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帝国何以崩溃？

2022-10-20 03:10

元朝的“南方养马，海上运粮”做法，给自己埋下了颗定时炸弹，引爆是迟早的事。尤其这后一点。影响运河通畅程度的因素很多。比如正常情况下，船闸应该用石头做，结果忽必烈时代修的运河，因为赶工和贪墨的问题，都是用木头做了。时间一长就得更换，误时费工。

这些修修补补的还能对付，最难以克服的影响是水患，尤其是黄河水患。这条阴晴不定的母亲河，保不齐哪天就会发脾气。这些事关运河及沿线地区安危的大小事，皇帝不可能都知道，但若是用运河运粮，粮食只要不能到京城，势必引发京师动荡，到时候龙椅上的皇帝就是想捂住耳朵都不行。

这意味着用运河漕运江南的粮草入京，还有一个重要的隐性功能，那就是考核沿线地方的治理。

换成从江南直接海运粮食到京城，这个预警功能可就没了。元朝江南运粮的起点是长江南岸的“刘家港”，位于江苏太仓，与现在的上海相邻。江南各地的粮食运到刘家港，装上船就直接从长江口出海了。连朱元璋、张士诚在江淮的老家，也完美的被海运线绕过。

吸取元朝的教训，后来的明、清两代都主要还是依托运河运粮。明、清两代分别设立了的“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的职位。河道总督掌管黄河、淮河、运河等河流的堤防、疏浚等事宜，漕运总督专司漕粮运输。这两个总督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把这河务和漕运的事统管起来，避免地方上不作为影响国家安全。

中国本来就是个水患频繁的国家，黄河那么大的含沙量，就算是尽心尽力的加高堤坝维护，到了一定时间也得溃堤。忽必烈在位的时候，黄河就至少决过大小三次口。虽然事后都堵住了。不过联想到修个运河，都能用木头闸门糊弄朝廷，你想这些修补的质量能有多高。无非是在枯水季用土石草草堵一下，能应付过去就行。旧堤更是不会花钱花人力去维护，用不了几年再遇上高强度降水，不知道哪个地方就还会溃堤。

果不其然，忽必烈死后到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继位那一年，就那么40多年时间，光元史明确记载的黄河决口事件就有6、7次。忽必烈死前下决心从海上运粮，也是认定自己都搞不掂的事，后世子孙就更难了。

等元朝把“南粮北调”的线路移到了海上，那长江以北各地对于维护水利这件事，那可就更难上心了。就算灾荒不断，只要不严重影响朝廷收钱粮，北京城的皇帝也下不了决心，对黄河水患来场彻底治理。

事情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不，该来的还是来了。等到忽必烈死后第五十年，终于出大事了。黄河在公元1343年把山东、河南交界处的白茅堤冲垮。这还不算完，第二年五月又连着下大雨，平地水深二丈，不光把刚堵上的白茅堤再次冲垮，还把隔壁始修于东汉年间的金堤一并给冲垮了。

这两次决口属于“北决”，也就是把北面的大堤给冲垮了。口子又实在是太大，大到光靠地方上的力量是肯定堵不住的，大到能对帝国的安危造成结构性影响。

为什么这样说呢？本来黄河自从杜充扒堤之后，已经转向南流夺淮入海。客观上让原来饱受黄河水患困扰的河南、山东地区轻松了不少。这两次连续决口，等于让黄河重新回到沿山东以北，北宋时期向渤海方向流淌的故道。

问题是水往低处流，黄河水可不管你什么故道不故道的，流到哪算哪。所以每次改道，都会先形成纵深几百公里的黄泛区，然后再通过治理把它固定在一条河道上。就算是北宋时期，黄河在华北平原上也改了几次道。

这次大决口在河南、山东形成了上千里的黄泛区。不仅让大量百姓受灾，更是破坏了大运河的航道。要是放在前朝后世，肯定是得马上调配资源治理。可是我们前头不是说了嘛，大都城的粮食靠的是江南、财政靠的是淮东的盐税。这些钱粮是走海上运过来的，并不受黄河改道事件影响。

由于没有危及京师的紧迫感，如此重大的一项治水工程在朝堂上居然讨论了五年。朝臣们莫衷一是，拿不出个方案来。结果公元1349年五月，白茅堤那里又发大水，把刘邦的老家沛县都给淹了。

沛县并不是现在的山东境内，而是在江苏西北部。这意味着一直没能有效封堵的白茅堤，不光“北决”还“南决”了。黄泛区的范围开始从淮北向华北漫延。在破坏整个运河体系的同时，更威胁到元朝在渤海湾及两淮的盐场。这种情况下，元顺帝只能请之前因病辞去相位的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并全权主持治黄。

这里要说一个大背景，元顺帝这个末代皇帝继位时（公元1341年），建元70年的元朝已经出现了颓势。要是放其它大一统朝代，这个时间点本应该正是国泰民安的盛世。可惜的是，元朝一直在是否接受中原王朝统治模式的问题上反复，把自己早早的折腾到了衰弱期。

顺帝继位后，就启用了立志改革的脱脱为相，开启了一场史称“脱脱更化”的本土化改革（更化的意思就是改革）。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遵循前朝统治思路，重用儒家的治理理念。整个改革最为核心的举措就是恢复科举。

人才是国家之本，想在一地建立统治，能不能有效吸纳本地人才是关键。自隋唐以来，中原王朝就已经开始用科举制度，为帝国的官僚体系遴选人才。纵观古代世界，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可以说是相当的先进。不仅统一的标准，更为底层百姓打通了上升通道。人是要活在希望里的，有了科举改变命运的可能性，社会也因此更加的安定。

元朝能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原王朝，搞不搞科举是最重要的风向标。然而从忽必烈起，元朝就在是否要开科取士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元朝马上得天下，科举一开肯定是对饱读诗书的南方士子有利。因此一直到忽必烈人都走了，都还没有下决心开科举。

最终元朝倒也讨论出个方案，那就是把应考者划分为四类：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每个类别录取的人数一样。这事你要是从多民族共存，维持平衡的角度来说，倒也有可取之处。倘若全部用一个标准，真有可能全部让南人士子包圆。

你还别不信，后来朱元璋恢复科举时就出过事。洪武三十年会试，51名上榜者全是南方人，北方士子无一上榜，时称“南榜”。全军覆没的北方士子集体闹事，认定这其中有猫腻。朱元璋没办法，只能借主考官的人头平息民愤。同时又开了一榜，上榜的61人全是北方士子，时称“北榜”。

打那以后，明朝的科举就分为成了“南北卷”。客观的说，南方士子上榜率高，是因为南方在宋元之际经济发达，受到的战乱也少。但公平这件事看你怎么理解了，如果不考虑地区差，一味的追求同一标准，那输在起跑线上的落后地区，就很难争取到话语权。

元朝的内部矛盾更复杂也更尖锐，所以就算讨论出来了方案，科举也是时兴时废的。科举正常情况是三年一考，到元顺帝上台前，元朝总共也就开了六次试。元顺帝在位27年，一共考了十次，算是正式把科举制度常态化了。

顺便说下，朱元璋的智囊刘伯温，就是元顺帝继位那年考中的进士。从这个角度看，元朝的科举还是起到了选择人才的作用的。

脱脱第一次做丞相做了将近四年，改革可以说是卓有成效，那些被重用的汉儒们也是“知无不言”，积极为朝廷献策。后来是因脱脱身体不好，加上算命的说他“年月不利”，才主动请辞的相位。现在朝廷遇到了大麻烦，脱脱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就再次出山了。

既然“脱脱更化”的本质就是本土化，那么除了开科举以外，治理黄河这件事同样马虎不得了。开科取士为的是安排知识分子阶层，治理水患则可以让普通百姓直接获益。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工程特别容易作为改革成功的标志。

正因为如此，脱脱领命治黄后，并没有哪里决口堵哪里，而是希望找个治标的方案。用脱脱的话说“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自古以来，黄河水患就是难以根治，今天我一定要把它给治住。

经过反复权衡方案，1351年，脱脱领导的治黄工程开始实施，主持工程的是当时任工部尚书的汉官贾鲁。黄河这些年老决堤，是原来的河道已经为泥沙所淤高。因此贾鲁选择了在决口之西的郑州一带开挖运河，利用淮河支流颍河，作新的黄河河道，然后再把白堤和金堤给堵上。

由于重点是给黄河新开一条河道，这次治黄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开河”。现在你去河南，还能看到被称之为“贾鲁河”的新开河故道。

又是挖运河、又是筑堤坝，想想工程都小不了。史书记载，这次治黄总共从河南、河北、山东，包括淮西的庐州等地，征调了十七万人。用了八个月时间，涉及的河道超过二百八十里。

工程算是完工了，可祸事也起来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不像西方那样用贸易驱动，老百姓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把粮食种出来，国家的经济基础就有了。这种稳定的基因可以说是深入骨骼。以至于都到了21世纪，遇到新冠病毒传播时，老百姓还能自觉听从政府安排，呆在家里阻断病毒传播。这放在西方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禁止人员流动，还在于不让底层老百姓互相串连。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生活在一个个的小村落里，就算心里对官府的盘剥有怨气，也会因为觉得自己力量渺小而不敢反抗。然而类似治黄这种大工程，你又不得不把数以万计的壮丁聚在一起。管理手段过于粗暴的话，就特别容易酿成民变。

元朝的灭亡，知晓这段历史人都知道源于红巾军起义，导火索就是这次“开河”。公元1351年5月，安徽阜阳人刘福通与河北栾城人韩山童，聚众3000在刘福通的老家举事。安徽阜阳当时名叫“颍州”，正是这次开河的主战场。

此后战火燃遍大江南北。由于起义者头裹红巾作为识别标志，这次因“开河”触发的起义被称之为红巾军起义。

元朝的基层管理简单粗暴，忽必烈时期挖运河还买东西不给钱呢。所以这次红巾军起义，很容易被理解为修工程的时候，又把老百姓逼得走投无路了。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发布过一个《平周檄》（张士诚建立的政权叫作“周”），里面提到元朝修黄河是“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

不过檄文这种东西是用来煽情的，里面的内容多有夸张之处。比如当年陈琳帮袁绍写檄文骂曹操，说曹操盗掘了汉室的皇陵，害得曹操背了1000多年的黑锅。元朝老百姓的日子是不好过，但说这次修黄河不是德政，死者把道路和黄河都填满了，那就失真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了，脱脱更化的核心在于摒弃游牧者的粗放管理模式，用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治国。儒家理念治国，讲究施德政。从脱脱和他重用的那些儒士角度来说，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就开河这件事来说，正在改革期的元朝，并没有说只是用强制手段来征调民力。

再说得具体点，干活是给钱的。

给多少钱呢？这个有明确记载。元史记载元顺帝至正九年“诏修黄河金堤，民夫日给钞三贯”。至正九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重新启用脱脱为相治河的公元1349年。这意思是说，修金堤的时候皇帝下令每个民夫每天给三贯钱。

本来老百姓就有服徭役的义务，征调老百姓干活不给钱也是说得过去的，只要别买东西也不给钱就行了。不过大灾之年，就可以有另一种做法了，那就是“以工代赈”。遭了灾，大量灾区百姓等着朝廷发救济；这边朝廷又需要征调大量人力来修补被洪水冲坏的堤坝。那索性就把灾民组织起来治河，然后把本来免费发的救济变成工钱，一举两得。

以工代赈不是脱脱的发明，北宋时期就大量使用此法。大家都熟悉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就曾向朝廷谏言：“荒歉之岁，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一月而罢”意思是说灾荒年月，每天给灾民五升粮食做工钱，取代单纯的发救济粮，一个月就能把工程做好（用的粮食还比发救济少）。

要说工钱，元朝给的表面看还真不低。铜钱中间有个孔，平时是用绳子串起来储存的。一千文钱串在一起就是“一贯”，元朝给修河工人一天三贯钱，那就是三千文钱。这要是参考两宋时期的粮价，可以说是高得离谱。

两宋时粮价大多数时候稳定在500-1500文一石。一石差不多是120斤，这意味着三千文钱在北宋能买到240-720斤粮食。南宋最乱的时候，粮价能贵到5000文一担。算下来三贯钱也能买到70多斤粮。

干一天的工钱就最少能买到70多斤粮食，不管是哪个皇帝当家都得破产。很显然，能一天给三贯钱，说明元朝的物价高得离谱。那么元朝的物价有多高呢？元朝开国的时候，粮价倒是跟宋朝差不多，1000文一石，等到元朝末年的时候，粮价已经攀升到200贯一石。这意味着民工们的工资一天合1.8斤米。即便足额发放也就是将将够糊口。

三贯钱买不到两斤粮食，这看起来还是很不符合逻辑。普通铜钱的重量在3-4克，三贯钱的话就得10公斤。铜就算在战乱时也是硬通货，更是管制物品，可以用来铸造兵器。真要是钱买不到粮，每天给民工发20斤铜，那民工肯定直接弄个铜锤造反。

真实的情况是民工们领到的只是一张废纸。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一张废纸。注意看，元史里说的是“日给钞三贯”，这个“钞”不是真的铜钱，而是印在纸上的纸币。正是这被称之为“钞”的纸币，加速了大元帝国的崩溃。

纸币最早出现在宋朝，宋朝商品经济发达，铜钱太重携带不便。四川还用币值更低的铁钱，买一区绢就得百八十斤的铁钱。于是宋真宗的时候，成都有十六家富商联合发行了一种代币属性的票据——“交子”。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银票”，最初的原型就是交子。

交子相当于兑换券/代币，你拿着它就能够在这十六家富商的店铺里，兑换到相应数量的铁钱。

很快，官方就发现了使用交子的便利性，四川也由此将交子改为官方发行，到了南宋时期，更是把这一经验传播到南宋境内的其它地区，出现了“会子”、“关子”等名称的官方纸币。

然而纸币的发行是有相当大风险的，纸币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需要用金银铜铁这类具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做准备金的，能够让纸币持有者随时兑换回真正的货币才行。让商人发行纸币问题还不大。因为如果不能兑换到真正的货币，那商家的信誉立马就能破产，官府也会认定这是诈骗行为。但你让官府来发行，并且用纸币来向老百姓买东西、支付工钱，日子一长就很容易产生“幻觉”，觉得只要在纸上印上钱的数量，就变成了真的钱。

你超发一点可以，毕竟大多数钱在是市面上流通的。超发的多了，人家拿着纸币换不回真金白银，纸币和发行者的信用就得破产。

好在宋朝的治理还是比较谨慎的，知道纸币这东西有点虚，不能当真正的钱来看。南宋第二个皇帝宋孝宗就曾经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甚至还在超发之后，专门拿出上千万两白银出来兑付，并把回收回来的纸币销毁以维护政府的信用。

即便足够谨慎，纸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涨问题还是在所难免。尤其因为战争需要耗费大量军费时。明知道多印纸币尤如饮鸩止渴，也还是会先印出来解燃眉之急。南宋粮价最高的时候，能比北宋最便宜的时候高出十部，就是后期拜纸币超发所至。

不过跟元朝因纸币超发所引发的通货膨涨相比，南宋这都不叫事了。纸币一经面世，就因为它的便利性和诱惑性被周边政权仿效。像金人入主中原也发行了被称之为“交钞”的纸币。

这么好的办法，元朝当然没理由拒绝。蒙古人建立的帝国横跨欧亚，贸易发达程度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忽必烈继位当年（公元1260年），就发行了元朝第一种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面值从十文到两贯不等，两贯可以兑换白银一两。中国民间把纸币叫作“钞票”，就是这么来的。

刚才我们说了，官方印纸币很难不超发，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宋朝的办法是回收纸币，以免信用破产。到了元朝，那解决起来可就简单粗暴得多。公元1285年，已经发行25年的中统元宝交钞，已经通货膨胀了五倍。为了避免触发财政危机，忽必烈下令全国禁用银钱交易，只能用官方发行的纸币。

官府不是兑付困难吗？你老百姓不是越来越不信任纸币吗？那好办，釜底抽薪，直接不让用真钱了。别以为这只是蒙古人会用的法子，民国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搞币改发行“金元券”，为了维持金元券的权威，就下令老百姓不能持有黄金、白银、美元等硬通货，必须在期限内兑换给政府，否则全部没收。

你要是有足够的准备金，那全国人民一起用纸币也是没问题的，就像现代国家都在用纸币的。只是对于那些没有金融意识，或者想着就是掠夺百姓财富的当权者来说，没有了兑付的压力，那钱就真成了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数字。

当然，除非真的想日子不过跑路了，否则一个正常政府也不可能无限制发钞的。到忽必烈要求大家只能用纸币时，中统钞较发行时贬值的幅度还算可以接受，就是看着越来越不值钱了。为了避免币值越印越大，忽必烈很快又发行了一贯能当中统钞五贯“至元钞”（至元通行宝钞）。

忽必烈死后第十五年，至元钞也贬值的不象话了，于是元朝政府又发行了币值更大的纸币——至大银钞。用铜钱做准备金发行纸币的做法叫“铜本位制”，用白银做准备金的就叫“银本位制”。忽必烈发行的这两个宝钞都是铜本位，至大银钞则是银本位。民国末期搞的金元券则是金本位，发行时说好多少钱能换回多少黄金。

只不过至大银钞也才用了两年，就因为比值倍数太多就收回销毁，重新用回了中统钞和至元钞，这次币改算是以失败而告终。不过能收回销毁倒也是件好事，最起码说明当时的元朝政府还不想自己的信誉破产，还想努力维持帝国的运转。

说到底不管什么本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兑付能力，没能力兑付你就是搞个钻石本位都没用。虽然纸币时间久了贬值是大概率，但只要不过度超发，温水煮青蛙的还是能用的。

事情到了脱脱更化时出现了变化，更具体说是脱脱复出开始着手准备“开河”时出现了变化。公元1350年，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的脱脱，决定发行新的纸币“至正交钞”，一贯可以兑换“至元钞”两贯。币改在当时被称之为“变钞”，所以这次币改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脱脱变钞”。

变钞没问题，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过度超发。真要是“一不小心”过度超发了，那就学着之前的法子赶紧回收销毁。问题是这个时候的大元帝国，真的缺钱啊！前面我们不是说过，为了实现“以工代赈”的目的，征调来修黄河的民工每人每日发三贯钱。一共征调了十七万人，其中十五万是民工。前后修了八个月，到底多少钱我就不算了，大家自己可以算算。

钱从哪来呢？有纸币的话那就简单了，一个字——印。为了快印钱、多印钱，新钞甚至都没有刻新的印板，而是用了中统钞的印板，印好好加盖个至元的章就成了新钞，纸的材质也是大不如前。

先把钱印出来发工钱，等于是在发行债券。如果工程顺利完工，灾民们得以恢复生产，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消化掉这些超发的纸币。实在不行的话，直接把新发行的“至正交钞”低价收回来作废，用回信誉还能维持的中统钞和至元钞就是。就像40年前短命的至大银钞一样。

说白了，脱脱的这次“变钞”就是耍了个花样。至正交钞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一个牺牲品。既然是牺牲品，那就随便印了。其实脱脱也担心钞票发行太多没了信用，变钞的同时还恢复了铜币的使用，铸造了新的“至正通宝”。

又用实币又用纸币的做法叫作“钱钞兼行”。元朝就是否要钱钞兼行争论了很多年。反对者认为，纸币是虚币，银/铜是实币，你一起发行的话，老百姓肯定会藏起实币使用虚币。到时候纸币就没人用了；支持者认为，一直用虚币完全替代实币，钱就变成了一个数字。老百姓是因为一直看不到真正的铜钱，才对纸币没了信心，造成了物价上涨。所以应该发行同等面值的铜钱一起使用。

最后还是脱脱拍了板，搞钱钞兼行。

老百姓又不傻，不是说铜币和纸币上印的数值一样，老百姓就真会当成一回事。谁都知道纸币成本低得很，想印多少印多少。民国时发行了那么多纸币，到头来老百姓最信的还是真材实料的袁大头。

而且官府向老百姓买东西、支付工钱，肯定不会是铜币而是宝钞，大多数实币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囤起来。市面上的纸币越来越多，物价一天一个价，又缺少实币交易，那老百姓就只能回到最原始的以货易货时代了（突然没来由的想到了现在的上海）。

“开河”与“变钞”被认为是摧毁元朝统治的两大导火索，这两条导火索又是互为因果。因为开河要支付巨额的工钱、料钱，所以大量超发货币；老百姓收到的纸币贬值太快，势必激起了民变。官府为了镇压民变，又不得不印更多的钱以支付军费。然后又因为印了更多的钱，老百姓手上的纸币变得更加不值钱，激起更多的民变。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元朝怎么可能不崩溃。

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当时有一首名为《醉太平·堂堂大元》的元曲流传于世，道尽了百姓对开河/变钞两事的憎恶。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想造反就得有兵器，真要只是像成语说的那样“揭杆而起”，削根木棍就当兵器，是成不了事的。老话说“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元朝靠着强大的武力得天下，比谁都清楚武器的重要性。所以对兵器的管控，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严的。甚至连郡县一级的地方政府，都不得铸造兵器，连神庙的仪仗都只能用木头和纸做的假兵器。

忽必烈史无前例的禁止金属钱币流通，让老百姓全用纸币，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更有减少铜铁在民间流通量的意思。前面我们说过，北宋时一匹绢就能换百八十斤铁钱，这些钱要是被人化成兵器，那可不得了。

关于元朝为防汉人、南人持兵造反的故事中，有个传播很广的说法，说的是在元朝十户汉人/南人才能有一把菜刀，还得交由蒙古人掌管，必得看菜刀的蒙古人同意才能使用。这事倒是传得有点过了，每十户就得有个蒙古人看着，想想也是没有那么多人手的。

不过元朝的法典《大元通制》里倒是有个类似的记载。扬州地方官在镇压民乱时，发现作乱者持有的兵器中有“两两股铁禾”，就是农村用来叉禾草的双股叉。客观说，两股叉这东西还真可以做兵器。水浒传里猎户出身的解珍、解宝兄弟使的就是两股叉。

再能当武器，双股叉都是农具，不管是种田放牧都用得上，本来官府也是觉得很难禁用。不过既然已经危及到朝廷安全的，最后刑部还是把它给禁了。现在有些农村地区还能看到用树枝削成双股叉，说不定是那时候传下来的。

不管怎么说，金属农具肯定是不可能禁绝的，除非想让整个帝国回到石器时代。真乱起来，这些农具很快都可以变成兵器。朱元璋自己就曾经说过，大乱之后，濠州“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这些“刃器”显然都是农具改造的。只不过平时有官府盯着没人敢这么做。天下大乱的话，谁能禁得了。

到了元顺帝时期，民乱越来越多，元顺帝继位那一年，仅北京到山东一带就有300余处所谓的“强盗”。到处都是天灾人祸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做了官府眼中的“强盗”是常态。

有民乱就得镇压。元朝有两个叫伯颜的丞相，一个是元初帮忽必烈打下南宋的伯颜；一个是元末被脱脱斗下台，取而代之的权臣伯颜。顺便说下两个人还是叔侄关系，后一个伯颜是脱脱的叔叔。

如果说脱脱更化的主旨是善用汉人、南人，缓和矛盾，那么他叔叔就是守旧派的代表了。

在伯颜的建议下，元顺帝不光下诏“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持有兵器”，老百姓家里有马的话也必须尽数没入官府。最骇人听闻的则是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伯颜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事件了。那一年天上出现了四个异象“岁星退犯天樽，填星犯罚星，荧惑犯垒壁阵，太白犯东咸。”伯颜就借着这个由头，向元顺帝提出要用这法子，制止愈演愈烈的民乱。

我无法形容，当年看到这条史料时震惊的心情。这五大姓氏在当下人口的比例正好是30%。元朝的比例相差应该不会太大。元顺帝时期的人口在九千万左右，蒙古人和色目人肯定是少数的了。这意味着真要听了伯颜的话，差不多得有2500多万人头落地。

蒙古征服的时候屠城的事倒是做了不少，这都已经是自己的子民了，就因为有人造反，便要无差别的杀掉2500万人，就算元顺帝答应，又怎么去操作？肯定会激起更大的民乱，而且是席卷全国的民乱。

看着身为丞相的伯颜生出这样的极端想法，连元顺帝都怕了，马上给否决了。打那以后，就开始倾向于反其道而行的脱脱，密谋了两三年，终于找到机会扳倒了伯颜，开启了改革。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开河”的确比较容易出事。造反也好，打仗也罢，都需要两大要素：一是男丁；二是兵器。搞水利工程不光要征召为数众多的男丁，还得允许他们带着金属工具。你总不能让人家用手去挖土垒坝吧。真要造起反来，这些工具立马就能被铁匠转换为兵器。

如果我们再顺着红巾军起义的时间线，就会发现这场大起义与其说是“开河”跟“变钞”激起的，倒不如说是早已沸腾的民怨就等着这么一个机会爆发。贾鲁的开河工程是在公元1351年4月动工的。也正是这在个月，瞅准时机的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颍上县聚了几千人，杀白马黑牛祭天准备造反。

做工程容易出事算是政治常识。所以脱脱并非没有做准备。征调到工地上的一共是十七万人，除了从工程所在地征调了十五万民夫，还有两万人是从各地征调的守军，这其中就包括庐州的守军。收到有人要造反的消息后，早有准备的官军前往围捕，韩山童被捕，刘福通则率人冲出重围，攻占了颍州城，算是正式点燃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大火。

说实话，脱脱当时也没觉得有人造反是件大事，毕竟此时的大江南北，小规模的起义实在太多了。因此刘福通造反这件事，并没有对“开河”工程造成影响。工程最终还是如期完了工，遣返了民工和调来的军队后，贾鲁也回京接受了封赏。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韩山童和刘福通在工程还没开始时，就预先在工地埋了个独眼石人，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些从工地上回家的农民，很快就把挖出石像和有人造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换而言之，“开河”触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不假，但并不是“开河”这件事有多残酷，把老百姓给逼反了。这件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让治河工地成为了一个谣言传播中心。这十七万人回乡一传播，再被有心人借势，那整个大元可真就是遍地狼烟了。

于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为了镇压越来越多的民变，不得不印更多的钞票，然后又引发更多的民变。

事情至此，大元帝国算是大势已去。这口锅肯定是一定要有人背的。公元1354年，眼见红巾军之乱愈演愈烈，元顺帝不得不罢了脱脱的官，把他发配边疆。两年以后，脱脱被政敌矫诏鸩杀。

脱脱是真心想中兴大元，只是这时的帝国已经是千疮百孔。他要是聪明的话就做个裱糊匠，哪里破了贴张纸粉饰下太平。偏偏他又想着来场彻底改革。改革就要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阶层，一旦失败就只能被拉出来背锅了。

元顺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作为亡国之君，脱脱要是不背锅的话，这锅看起来应该他来背才对。要是他有个特别漂亮的，长得像褒姒、妲己那样的妃子子，也可以一起背锅。有趣的是，元顺帝的全名是“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蒙古语意思就是“铁锅”，真要是背锅倒是合了这名。

不过后人倒也知道，这并非他本人之过，实在是整个大元积重难返。元顺帝这个尊号，是后来明朝给取的。元朝自己给的庙号是“元惠宗”，不管“顺”还是“惠”都还算好的。不像以前很多亡国之君那样，弄个周幽王、汉灵帝一类的恶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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