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对于战争何时打响、敌人从哪里进攻， 不能进行主观臆测；越是没有准备充分，战争就越有可能突然爆发。反过来说，如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很有可能不敢贸然进攻。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军不思战，国之大难。随着我国发展壮大，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段。历经近代以来列强侵略战争磨难的中华民族，倍知和平之珍贵。我们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们有充分准备、有强大军事力量、有打赢能力，才能从战略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以武止戈”的目的。
古人云：“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回顾中国历史，当年“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蒙古大军，在建立元朝后战斗力锐减，主要原因是其将领们“心在家上、财上，不思战场”；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占领北京后迅速溃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忽危忘战，贪图享受，乐于声色犬马。恩格斯曾在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前指出：“普鲁士已有50 年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它的军队整个说来是一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具有一切和平时期的军队所特有的那种拘泥形式和墨守成规的缺点。”和平时期军队的缺点归结起来，就是抱着老观念察势观敌，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为防德军入侵，从1928年开始，在其东北边境地区用12年时间、花费50亿法郎构筑了马奇诺防线并自认为固若金汤。法军也因此军备松懈，甚至在法比边界的阿登高地形同“不设防”。孰料，1940年5月德军正是绕过马奇诺防线，直击阿登高地这个英法联军的“阿喀琉斯之踵”，英法联军猝不及防，迅速溃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黄金，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战争突然爆发了，我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大英帝国。”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对于战争何时打响、敌人从哪里进攻，不能进行主观臆测；越是没有准备充分，战争就越有可能突然爆发。反过来说，如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很有可能不敢贸然进攻。提高打仗能力，是迎接战争挑战最有力的方式。对于新时代的人民军队而言，要增强“知识恐慌”、“本领恐慌”意识，下大力气研究古今中外战史战例，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把握现代战争指挥规律，不断提高谋划打仗、指挥打仗、带兵打仗能力，把官兵带得很有血性，把部队带得虎虎生威。
战争没有彩排，其爆发具有突然性和不确定性。敌人绝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奉行所谓“中立”的孤立主义，美国民众也好，美国军人也罢，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日、德法西斯不敢与美国直接交手。然而，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炸沉了美国4艘战列舰、2艘驱逐舰，炸毁了188架飞机，约有2400人丧生、约1250人受伤，给美国以巨大的震骇——罗斯福总统将之称为“国耻”。可以说，纵观人类的战争史，战争几乎都是以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发起的。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千方百计对我国发展进行牵制遏制，我国周边也存在多重不稳定因素，安全环境更趋复杂。特别是美国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加快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具复杂性。我们要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始终坚持把军事手段作为保底的手段，始终把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安全的支柱。如果军事力量不过硬，遇到危机时就不敢亮剑或没有剑亮，那就只能受欺负；只有敢亮剑、有好剑，最后才可能不出大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军事战略思想的基本点，必须从时代条件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所谓积极防御，就要在“积极”二字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宽战略视野、更新战略思维、前移指导重心，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要深刻领悟“战略服从政略”的深刻意蕴，政治上不需要打，即使胜券在握也按兵不动；政治上需要打，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断然出手，在所不惜。要明确军人的职业生涯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如果军人开始享受歌舞升平，再强大的军队也会很快就丧失战斗力。
国富军不强，要挨打；军强国不富，要出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和必要的军事保障相匹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奉行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例如，在经济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GDP 为6万亿美元，日本是4万亿，日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2/3；德国2万亿，当时是美国的1/3。2019年，美国以GDP总量21 万亿美元领跑全球，中国以GDP 总量14.2 万亿美元位居第二，日本变成占美国的1/4 不到，德国则变成占美国的1/5，差距都在拉大，唯一跟美国缩小差距的是中国。看到这些数字，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要逆全球化之潮流，在2019 年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后，2020 年又意欲借口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国“索赔”的深意。美国为自己划定的“安全底线”之一，就是一个经济体，无论过去是盟友、对手还是敌人，只要它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60%，一律变成敌人！现在，我国的经济总量达美国的70%，因此，把中国看作美国的战略对手已成为美国政治精英的共识。2016年5月25日，美国“防务一号”网站称，美国防长卡特表示，面对崛起的中国，美国保持亚太地区稳定的努力类似于过去50 年美国同苏联的冷战对峙。美国气势汹汹的战略东移、“亚太再平衡”等，都是由其国家利益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霸权主义的利益是排他性的利益，因此，从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遏制是其不可改变的战略。能战方能止战。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就是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都要始终聚焦能打仗、打胜仗的主责主业，把各项准备工作往前头赶，朝实里抓，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面对帝国主义野蛮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后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首次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20 世纪60 年代，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我国安全；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妄图伺机“光复大陆”。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狠抓“山、散、洞”为代表的三线建设，未雨绸缪。正是从那时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使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对我国掉以轻心、贸然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孙子兵法》——引者注）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知彼知己”的时代内涵，就是把未来战争中我们可能遭到的困难、遇到的情况想得充分一些、复杂一些，把我军建设遇到的问题想得全面一些，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当今时代，要充分考虑信息化战争对我军的严峻考验。信息化战争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制信息权成为克敌制胜的核心，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制胜机理，深入研究人民战争“升级版”，立足未来战争最复杂最困难局面，周密做好方案计划准备，做到一场战争多种预案、一种行动多手准备，切实搞好作战方案计划常态化推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点评：战争与和平不是相互独立的两橛， 而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 不能脱离这一对立统一关系和所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历史一再告诫我们， 单有爱好和平的主观愿望并不能阻挡战争的降临， 真正的和平只能通过有形无形的斗争才能实现。正所谓“ 止戈为武”、“神武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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