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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益美君在刷抖音时，进到一个直播间，主播十分有耐心的在教认字，我以为是教小朋友的就准备划走。

偶然看到一个中年人头像的人，在评论区跟着老师打字，让我十分好奇，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大叔，他在工地打工，因为不识字经常认错施工材料。

我再翻看了评论区，发现这样的成年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没文化，让他们困在底层挣扎。

看着他们在评论区，艰难打出：“士，士兵的士；播，播种的播…”，打的断断续续，还经常打错。

我不禁感慨，虽然现在文盲只占中国总人口的2.76%，但14亿×2.76%，就是3864万人。

这个看起来微小的比例，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因为不识字，他们不会上网，不会查导航、点外卖、买车票。

他们长期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彷佛一座座孤岛，外界的澎湃和热闹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他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不知道如何发出声音。

如今，在直播间，一个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成为教学的黑板。

这些“文盲们”，在工地上、高速公路边、蔬菜大棚里，在劳作间隙、在孩子入睡的片刻，他们如饥似渴地注视着这块“黑板”，因为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文盲的困境

比想象中更残酷

在教育日渐普及的今天，彷佛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不识字的人。

因此，我们很难体会到不识字的人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就像视力正常的人，无法理解盲人眼里的黑暗一样。

但不识字所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对于文盲来说，却是那么的真切而清晰。

影响日常生活，只是最基本的困扰。

今年七月份，身在四川南充的小伙邱大川，接到了一通从浙江嘉善打来的问路电话，问路人是他57岁的母亲。

彼时，他的母亲，想寻找一家附近两百米的药店，因为不识字，更看不懂手机导航，只能站在马路边，焦急地四处张望。

没办法，邱大川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让母亲摇着手机摄像头，花了两个小时，才让母亲找到药店。

回去后，一生要强的母亲感到十分挫败，因为不识字，连两百米远的药店都找不到。

邱大川事后绝口不敢提这事，生怕触及到母亲不识字的痛处，用微信跟母亲联系也从不使用文字，而是用语音或视频。

看着母亲的困窘，邱大川无能为力。

影响生活的困扰，补救的方式还很多，但不识字，还会造成生存的困境。

一位服务员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了一件事，他的同事里有一位不识字的抓菜工，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死记硬背记下菜单。

怎么记？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记住字大概的形状和比划，最后勉强认全了菜单。

但残酷的是，如果换一家店，他只能重头再来一遍。

他还算幸运，这家店老板可以给他时间慢慢记，现实中，大部分店最低的招聘门槛就是要能识字。

太多的文盲，被限制在农村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靠天吃饭，即便是往城市找寻生路，也只能困在底层做些体力劳动，稍微轻松一些的工作，也轮不到他们。

不识字，有时候，也会导致命运的巨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7年做了一项调查：《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新描述》。

调查中，有好几个例子，被拐卖的女性，她们大多出生在偏远山区，没上过学，不识字。

图源：电影《盲山》剧照

到了买方的家中，好不容易挣脱，逃跑出去，却因为不识字，连路都找不到，最后被“丈夫”强行拖回去，只能认命妥协。

图源：纪录片“眼界”第11集《我要回家》

都说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对不识字的文盲来说，连梯子都没有，又何谈进步？

十万文盲女性在直播间寻找突围

在过去的时代里，科技的落后、经济的困顿、社会的偏见、性别的歧视，让这波人被时代的浪潮过滤后，留在了荒芜的滩涂。

如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让网络走进了那些没有光的角落，也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手机直播，本来是年轻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却成了这些文盲们的救命稻草，他们在一个个成人识字直播间里，开展了一场艰难的自救浪潮。

就像农村妇女刘小祥说的那样：“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大多数的男性，进成人识字直播间的目的，都很简单，考驾照时科目一和四必须要认字，出去谈生意签合同需要认字，做买卖算帐得认字。

一位中年男性学员，说自己以前身体好，在公司经常陪老板喝酒，喝出一身毛病，却一直得不到升迁。

新来的小伙子有点文化没干多久就升迁了，这让他感到很窝火，他说自己必须得学会识字，就为了争口气。

相比起文盲女性来说，文盲男性们的困境要轻很多，毕竟就算不识字，去做些体力活，也能维持生活，但对身体柔弱很多的女性来说，留给她们的生存空间其实很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版）》显示，在中国3800多万文盲中，女性占75%。

如果身在农村，她们大多数只能守在农田里操劳一生；如果在城市，她们大多数只能从事清洁工、家政等体力活，或者结婚后成为全职主妇。

极低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让她们寻求改变的动机更为迫切。

抖音上有个叫程老师的博主，在她的成人识字直播间里，大多数都是女性。

李秀丽是她的第一个学生，她出生在河南农村，从小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灌输“女孩子上学没用，不如在家干活”的观念。

长大后外出务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还在底层沉沦，这让她内心对于识字的愿望更加强烈。

接触到程老师的直播间后，她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作息，每天很早就外出把活干完，回到家会一直学识字学到半夜。

学了一段时间后，李秀丽第一次在纸上写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她喜极而泣。

有位网名叫做紫菱的脑瘫患者，最喜欢追偶像剧，她特别喜欢《一帘幽梦》中的紫菱这个角色，她喜欢紫菱身上那种大胆和活泼。

识字变成了她与外界的桥梁。

王美玉是一名90后，不识字的她在同龄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化妆品分不清每一瓶的作用，只能自己打开瓶盖用鼻子闻，通过记住味道来区分；买卫生巾分不清日用还是夜用，买错了，朋友问起来就说自己在囤货。

她很早就外出打工，在各个流水线的工厂辗转，但每次因为自己不识字，她总是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这样的痛苦伴随了她五年，曾让她一度只能通过抽烟喝酒来逃避现实。

直到在抖音上刷到成人识字直播间，从此以后，她每天下班后都会准时守在直播间，一笔一画学习那些她以前错过的汉字。

她希望自己学习认字后，可以去办公室做文职，那样，她就不必再忍受流水线上的腰酸背痛了。

识字，变成了她脱离苦海的牵引绳。

曾经有档节目，叫《我是刘小样》，是央视《半边天》栏目2002年普普通通的一期节目。

这个节目，采访的对象不是大明星，也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她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外套是红的，棉袄也是红的。

她说：“生活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要鲜活一点，农村的生活已经足够单调了。”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别的农村妇女整天洗衣做饭扯闲话拉家常，她从不参与，而是一个人在后院种花，或者守着电视机和收音机，学习外面的新事物。

她通过收音机自学了普通话，她会自己写诗，她也会看文学作品，比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让她无比向往，她走出农村，去过北京，也当过售货员，最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多年前的刘小样，通过一台收音机实现了自己的突围，今天有十多万女性正在通过成人识字直播间寻求她们的突围。

每一个蹲守在直播间，学习认字的女性，其实身上都有刘小样的影子，她们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挣脱命运的束缚，活出自己的精彩。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扫盲的意义

远非扫盲本身

会上，代表们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扫盲运动。

当时的扫盲班，简陋而粗糙，分散在各个工厂，部队，街道。

农民们一般选择在农闲时，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班，比如冬校、夜校。

条件差的，还实行过小黑板下地、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等方式来进行零散的学习。

凭借着这些无孔不入的扫盲活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累积扫盲达2.03亿人。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实现了青壮年全面扫盲，截止2021年，文盲率已经从当初惊人的95%下降到了2.67%，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在这场绵延几十年，涉及上亿人的扫盲运动中，无数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目不识丁的农民可以进入工厂，有的当了会计，有的成了村委干部，还有的在9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富商，有的考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

有位网友说自己的奶奶，当年在扫盲班的夜校疯狂学习，最后成为了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

如今，在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扫盲早已不像以前那么麻烦。

一个手机，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就能随时随地开始学习，而且比以前更加直观，也更易于理解。

在教育力有不逮，惠及不到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网路开展自学，这是时代的红利，它让每一人的人生都多了很多可能，也让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可以亲身参与进来。

回望这张照片，让人感慨万千。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的全国运动会，在起跑线前，运动员们没有急着跑，而是全部蹲下来写字，因为当时规定如果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出规定的字，就不可以起跑。

听起来让人感到困惑，但这一举措，实则用心良苦，主办方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多识字。

这仿佛也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隐喻——识字就是起跑线。

只有文明进步，中国才能从挨打受穷，变得繁荣富强。

如今，站在新世纪现代文明的起跑线上，14亿人，一个都不能少。

那些因为地域、距离、贫富的差异，而错失的人生，也都可以重新追回。

但愿那些因为不识字而面临困窘的人们，从此通过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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