子”的定义。
例如60年代后期起成为竹联帮领袖的陈启礼，毕业于淡江文理学院的土木测量系；1968年竹联扩大组织、制定规范的“阳明山会议”，负责主持的张安乐，当时只有20岁，还是淡江大学历史系学生。到了8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竹联帮势力也不断扩大。1981年，竹联帮与台湾另一帮派四海帮发生冲突，为平息舆论压力，陈启礼邀请媒体朋友在台北红楼吃饭，就是在饭桌上，他谈到了竹联帮的转型，认为竹联帮应该为家国做些事情，并提出“参与政治”，“反台独”等目标。之后，竹联帮开始在台湾大规模的招兵买马，为了要灌输这些好勇好强的青少年朋友们的“爱国思想”，竹联帮帮规第一条就是要“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到了1984年6月，台湾当局宣布，各不良帮派限期办理自首撤销，登记期限过后将要严格取缔。陈启礼等人体会到这一波风雨欲来的危机，因此便积极结交党政高层以求自保。此时正好情治机关高层也认为，这些帮派领袖多半是军公教家庭出身，“忠党爱国”立场鲜明，可以利用他们在外面“替国家办事”。随后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江南案”。台湾官方认为，旅美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是情报局线人，却撰写《蒋经国传》污蔑领袖。陈启礼当场主动“请缨”，愿意前往制裁。10月，陈启礼和竹联帮成员吴敦、董桂森在刘宜良家将其开枪击毙。陈启礼本想借此“漂白”身份，但因为江南拥有美国国籍，美国人大怒，美台关系岌岌可危。当陈启礼回到台湾遭到逮捕后，人在美国的“白狼”张安乐为了救友，就对媒体公布了台湾情治部门与陈启礼等人会晤的录音等相关内容，举世哗然。
“江南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走向，被指下令情报局“制裁”刘宜良的蒋孝武，被蒋经国外放新加坡，从此远离权力核心；蒋经国更公开声言，未来的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出任。“江南案”改变了台湾，也差点毁灭了竹联帮。“江南案”后，在当时的警备总司令部主导之下，警方在全台各地发动全面扫黑，被捕的黑道人士，被依据行政命令层级的《台湾省戒严时期取缔流氓办法》，不经审判就径自移送“管训”，总数高达4000人，其中竹联帮成员约占1/3。陈启礼本人后来对外界感慨过“江南案”中黑道人物“政治夜壶”的角色，出处就是人们都熟悉的杜月笙那句话：“帮派人物像个夜壶一样，政客们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踢到一边。”“管训”结束后，遭遇台湾民主化浪潮，黑帮没有走向末路，反而很多“黑帮大哥”及时抓住机会，摇身一变成为了“议员”。比如“黑帮政客”郑太吉，他不但选上了屏东县议员，还被推举为议长，此后十几年屏东一直是“黑道治县”。黑帮成台湾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依台湾警方的统计，台湾省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地方议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某届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95％。这其中的经典人物就是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连续6年当选台湾立法院委员，连负责扫黑的法务部长都要向他作报告。适应时代的黑帮也在改变自身修养。比如，晚年定居柬埔寨的陈启礼就热心于慈善活动；竹联帮另一位已经半退休的大佬“赵霸子”赵尔文，近年甚至成立文教基金会，长期帮助台东偏僻乡下的贫困儿童就学。而作为竹联帮尊堂堂主的郑立德，在劫狱诉求中针砭时弊，句句法言法语，言辞力求恳切动人，显然是谙熟今天台湾民主社会法治与政治环境的表现，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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