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早年》：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

作为德语文学从业者，我读过几本卡夫卡传记：有德文的，有中文的；有他生前好友写的，有专业研究者写的，也有赶时髦（现在称之为“蹭热度”）的半瓶子醋写的；有的写得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有的写得学术气息浓重但佶屈聱牙，有的只能说是信息的堆砌……总之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作用。所有读过的传记中，莱纳·施塔赫的《卡夫卡传》毫无疑问是可读性最强的，没有之一。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他和卡夫卡一样，也是犹太人）评价该传记是“这类作品中的最佳，本身就是一部小说”。

《卡夫卡：早年》类似具有宏大叙事风格的长篇小说。开篇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模式：“1883年7月3日，一个和煦晴朗的夏日，只有微风吹过布拉格老城的狭窄街道。中午时分，气温年上升到三十摄氏度。”这第一句所营造的时空，几乎让卡夫卡的出生扑面而来：我们知道，就在这一天，弗朗茨·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老城圣尼克拉斯街上一幢巴洛克风格的房子里。

开门见山的叙述，貌似让读者期待一眼就能见证文学大神的出生。但是，作者笔锋一转，以全知式叙事视角，不紧不慢地展开叙述，空间上从布拉格居民们在那个星期二在啤酒花园和剧院的日常休闲娱乐生活开始，写到当天的波西米亚省议会选举，又跳跃到远在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皇帝在那一天的活动安排；时间上则直接回溯到1618年5月那次引发了三十年战争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又像电影镜头一般，展现了白山战役之后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上公开行刑的血腥场景；然后从三十年战争，带出波西米亚南部的小村庄沃赛克，那是卡夫卡的“祖籍”所在——离传主近了一步。再从犹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遭受的歧视开始，一直写到卡夫卡家族在这里的繁衍和卡夫卡父亲的白手起家——离传主越来越近。接下来是卡夫卡母亲家族的心理特质……洋洋洒洒好几章之后，终于绕回起点：

卡夫卡父母亲经媒人牵线相亲成功，结婚十个月后，卡夫卡在1883年7月3日出生。

卡夫卡，约五岁。

之后，施塔赫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把卡夫卡童年的环境、上小学和中学接受德语教育、上大学的专业选择、他的朋友圈和社交活动、毕业后找工作、他的夜生活、他与女性的交往、他对电影和疗养的兴趣、他的旅行、他的文学创作尝试、他的一些小怪癖和爱好等一一娓娓道来，描绘了一个由时间、空间、历史、当下、民族、宗教、国家、家庭、学校、语言、亲朋等多种因素构成的多维坐标系，然后在这个庞大的立体参照系中，确定卡夫卡的位置和成长轨迹。

直到翻译了这本《早年》我才意识到，以前很少关注卡夫卡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以往感兴趣和研究的重点主要是1912年之后的卡夫卡——1912年9月，卡夫卡结识了菲莉丝·鲍尔，开始了恋爱关系，旋即在一夜之间写出了短篇小说《判决》——他创作上取得突破的标志。这两件事意味着，卡夫卡已经成为我们从卡夫卡作品和传说中所认识的那个卡夫卡。而《早年》写的是1883年到1910年之间的卡夫卡，是成为作家之前的那个卡夫卡。因此有评论说，《早年》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的问题。

“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这个拗口的问题暗含着一个前提：有两个卡夫卡，一个是素人卡夫卡，另一个是广为人知的现代派作家卡夫卡。而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说明，素人卡夫卡经历了什么，使他变成了作家卡夫卡？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要回答“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就意味着，要用作家的生平去解释作家的作品。且不说这种实证主义的做法是否具有科学性，具体到卡夫卡来说，他的生活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其实模糊到无法辨认，甚至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

卡夫卡中学毕业照，1901年。

生活中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人，一定排得上他父亲。但凡了解一点卡夫卡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位暴君似的父亲，父亲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造就了卡夫卡怯懦的性格和紧张的父子关系，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我们对卡夫卡父亲的这种印象，从何而来？来自卡夫卡自己的描述！

卡夫卡36岁时，给他父亲写了那封著名的（数）万言长信。在信中，卡夫卡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童年时，女佣在送他上学的路上，用“告老师”吓唬他，对他进行精神虐待；他心有余悸地回忆了从小学一年级起，他就对每次考试都怀有深深的恐惧，每次考试前，都担心自己不及格，每学年都担心自己留级，每次考学前，都担心自己考不上……他常常想象，老师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他这个差劲的学生是怎么混过去的。更劲爆的是，卡夫卡在信中酣畅淋漓地控诉了父亲的体格和性格给他造成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使他一直生活在畏惧、不安、自卑和罪责感中。他童年时跟随父亲去游泳，看见父亲健硕的身体，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和羞耻感。

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卡夫卡，1890年前后。

最广为人知的桥段是：卡夫卡小时候，有一天晚上不睡觉，哼哼唧唧要水喝，怎么哄都不行。父亲被闹烦了，就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关到门外阳台上。卡夫卡认为，这件事让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觉得自己在巨人般的父亲面前，什么都不是。“好多年之后，我还会想象，那个巨人，我的父亲，那最高权威，会毫无缘由地过来，半夜把我从床上拽到阳台上，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这种想象一直折磨着我。”

施塔赫在引用这件轶事后猜测说，如果卡夫卡的父亲真的看到了这封信——卡夫卡的父亲没看到这封信，因为卡夫卡没有把信交给他——他也许完全记不得卡夫卡所描述的那个夜晚和其他那些事情。“这与他自己的回忆明显不同……他也许会完全认不出自白中所说的那个孩子是谁。因为，从一年级开始，弗朗茨就是一个勤奋好学、遵守纪律、受到老师们喜欢的学生，一个优秀学生，成绩远远好于平均水平，他的升级从来都不是问题。”于是，施塔赫明确提出质疑：

“像这种轶事，我们能否相信？卡夫卡的书信，是他自己生平经历的可靠来源吗？”

显然，卡夫卡的父亲并非出格的粗暴——读者也许只记得卡夫卡指责父亲专制暴虐，却没有注意到，卡夫卡自己在信中承认：父亲从来没有打过他。在那个年代，父亲打儿子应该算是“天经地义”的家教方式。卡夫卡童年的家庭和学校经历，也根本算不上极特殊的个案，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19世纪欧洲市民的教育观认为，教育首先是塑造和驯服，“爱”只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品。因此，另一位卡夫卡传记作家和学者阿尔特认为：“卡夫卡以一种强迫症般的兴致，培养着自己对父亲的畏惧，因为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一个犹豫着不肯长大的晚辈的角色。他的爱情故事最后都成为灾难，因为进入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就意味着摧毁了儿子的身份。而儿子的身份，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他坚信，只能在无限的孤独中进行创作。”

所以，我们看到的卡夫卡的父亲，是卡夫卡塑造出来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判决》《变形记》等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叠加在一起，成为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化身，与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被父亲判处投河的格奥尔格·本德曼、无端被捕的约瑟夫·K、进不去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一样，成为世界文学殿堂中著名的形象之一。施塔赫一针见血地指出，卡夫卡的所有回忆都有文学叙事的成分。对卡夫卡来说，他生活中真正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感受所发生的事情，甚至是他认为发生了什么。卡夫卡让我们看到的回忆和自白，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呈现过去，而是按照他主观的重要性原则重新编排的故事。

卡夫卡“塑造”的另一个人物，是他永远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尔：两次被求婚后订婚、又两次遭退婚。

在他们交往的1912年9月至1917年10月这五年间，卡夫卡写给菲莉丝的信件、明信片、电报、字条等共计500多件。表面上的数据，似乎符合关于一场轰轰烈烈爱情关系的所有想象。然而，如果我们尝试从各种虚实难分的记载中勾勒这段故事的原型时，却能发现许多疑点。

1912年8月13日傍晚，卡夫卡在好友布罗德家中初识柏林女子菲莉丝。从遗留下的照片看，菲莉丝长相中性，缺乏女性的柔美，很难让男人一见钟情。卡夫卡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那次相识：“她坐在桌旁，给我的印象像个女佣。我毫不好奇她是哪儿来的，而是马上就接受了她的存在。她的脸，骨感而空洞，彰显着它的虚空。〔……〕她的鼻梁骨似乎是断裂的，金黄色、略显僵硬、毫无诱惑力的头发，坚实的下巴。” 

然而，对这样一位在卡夫卡眼里缺少吸引力、完全陌生的女子，卡夫卡出人意料地在“坐下后，已经有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决断。”于是，9月20日，卡夫卡给菲莉丝写了第一封信，开始了布拉格与柏林之间的两地书。注意看这里：卡夫卡写给菲莉丝的信件总共有700多页，其中一多半，竟然是在他们认识之后的七个月内写的。在这七个月里，卡夫卡对菲莉丝的感情急速升温，一个月以后，写信的频率就成了几乎一两天一封。称谓也很快从“尊敬的小姐”到“亲爱的小姐”，11月中便成了“最亲爱的”。

卡夫卡在信中倾诉对菲莉丝的思念，为菲莉丝没有及时回信心神不宁。他不断探讨他与菲莉丝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个陷入情网不能自拔的疯狂少年维特的形象。之后，他们之间有过误解，有过通信中断，有过关系冷淡和危机，有过卡夫卡的犹豫，有过迫不及待的求婚……总之，所有恋人间该有的波折一样都不缺。1914年6月，两人订婚。然而，刚从订婚仪式回来的卡夫卡，就在日记中描述自己像个罪犯一样被捆了起来。一个月后，他们的婚约解除。卡夫卡描写的解约现场像个法庭，整个过程像一场审判。然后，他们又恢复了联系。1917年7月，他们第二次订婚。可是，订婚后，卡夫卡的肺结核发作，两人再次解除婚约。

拨开这像极了虐恋剧的表面种种，仔细分析卡夫卡与菲莉丝之间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卡夫卡对菲莉丝的爱情，像突发的无名高热一样，来去毫无缘由。实际上，卡夫卡和菲莉丝交往五年，总共只见过17次面，最长的一次是1916年7月，两人在一家旅馆度过了10天。他们并没有很多机会和时间相互了解和培养感情。从相识到第一次订婚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布拉格和柏林异地恋的二人只有6次短暂见面，卡夫卡写给菲莉丝的信却有300多封。所以说，他们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关系，其实是卡夫卡在想象和书信中建构出来的。

卡夫卡和菲莉丝·鲍尔。

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困扰卡夫卡的第一大难题。可以说，他把自己面临这个问题的两难心理，投射到自己跟菲莉丝之间的关系上，自编自导自演了这一出心理剧。

一方面，卡夫卡渴望正常的婚姻，渴望融入正常的生活。此外重要的一点是，他把婚姻看作是能把他从可怕的父子关系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使他能成为独立的社会人，能与父亲抗衡，在权威面前获得自信和自立。所以他需要一个女子，充当他与正常的市民生活之间的纽带。而菲莉丝·鲍尔，无论从出身和职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卡夫卡没有从菲莉丝身上感受到过异性的吸引，两人在一起时，也没有让卡夫卡产生愉悦感。1915年1月，他们一起度过几天之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除了在信里之外，与F.（菲莉丝）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感到和一个所爱的女人间的那种甜蜜关系，只有无限的钦佩。”

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婚姻，婚姻意味着他将换一个地方，重新过上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他害怕与女性过于亲密的关系，会使他失去写作所需的孤独空间。他曾在日记里列出结婚的利与弊。所有的弊端其实都是一个原因：“我必须尽可能单独生活。我所有的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成绩”“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都令我憎恨，使我觉得无聊”“害怕固定的联系，那样我就不再能单独一人了”……就在订婚前不久，他一面迫切地询问菲莉丝是否愿意跟他结婚，一面在日记里写道：他不能结婚，他身体里的一切都在反对结婚，主要是因为“写作工作会受到婚姻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当卡夫卡迅速拉近与菲莉丝的距离后，他就开始犹豫、担心。而当菲莉丝察觉到卡夫卡的态度，开始想离开他时，他又极力挽留，如同一场不断重复的猫鼠游戏。我们看到卡夫卡在保持两人物理空间距离的同时，用语言建构了想象中两人的亲密关系。他希望的，是在物理空间的疏远前提下，保持虚拟的心理亲近关系。而两人一旦真的接近，卡夫卡立刻会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在他们的第一次订婚仪式上，卡夫卡觉得自己像个被捆住的罪犯。订婚后，两人一起去看家具，但是面对菲莉丝选中的家具，卡夫卡仿佛听到了“远处的家具仓库里响起了丧钟声”。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的许多作品一样，只能是一段注定不会以婚姻作为结局的撕扯，因为卡夫卡不需要朝夕相处的亲密恋人，他需要的是文字中的虚幻情人；他不需要妻子，他要的是永远的未婚妻。

从文学大神卡夫卡到素人卡夫卡

卡夫卡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就是描写自己“梦一般的内心生活”。他的（内心）生活和文学创作是同一片树叶的两面。在他刚刚给菲莉丝写了第一封信两天后，1912年9月22日到23日的夜里，他一口气写出《判决》。这是“卡夫卡式创作的开端”。标志着作家卡夫卡的诞生。《判决》也卡夫卡最为看重的小说之一，他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对《判决》的理解。

小说主人公格奥尔格是年轻有为的商人，有个未婚妻，却为了不伤害远在异乡、孑然一身的童年好友，不肯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对方，为此，他跟未婚妻发生过多次争执，未婚妻最后通牒般地说，格奥尔格若有这样的朋友，就不该结婚。于是，格奥尔格在长久地回忆了自己的过往后，下定决心做个最后了断，他写了一封长信，邀请朋友回国参加自己的婚礼。拿着写好的信，格奥尔格径直走进父亲的房间，把信的内容告诉了父亲（多年之后，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却没有交给父亲）。貌似衰老的父亲瞬间恢复了巨人形象，谴责儿子的婚事是对父母和朋友的背叛，最后判决他跳河淹死。

《判决》写于卡夫卡与菲莉丝的爱情关系开始之前，也远远早于他写给父亲的那封信。然而，卡夫卡在《判决》中精准地预言了他与菲莉丝还未真正开始的关系将来的症结所在，以及最后的结局；同时为自己与父亲的关系，设计出一个文学模型。

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或多或少是对生活的模仿。在卡夫卡这里，更像是他的生活在模仿他的文学创作。或者说，即便他的文学与生活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那也有着肉眼可见的同构性。我们都知道卡夫卡有句名言：“我不是对文学感兴趣，而是我本身就是由文学构成的，我不是别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这句话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的生命与文学创作是一体的。他给父亲写了信，却不交给父亲，而是让母亲转交，而他清楚地知道，一直在卡夫卡与父亲之间息事宁人的母亲，绝不会把信交给父亲；卡夫卡一生未婚，但有过许多女朋友，三次订婚又三次取消；卡夫卡在遗嘱中请求好友布罗德烧毁自己的全部手稿，但据布罗德说，他们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布罗德明确表示过，不会销毁卡夫卡的手稿……卡夫卡生活中这些充满矛盾的行为，与他作品中的悖谬异曲同工，共同构成了卡夫卡式的世界。

1924年6月3日，肺结核转移为喉结核的卡夫卡已经呼吸困难，他艰难地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请您杀死我，否则您就是凶手。”卡夫卡以一句卡夫卡式悖谬的话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从而完成了以生命书写的文学和卡夫卡神话。

回到一开始的命题：《卡夫卡：早年》是否回答了“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作者施塔赫本身是专业德语文学研究者，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卡夫卡的，他深谙素人卡夫卡与作家卡夫卡，以及卡夫卡的生活与卡夫卡的作品之间缠绕不清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仿佛是为了与卡夫卡本人及其作品风格相匹配，施塔赫创作的三卷本《卡夫卡传》并没有按照传主的生平时间顺序来写，《早年》居然是最后创作出版的一册。其主要原因在于，《早年》所记录的1883年到1910年期间的关于卡夫卡的资料（尤其是文字资料）非常少：不算卡夫卡写给菲莉丝和后来的情人米伦娜的信，已经出版的卡夫卡给朋友们的信有将近500页，1910年之前的只占六分之一。卡夫卡本人的日记更是寥寥无几，因为他从1910年起才开始有规律地写日记，用施塔赫的话说：“实际上卡夫卡更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利用笔记本记录并塑造他所关注的一切，并带有不同程度的虚构性”。

因此，施塔赫的第一步，是查阅大量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回忆录、书信、日记、笔记、手稿，从散落在各处的档案中捡起零星的碎片信息，努力拼凑出一幅真实的早年卡夫卡图像轮廓；然而这幅残缺不全的图像，无法确证卡夫卡的生平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进而让他成为写出卡夫卡式作品的卡夫卡。于是，施塔赫一反传记写作惯用的逻辑，从业已完成的《关键岁月》和《领悟年代》中已经成为卡夫卡的卡夫卡出发，逆向推导早年的卡夫卡：写出了卡夫卡式作品的卡夫卡，应该有什么样的性格和心理世界？

经过施塔赫的分析、推理和填充，读者从《早年》中看到的卡夫卡，不是一本由枯燥数据和原始材料生硬堆砌出的生平流水账，而是一个鲜活、立体、丰富、有趣的弗朗茨·卡夫卡。所以，“卡夫卡何以成为卡夫卡”或许可以理解为，如何从文学大神卡夫卡推演出素人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