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痛苦，不要麻木」，12个女性的自我袒露

2022-10-26 01:10

20年前，安小庆在四川的大山里，通过电视机看到了刘小样的故事；20年后，她写出了《平原上的娜拉》，让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完满的圆。今天，你在《她们和她们》这本书里，看到了更多的女性故事；20年后，我们想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听你讲讲你的故事。

2020年，《人物》作者安小庆多方联系，几经辗转，找到了在公众视野消失了近20年的刘小样，并在2021年完成了稿件《平原上的娜拉》。当时，没有人想到，这篇两万字的静态人物报道，会收获如此多热烈的互动和大量的讨论。刘小样的故事，击穿了地域、年龄、性别、职业的区隔，许多更年轻的读者或者当年没有看过节目的新读者，都在表达同一句话：我们都是刘小样。

后来安小庆在手记里写：「关于人应当如何正当地活着，人应该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生命的有限和死亡必然到来前，人是否勇敢天真地实现和充分燃烧过自己——所有这些微小但重要的启示，都要感谢我们的采访对象，感谢她和他们做出的独一无二的探索。」

刘小样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同样在2020年，当安小庆奔波在寻找刘小样的路上时，《人物》的另一个作者林松果正在安徽中部的长丰县城里，试图弄清楚一项在当前语境下都显得超前的政策，是如何在这个县城里持续了7年——在长丰，孩子随母姓的家庭，将得到1000元现金奖励。

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林松果第一次真正沉浸式地了解了什么是性别平等。它可能是一些很微小的细节——原来男女厕所蹲位比例 1∶1 是不合理的，原来公交车的扶手高度是按照男性身高来设计的 ……性别的视角存在于生活的所有缝隙。她说，长丰的性别实验像一颗闪耀的流星，短暂照亮过中国中部这个小小县城的天空，留下了灿烂的遗产，改变了很多女性的精神生活。

时间再往回拨。2018年《人物》杂志的年度人物第一次全部选择了女性。那一年，来自女性的讲述、提问、发声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与郑重。我们书写了10位真正在国家层面上拥有现象级意义的女士，第一位就是在那年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的古生物学家张弥曼。

张弥曼黎晓亮摄

以往，关于女性科学家的报道总是少不了一些固定主题，比如如何平衡职业和家庭，如何在科研期间照顾孩子，而这些是男性科学家不会被问到的问题。所以，作者李斐然想在写作中打破一种报道偏见——很少有人会在写作中强调男性科学家的性别，一个男性科学家首先被看到的是他的专业，但一个女性科学家往往首先被看到她的性别。就这样，一篇「没有女性议题的女性报道」诞生了，在李斐然的笔下，读者们看到这样一个张弥曼——她是女性，但是她的科学太迷人了，你根本顾不上考虑其他。

从2013年开始，《人物》杂志有了《女性》这个栏目，一直到现在，《人物》仍然是为数不多拥有女性栏目的主流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看见、记录，甚至参与了无数女性的生命故事。区别于其他报道，主编张寒感受到：「当我们去讲述一个女性故事的时候，总是会激起强烈的回应，如同镜像，读者在这些女性故事里看到了自己，她们会在留言区讲出自己的故事，以期找到同盟。」这种女性之间的强烈共振，赋予了这些故事更长久也更鲜活的生命力。我们总是能在稿件发出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间，依然收到读者发来的新留言。

但这些故事分散在一月一期的杂志里，流落在社交媒体的各种金句截图中，甚至被一些短视频断章取义，重新加工。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够集中地，完整地，最大限度地保持它应有的生命力，并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闪光，照亮更多人的世界。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筹备一本书，一本由女性书写女性的书，名字叫做《她们和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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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和她们》是《人物》第一本女性报道合集，但又不止于一本合集。书中一共收录了12篇直击人心的女性故事。其中9篇是我们过往深度女性报道的重新修订版，包括《平原上的娜拉》《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前妻》《张弥曼：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夜晚》等等。从乡村到都市，从不惑到耄耋，从个人到群体，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能够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女性的觉醒。她们的故事永不过时，反而在时间的打磨下，焕发出恒久的光亮。

其余的3篇是全新增加的作者独家自述。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人物》的作者推到台前，请她们袒露自己的人生。三位作者安小庆、林松果、李斐然，每个人都在书中用万字篇幅的叙述，分享了自己身为女性在成长历程中的困惑与觉醒，以及作为创作者对女性议题的思考。如果你是《人物》的老读者，应该对她们的名字并不陌生。

她们在书写女性故事的同时，也勾勒了自我生命的轮廓。这也是书名《她们和她们》的由来。她们是故事里的人，她们是写故事的人，她们和她们的故事交织缠绕，她们也是我们。

三位作者安小庆、林松果、李斐然

第一次收到三篇自述的时候，整个编辑部都被她们的叙述击中。那种真切的女性生命体验，那种毫无保留的赤诚，那种对人生真相和情感的深层探索，充满了力量和深情。身为创作者，她们比谁都知道文字的力量，却依然愿意把笔锋对准自己。某种程度上，她们在用自己的人生，来寻找共鸣。

安小庆和刘小样的故事，简直像是一则寓言。大山里的彝族女孩，偶然看到了《半边天》的张越采访刘小样的节目。「平原上的她，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为何和群山包围中的我一模一样？」她接到了刘小样的讯息。她知道，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人。20 年后，她找到了隐身在平原深处庭院里的刘小样，续写了她的故事 ——《平原上的娜拉》。

「我始终相信，这世上多一个女性主义者，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这几年来，在重复的愤怒、书写和表达之外，我仍为很多人（主要是男性）感到遗憾。生而为人的一生，其实极为难得。但如果一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正视、理解、共情另一半人类，那此生不是太可惜了吗？甚至不用说一半的人群，这样的个体，恐怕连自身也无法真正理解——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安小庆《一艘自己的涉渡之舟》

林松果是三位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是她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一个关于性别的故事，「当新的看世界的眼光出现之后，很自然地，它会改变我对选题的审美和趣味。」后来，她去写了宋小女的故事——一个为自己前夫的冤案四处奔走的女人。在漳州东山岛的海边，四下无人，宋小女把自己的裙子拉上去，给她看肚子上的手术伤疤。那一刻，海边不再有报道者和报道对象，而是两个女性之间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抚慰。

「我想那是一个决定性时刻，让我从真正意义上挣脱了原来那种统治过我的单一的家国叙事和男性视角，找到一个属于女性也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不考虑太多公共性和社会责任，不去想任何新闻操作手册，而是写出那些更丰富和更广阔的、不被注意的女性故事。这两种叙事不矛盾，不分上下，它们是可以共存的。」

——林松果《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李斐然是编辑部里最喜欢写科学报道的一位作者，在约访时常常被误认为是男性。某次和一位社会学家在邮件沟通时，对方总称呼她为「斐然兄」。当时她以为这只是对方的语言习惯，直到第一次见面，对方露出了诧异的神情：「你怎么是女的？」她至今还记得当时对方一直遗憾地摇头，说了三个字：「可惜了。」这样的经历也影响了她的写作，她努力用作品来反驳这种日常偏见。在写张弥曼的时候，李斐然希望让女性科学家回归「人」的视角，让张弥曼作为科学家完全立住，让任何人都无法对她笔下的女性说出「可惜了」这三个字。

「这十年间我学会的一个道理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其实很少，写作能做到的事情更少。人们往往要一生和大大小小的错误共存，承受深深浅浅的伤害。写作有时候能带来改变，但那只在其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它本身不能改变什么，也没法治愈谁。这个世界上能治愈人的只有药、行动和时间。」

——李斐然《旁观者的谜》

这些都只是她们讲述中的冰山一角。安小庆还提到了自己在面对职场色情玩笑时，正面的抗争和反击；林松果向我们细细描绘了小时候湖南乡村的葬礼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她的生命观；李斐然也回顾了那些自己在写女性报道时的挫败和纠结……这些都留给拿到书的你们，细细阅读。

这本书，我们邀请了《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写了一篇序。她本人也是书中《自由之路，〈半边天〉往事》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半边天》栏目是中央电视台唯一一个以性别定位的节目，也是国内最早的女性栏目。身为栏目的主持人，张越研究女性课题已有二三十年：「如果我们想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还不习惯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力承担和付出，庄重而有尊严地承担和付出，须知信任和尊重是讨要不来的，吵闹也无济于事，只能自己去赢得。其实这个规则也不仅适用于女性，它适用于所有人。」

《人物》杂志主编张寒也在序言里写道：「我们的女性报道从来不止是女性报道。她们是鲜活的人，她们的故事从来不止是在女性层面上值得报道。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她们陷入困境，她们遭遇复杂，她们奋力向上。我们记录了如此多维度的女性故事，我们加宽了女性故事的河床，我们挤走一些陈词滥调，我们打破一些偏见和『从来如此』。」

戴锦华、郭柯宇、孙俪、李一诺等人，也写下了她们对这本书的感受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