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滞留乡村，我重新理解这片土地 | 人间

2022-10-22 13:10

土地，对于我这一代，既是出发又是归属。而对于我的孩子们，它只能是一种体验。

配图 | 作者供图

2020年春节过后，因为疫情失业的我和同样原因开学遥遥无期的两个孩子，滞留在村里生活了几个月。每天接收着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信息，疫情的严峻，前线同胞的艰辛，作为幸存者的唏嘘，“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在那种情境下，唯有把心思沉浸到眼前的生活中。事实上，自从上大学以后，我从来没有如此长时间地在村里待过。

这是粤东北部的一个小村镇，一条省道穿镇而过，南下几十公里就到了县城，一直往南则直达珠三角。这里北邻江西，是客家人聚居地区，山多地少，村民们也就靠山吃山。上世纪90年代起，大量青壮年开始外出广州、深圳等地务工。2000年以后，这些外出务工村民在城里买了房子，搬出村庄，现在只剩少部分留守老人与儿童还住村里。最近几年，我每年春节回一次老家，发现平时乡村固然是凋败了下去，过年却又空前地有了人间味，许多村民从城里返乡拜祖、走亲戚，因此得以听见许多故事。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逗留里，我开始记录这里的一草一木与人事。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发现了村庄。

2020年除夕前几天，我和先生带着两个孩子从深圳回到了这座小县城，准备在这里过完春节后，就返回城里务工、上学。疫情骤起，大年初一开始，居家隔离，两个孩子在屋里穷尽了各种娱乐（折腾），整天闹着要出去。最终，正月初七（1月31日），我们决定下乡，回到几十公里外我娘家的村庄。

路上车辆不多，下高速站口时，几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测温探头伸了进来。从高速进入省道，再进入更窄的乡道，沿途丝毫感受不到往年惯有的过年气息，只偶尔看见屋檐下一群人聚在一起晒太阳唠嗑，路两边贴着巨大的红色抗疫标语。

回到村里的第三天，便有村干部上门发传单，告知各位村民，从即日起不得让亲戚与在外务工人员回村。此举宣告了封村，镇卫生所的一名医生每天风雨无阻进村来给一户从湖北回来的人家测量体温。我试着向女儿讲述这次疫情事件，希望她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的历史。

我们庆幸自己回到了村里，在商品房里隔离了七八天的大人与孩子，终于与久违的太阳亲密接触了。5岁的女儿阳与2岁多的儿子准，从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像笼中释放的鸟儿，充满了喜悦与生机。

半个月后，家中的弟弟妹妹和我的先生回城上班，留下我与两个孩子，开始了一段漫长的乡居生活。

村庄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但孩子们每日都不会感到无聊。天晴时，一块石子一朵菜花就能让他们着迷。下雨时，一汪水也能让他们演出小猪佩奇的剧情。

我们没回来之前，只有我父母在家，村庄里留守下来的也大多是和他们一样的老人。可即便是冬日寂静的村庄，也有它的声音——每天早上，天才微亮，我们便听着屋后鸡打鸣的声音睁开双眼，“鸡打鸣了，在叫我们起床呢”。初升的太阳在院子里撒上一层蜜光，两个孩子醒来吃完早餐，便跑去屋后空地上喂鸡。

| 姐弟俩给鸡鸭喂食

晨光下，鸡昂首挺胸，迈着脚步在枯草堆里觅食，孩子的到来，似乎并未让它们感到惊扰，反而有些莫名兴奋地聒噪起来。几只鸭子围在铁丝网内，不怎么走动，似乎在享受光的抚慰。阳对弟弟说：“他们在请求爸爸妈妈带他们去游泳，你知道吗？”大鸭子们听此议论，只是莞尔一叫。

从屋后往回走，墙角边上搭着一架木梯子，阳战战兢兢顺着它爬到墙头大叫起来：“妈妈，我看见了花园！”

其实那是母亲的菜园。园子不大，但冬天常见的几样菜都很齐全，葛菜，白萝卜，豌豆，芥菜，蒜苗，葱花，油麦菜……中午母亲到菜园里择菜，会顺手把一个生菜芯剥给阳吃，这曾是我们物质贫乏的童年时的心爱之物，但孩子自然吃不惯这清野之味，随后弃之。过了霜，菜园里的菜就越发翠甜。芥兰球，白萝卜，菜芯，都是摘了就可以生吃的，滋味因为凛冽而令人难忘。

我教阳分别记住菜园子里普通话的菜名和土话菜名，比如园门那片葱郁的薄荷，土话叫“粉陈”，“粉陈配鸭”是我们回味无穷的绝味。盘开葱郁的萝卜秧，露出一截白，阳大叫一声：“萝卜！”（她喜欢吃萝卜）包心菜的“颜值”很高，也吸引了她的注意——母亲钟情于种包心菜，也许这样的一颗一大包，种起来有成就感。

芹菜与蒜苗是冬天的配菜之王，可以搭配一切肉类，炒腊肉尤佳。芹菜则是除夕早上那一锅柴火鸡汤香菇杂锦粥里的“灵魂”。对于阳，这些菜蔬还不具有上述意义，她记住它们的方式是“这个菜我吃过”——枸杞汤她喝过，便很快认出了枸杞；豌豆是早已熟悉的，不仅因为常吃，还因为“豌豆公主”，这次她记住了它的俗名“雪豆”，这时的雪豆正在一茬茬地忙着开花结果，“有一朵花，就会变成一颗豆”。

| 在园子里摘油菜花的小女孩

下午，在篱笆边上，我们发现两个干掉的丝瓜。我告诉阳：“丝瓜没老的时候，无论炒着吃，还是煮汤都很甜。”摘下那丝瓜，找出一根木棍，把瓜皮敲碎，剥出雪白的丝瓜络。瓜络经脉交错，犹如丰富的神经网络，整个结构是大自然完美的手笔。一点点剥开瓜络尾端，露出几个小孔，从孔里倒出一溜溜白瓜籽。两个小家伙赶紧伸出手去接，很快便装不下了。

准下意识就把瓜籽往嘴里放。我提议：“拿个袋子把瓜籽装起来，明天拿去种下。”

第二天早餐过后，阳便提议去种瓜。我在储物间里找出了一把小锄头，带她去了屋前的土地上，把杂草除掉，挖一个小坑，她来放瓜籽，盖上土，又去水龙头下装了水，给土浇水。

我们便怀着期待的心，等待着种子发芽，抽苗，开花，结瓜。

长日无事，母亲说，我们做粄（bǎn，客家语里是各类糯米、粘米糕点的统称）吧。

说做就做，父亲把泡水一夜的糯米和部分粘米去打了米粉，母亲去折了芭蕉叶回来。芭蕉叶宽大光滑，一片片撕下来泡在水里，一会盛放黏粄去蒸，更容易起落。两个孩子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玩的芭蕉叶，他们帮倒忙地撕扯着叶片，惹来母亲的一通抗议：“外婆做粄要不够了。”

我拿起这蕉叶就知道怎么玩，没有刻意地回忆，全是轻车熟路的动作——沿着叶脉上清晰的纹路一条条往下撕，两条小叶一折一反拼起来。阳看着也要学，却是不行，挫败得要哭鼻子。

蕉叶备好，看母亲揉粉，搓成粉团，开始包萝卜粄。阳过来凑热闹，我只好分出一小团粉给她玩，说好，她做的小团团，蒸好以后只给她吃。

粄包得差不多了，要在大锅里用柴火蒸。打火机点燃了松针，火“腾”一下噼噼啪啪爬了起来，赶紧加上小竹片，再撒一把松针，看小竹片彻底烧起来，再加大木棍。炉火轰轰地燃烧着，把我的脸烘得热乎。这不是斯文的火，这是有强大势能的火，能听到它们的呼啸，从柴木的生命中挣脱而出。灶房里除了烧柴，还有些木料的边边角角，我捡出来丢给姐弟俩。“看，木工区！”阳拿着木板敲起了快板词，还要和准一起模拟幼儿园木工区的课程。

回到天地广阔的乡村，姐弟俩的手脚似乎挣脱了束缚，到处蹦跳攀爬。面对两只好动的“猴子”，父亲想了想，找到一截山上背回的长木，用刀和锯子修理得长短适度，削得光滑，然后依着院墙，搭建出一个简易秋千架，让他们尽情地玩。

比起秋千，孩子们更喜欢父亲养的两只黑狗，一来就亲热上了，如同见到认识已久的朋友，跃跃上前。我担忧地阻拦着，于是孩子与狗便两相对望着，试探着，准兴奋得哇哇叫，嘴里念着 “狗狗”。

很快，两只狗在姐弟俩的嘴里便有了名字——大狗和二狗。大狗是只公狗，去年生病看过兽医，从此总是胆战心惊地防备着人类。父亲总不让孩子靠近大狗，怕被它给伤到。二狗是只黑母狗，就灵性得多，它总是温顺地低着头，任由准摸头捏耳扯尾巴，不吭不哧。准每次吃饭，总是要把二狗叫在跟前，将饭菜捋到地上让它吃。

下午两三点钟，父亲收拾好背篓，走出院门往山上去放牛，两只狗一前一后跟在他前后，一路欢脱，撒野，钻到野草丛中，在山旮旯处玩起追逐游戏。父亲在一处山坳停顿下来，打理牛群，两只狗大概也跑累了，卧在一旁听山风。

“山上静悄悄，有狗做个伴，就没那么瘆人。”一次一起上山时，父亲对我说。

每天傍晚时分，两个孩子就会出现在院门不远处，一截道路的尽头，准备迎接他们的外公回家。但凡见到两只黑狗远远地跑了过来，他们也就知道外公就在后面不远了。

2月底，开着三轮车专门给人家送米糠的春盛，在院门口看到两只狗毛黑闪闪，说：“我竟不知你家有两只这样好的狗，冬至有人找狗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就要黑狗，出到2500都找不到。”

母亲听了，动了心思：“那你帮我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找狗的，怕这只公狗伤到我家俩孩子。”

过了两个星期，一瘸一拐的春盛又走进客厅，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打电话：“1350卖不卖？”

父亲答应了，母亲想到前面人家出到2500都不卖，现在这不是太亏吗？于是就迟迟疑疑说：“再加50吧。”

春盛拿起电话又打了过去，那边不同意加钱，母亲咬咬牙说：“不加那就不卖了。”我也赞成——想到两只狗在山林里陪父亲的画面，挺好的。

3月初，疫情余波未了，隔壁镇开始捕鸡打狗。很快，村干部就敲开我家院门，给我们派了一张红色宣传单，告诉我们，鸡要围起来养，狗要拴绳子绑在家里养。凡外放的一经发现，也是要被打（杀）的。父亲就把两只狗关在老屋下面，失去自由的它们在地堂前嗷嗷乱叫，转圈，屋前一块刚翻过的地被踩出一个个梅花形爪印。过了一阵子，风头过去了，父亲重新把铁门打开，如往常一样让它们一起跟着进山。

姐弟俩与两只狗混熟了，尤其是二狗，总是任凭孩子们揉搓与戏耍，还不忘热情地用它的舌头舔孩子的脸，惹得准右手抱住那狗头，左手忙去擦脸。母亲拉开准，担忧地呵斥：“不能惹它，它肚子里有了狗宝宝，小心咬你！”

二狗的肚子果然涨大了许多，但它还是每日跟着父亲进山。一日母亲喂狗时说：“这狗只怕快要生了，自己在门角处扒了许多禾秆做窝呢。”不久的一天早上，我们果然在禾秆窝里看见蜷缩在二狗身旁的5只“小黑”，光溜溜扎堆在一起，个个像小老鼠般大，眼睛紧闭着，“嘤嘤”叫个不停。

从此阳和准的日常活动里又多了“看狗宝宝”这一项。孩子们总是念叨：“好可怜的狗宝宝，好可怜的狗宝宝。”

| 出生第二天，五只狗崽在吃狗妈妈的奶

生了娃的二狗也坐月子，但只卧了两天便出门活动了。它还记挂着自己的宝宝，出去的时间往往很短暂，逛一圈，喝点水，就返回了。二狗一着窝，狗崽们便一哄而上，咬住它的奶头拼命吮吃，吮了十天半个月，二狗的眼窝子都深陷下去了，一副沧桑的模样。父亲说：“狗崽吃奶，母狗快吃不消了。”便吩咐母亲给二狗添饭时，多添些肉和汤骨头以增加营养。

又过了一周，狗崽们渐渐长大，眼睛打开了。它们不再局限于小窝里吃妈妈的奶，要往外活动。有些小狗漫步到了地堂上，被准捧起来抱在怀里，那表情，就是“捧在手里怕化了”的生动演绎。

小狗们越来越活跃，每天母亲捧过去的一大盘饭都不够它们吃了。父亲说，再这么下去，要把那点谷米都吃完了，人也不够口粮了，这疫情也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于是便找了一个赶圩的日子，把几只长大的狗崽带出去卖了。

阳和准发现狗崽不见了，放声大哭，问：“小狗崽到底哪里去了？”父亲只好编个理由，说小狗被人偷了。阳听了，哇一声，哭了很久。

刚开始因为“不串门”的规定，我们哪也不敢去，只在家门口玩。后来天气暖和些了，警戒松懈了，孩子们便忍不住往外跑。

在村里，阳最开始结识的朋友是邻家的大嫂子。大嫂子在我们院墙外头她的园地里给果苗松地淋水，抬起来头，逗院墙内的阳玩：“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阳一听，就嘻嘻哈哈缠上了这位嫂子。

到了傍晚，阳告诉我想去院墙外大嫂子家玩，她出了院门，亦步亦趋地到了大嫂子家后门口，我在后面喊，她根本不理：“我要去找我的大朋友阿Y嫂啊！”

我悄悄跟在她背后，发现第一次自己串门的女儿，在她那位大朋友家客厅里吃起了麻枣条与炸米糕。这是阳第一次跨越内在的院墙，联络外在世界，寻求友谊。

过了一段日子，住在村上头的一位小姑娘趴在我家院门口，和阳隔着铁栅栏对话。

“我读中班了，你呢？”

“我读大班”。

说着，阳把小姑娘让进了院内，两人一起打起了秋千，又跑到地堂上玩沙石。她们走到哪儿，准就如跟屁虫一样跟到哪儿。“阿准真调皮”，“阿准不准碰我们的泥巴”……毫不例外，大的总是躲着小的。

第二天一早，阳还没起床，那小姑娘已骑着自行车到了我家门口：“阳阳，你还没有起来啊？”阳一听到那叫声，从被窝里呼一下爬起来。两人骑着自行车“呼啦”出去了，往水泥村道上冲，路的尽头是小姑娘的家。过了一会儿，两辆自行车“呼啦”又从道上回到了我们家。

女孩们的友谊之船开始扬帆。两人抱起房间里的洋娃娃，把门关上，扣上反锁，我只能在门缝里偷听。

“妈妈，妹妹饿了。”是阳奶声奶气的声音。

“我来喂她吃饭。”是小姑娘的声音。

晚上洗澡，我好奇道：“你跟阿玲（小姑娘的名字）谁是妈妈，谁是宝宝？”

她嘻嘻笑着：“她是妈妈，我是宝宝。”

如我们的小时候一样，不用谁教，自然地就会玩起“过家家”，这是独属孩子的奥秘。

| 和新朋友一起玩过家家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阳哭丧着脸从外面回来了：“阿玲她不跟我玩了。”

“她为什么不跟你玩呢？”

“我不知道。”她忧心忡忡。

然而不久后的一天早上，阿玲的声音又从院门外传来了：“阳阳，你还没起床啊！”阳一听那声音，早忘了以前的别扭，又呼一下起来跟朋友汇合去了，两个小身影在屋里屋外、屋前屋后穿梭着。

友谊继续在三日好两日吵中延续着。过了几日，我发现阳和我们说起了家乡话，说话的语调、神态，竟像是换了个人——她在无意识模仿新结识的朋友。“你别总是学阿玲说话，到时候你就忘记你自己说话的样子了，就像‘邯郸学步’故事里那个人一样。”我说。她嘻嘻笑着，没有理会我。后来想想，我真是多虑了，她的模仿是炽热友谊的必然，也是她融入乡村生活的印迹。

雨水之后，气候彻底地温润起来。一开始下着霏霏细雨，天地之间昏昏沉沉，人也跟着像迷失了一样。雨过天青，渐渐听到了鸟声，它们的身影在树木残枝之间飞腾。屋檐下，几只燕子叽叽喳喳飞回了往年的旧窝，准抬头见到，眼睛一亮，十分欢喜。走出家门口，踩在湿泥上，一层毛茸茸的新绿冒了出来。造物主从不迟到，春已悄然登场。

| 雨水那天的土地

过几天，雨势渐渐大起来。早上醒来，孩子们在门口驻足，看雨点在地上激起一圈圈涟漪。

“这下鱼该得救了。”我想到那接近干涸的鱼塘，说道。

父亲却说：“这样的雨要连着下一两整天才有流水呢，已经旱了大半年，去年8月以来就没下过大的雨。”

连着下了一天的雨，远处的山脉一片雨雾迷蒙，空气冷而清，有一种新生的气息。经过这段时间的乡居，两个孩子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只会讲普通话的阳，现在学了一嘴不咸不淡的家乡话。准则从一个个白胖的小娇娃，变成眼前皮肤红赤、光着脚丫在地上跑来跑去的村野男孩。

不得不感叹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以及环境对他们的改变。

阴历二月初九，是镇上赶圩（集）的日子。自从疫情防控调到二级后，防范措施宽松许多，村口防疫点的帐篷还没拆除，几个孩子在里面玩耍。圩日虽然还没完全恢复，但一些基本的生活物料都能买到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父亲开始为春耕做准备。他一大早开摩托到圩上，买回了豆角苗、茄子苗、苦瓜秧等，交给母亲到菜园去种。还有30多尾小鱼苗，他自己拿到鱼塘去放。下午，父亲把专门从农业供销站买回的稻谷种子泡在一个桶里——这些稻谷要在桶里泡上一天一夜，再捞起来放进一个竹筐里沥干水分，等着泡开的种子慢慢发芽，再下到田里去。

春耕的农序繁多，一般正月十五一过，就有人把田埂的杂草一点点用锄头撇下，烧掉，整出一块干干净净的田地，随时等待着春雨一来好种作物。

听父亲说，今年有个闰四月，所以一应农事都往后推移了。直过了二月二，田野间才有些生气，陆陆续续听到拖拉机春耕的响声。父亲把秧苗下到田里后，也开上手扶式打土机到田里翻整土壤。当他把一亩多的旱地翻好，又说：“不着急种，惊蛰还未到呢。”

“惊蛰未到种了会怎么样？”我问。

“惊蛰未到，后面还有大冷的可能，再来一场雨，久不发芽的种子就沤烂在地里了。”

“要说冷，到清明都还有冷呢！‘清明掂麻，冷死耕田孖’。”母亲插了一句俗语。

“那时的冷已经不怕了，万物都长起来了。不像现在，地上的草子都出得很零星呢，证明天还没彻底转南，转南了就整个一层水汽笼罩，墙壁、镜子直往下淌水，处处冒出霉菌，那时你就是把种子随地一丢都能长得了！”父亲辩道。

我对父亲经验的细致表示出崇拜，他呵呵笑着：“耕田就知了，不耕田哪里知！比如至少要等到蛤蟆下塘了，连着三晚听到它在塘里叫，那就表明不会再冷了。”

母亲慢悠悠地在庭前剥着花生种子，我一时兴起抓了几颗到嘴里，被她责怪道：“这还不够种，你倒吃！”我嘻嘻笑着——小时就总觉得花生种子特别好吃，不仅会时不时偷一些到口袋里藏着吃，还有一次竟然斗胆拿花生种子到锅里炒了吃，那异常的香气当然逃不过大人们的一顿整肃。

又过了两三天，花生种子已经剥得差不多了，眼看周围的人家也都开种了，父亲就说：“我们也种了罢，离惊蛰也就剩四五天了。”

根据本地气候与地域特色，春耕一般分为旱耕与水耕，旱耕的作物有黄豆、花生，水耕就是稻谷了。前者是主要的经济作物，这几年黄豆的价格慢慢上来了，但是父亲厌烦夏天毒太阳下打黄豆的苦闷，是不会去想那一途的：“种倒没什么，打就知道（难）！”

我当然知道他说的夏天打黄豆的情形。黄豆结籽密集，五六月份，豆荚与豆苗成熟，慢慢变黄，农民从田里拔起弄回家，再捆成一小扎一小扎的，挂在屋檐下面风干晾晒，一直晾晒到豆荚干裂，再放到地堂前去打黄豆。

打黄豆要专挑太阳火辣的日子，一大早把黄豆杆晒到地堂上，等到正午时，豆荚噼噼啪啪爆开，人们便带上帽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趁热“打豆”。一竿子锤下去，豆子“啪啪啪”爆开一地。此时暑气从地堂里往上蒸，黄豆特有的绒绒细毛也飘起来，粘在人身上，和着汗水，刺痒难耐，真是煎熬。打豆的人总盼着卖雪条（冰棒）的货郎的叫卖声，有些货郎愿意物物交换，最不舍得花费的妇人，也愿意以一升黄豆换一根甜滋滋凉冰冰的雪条。

既然父亲不想多种，我们家便只划了一小块旱地给黄豆，其余的一两亩地都整出来种花生。花生油是一年到头煮菜的刚需，必须得种广了。

今年的花生地，父亲选了屋背后东北角的一大片水田，还依稀可见去年收割后的禾稻头。在水稻田里播种花生，一是花生需要更湿的土壤，二则花生怕“累”种——如果同一块地去年种花生今年还种，便结籽零落，收成可怜。作物和土壤也是喜新厌旧的，所以花生和水稻常常得间着种。

“我记得只有靠边两块地才是我家的，怎么现在连着这一片都能种？”我问父亲。

“那块是阿困家的，那块是小生家的，下面两块是你二伯家的。他们都不耕种，所以我捡来一起种，好打理。”

目力所及，周围还有不少长满茅草的荒田，位置好的被村里剩下不多的农户捡来种了，偏远些的就成为人家缚牛的荒草坪。

在父亲看来，被遗弃的土地好像并不值得可惜：“我们这些地方，种田是难以维生的，土壤过于贫瘠，旱地居多，又没有大河大溪。谁能出去不出去，还留在这里穷种。”

等到种花生那天，一家老小都出动了。两个孩子是去图新鲜凑热闹，父亲逗趣他们：“别把我的地踩实在了”。就连我，也被他说成只是做做假把式的。

“妈妈，我也会种花生了！”阳跟在大人后面，一边把花生种子放进一个个土坑里，一边往嘴巴里送花生米。那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 体验种地的孩子

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去田野里溜步，发现惊蛰前种的花生长苗了。阳跟在我背后，很认真地视看一圈，突然说：“妈妈，我怎么没看到花生啊？”

“这不就是花生吗？”我指着小小的花生苗对她说。

“不是，是吃的那个花生。”她急道。

我才明白过来她的意思是没有看到花生的果子，便向她解释：“要过大约3个多月，等到夏天的时候，这些花生苗才结果。而且，结了果子你也不能够一眼看出来，它的果实是埋在地下，而不像水果一样挂在枝头上。”

她长长“哦”了一声。

“但是黄豆就不一样，它结了豆子，都挂在豆杆上，挤满一整枝杆条。”接着，我又多说了句，“黄豆，就是‘煮豆燃豆萁’的那个豆啊。”

她似懂非懂地听着，我突然意识到，我把这些经验告诉她，就像当年父亲把经验告诉我一样。

种黄豆那天，我一把脱掉鞋子，赤脚踩在田埂泥土上。脚底传来一阵沁凉与松软，棕黑色泥土像久违的老朋友，宽厚的，亲切的。

突然，脚趾头一阵火辣的针刺疼，我禁不住大叫一声：“啊呀！”伸手乱抓，揉死了一只肉眼几乎难发现的蚂蚁——这可不是一般的蚂蚁，它是带有毒性的红火蚁，是最近几年不知从哪里传过来的入侵物种。一旦被它蜇伤，伤口处立马肿起，伴随着剧烈的刺痛感。更难受的是，肿包要持续一段时间，每天夜里睡觉时候毒性散发，让人抓挠不止，无法入眠。

去年回村时我们到池塘边去看鱼，父亲特意嘱咐我们要给孩子穿好鞋袜子，我大意了，结果阳在半路被红火蚁咬得哇哇大哭。现在，我才体会到孩子当日的刺疼。

最近一两年间，红火蚁群在本地迅速蔓延，不仅仅在田地里到处都是，甚至房屋前后也筑起一个个高高隆起的蚁窝。为了对付它们，父亲买各种杀蚁药撒在屋前屋后，可是效用不大，过不了几天，这些猖狂的蚁便再次卷土重来。为了保护自己，每当出门劳作，父亲和母亲就要穿上专门的水靴。

“听说这是从美国传来的蚁种，是被间谍通过特殊方式传到了本地。目的是搞坏中国的新农村。”惯于看国际中文台的父亲一边锄地一边说。

“不可能吧，从哪里知道是美国的？”我不禁失笑。

“是真的，你还不相信啊？本来今年3月份上面就要开展灭蚁行动的，现在遇上这场疫情，估计要泡汤了！”父亲边挥动锄头边说。

猖狂的红火蚁正逐渐在大地的每一寸肌理里建筑它们的王国与宫殿，芸芸蚁生与人类纠缠不休，乡村便不寂寞了。一天，我发现屋前有一队蚂蚁连成了长长的队伍，便叫阳快来看。

“妈妈它们排队干什么？”女儿问。

“搬吃的东西回洞里。”

父亲回家看见了，拿出了灭蚂蚁的药粉沿着那长队伍撒过去：“要下雨了，蚂蚁搬家了。”

阳在旁边大叫：“外公你为什么要杀蚂蚁？蚂蚁太可怜了，呜呜。”完全忘了她之前被红火蚁叮得大哭的事情了。

| 看外公灭蚂蚁而生不忍

惊蛰过后几日，花生黄豆都出了浓青的苗。一天午后，突然听到一声轰隆的雷响，继而便下起了瓢泼大雨。

春雷是开天辟地的一声吼——往往在庄稼下地后不久，某个不起眼的日子里，也许前半日还是阳光普照，午后就突然起风了，乌云云集，四野俱黑，“轰隆！”一声炸响，顷刻间便雨下如注，把人们懒散了一冬的神经吼醒了。

大气循环系统加速启动，雨雾云霞涌动起来，作物长得更快。花开欲燃，鸟鸣愈亮，春往深处走，如痴如醉。

“雷公叫了！”本来下午要上山的父亲搬张椅子坐在庭前，母亲午睡醒来，也坐在旁边的摇椅上，念了一句：“天公下吧，下出了水好下耕。”

这是属于他们的无数个日常里，一个平常的午后。秧苗已经下到田里已有大半个月，用塑料棚育着长了一寸来高，如果雨水足够，清明前后就能插秧。

雷雨过后，我们去田野散步，发现之前干涸的圳沟开始有了长流水，水声淙淙。清明节前一周，父亲天还没亮就起来，把几块水田用机器打好，起了之前育下的秧苗，一家人早饭后便全部出动去插秧。

插秧还是传统的方法，和我们小时候没有两样，一步一行，往后退着插。每一棵秧苗都需要郑重地躬下腰身，把它插稳在泥土里，所以耕田人才被称为“面朝黄土背朝天”。从读书时起，所有的努力和奋斗，似乎都是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命运。

站在田边，我已经无法真正把脚迈进这散发出浓郁泥土气的水中。但对于孩子们，这一切是新鲜的，田水里不时有什么跳出水面，引得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泥土中扑腾。

土地，对于我这一代，既是出发又是归属。而对于我的孩子们，它只能是一种体验。这一代人需要面对的也许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到时候，不知是否还有一片土地可以回望？

| 插秧那天

对于父亲而言，雷打不动的是每天下午进山看（放）牛。下午两点左右出发，一直到天色渐黑的时候下山。他背着自制的背篓，篓上插一柄篾刀，沿途砍一些断木残枝，再把树枝在山坳低洼处围起来，圈住牛活动的范围。

这一片丘陵上如今都是成片的桉树林。这些桉树是私人老板承包种下的，长得快，木材用途多，前两年已经收过一茬。没有种桉树之前，山上的树以松树和杉树为主。松树在低矮的丘上零零落落地长，在更高的山上却是成片地长。到了秋冬，松针落了一地，铺得厚了，便被割草的妇人用耙子耙回去生火。靠山吃山的人们，再把一些松枝砍下来晒干，也是极好的燃木。杉树叶因为是一排排的针刺形状，平常小孩不敢轻易碰它，只有妇人砍下杉叶针，背回做篱笆，防一些鸡狗等动物践踏菜地。

松树与杉树的逐年减少，部分是因为种植桉树的时候被砍伐掉，部分是因为桉树这个霸道的物种迅速肃清了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毁坏了多样性的植被。在山地上，我们再也难以寻觅桃金娘、金樱子、栀子这些常见植物的影子了。大规模种植桉树还打破了整个水土循环系统，近十年，村庄里的沟圳小溪，已经难得见到长流水。最近一两年，省市出了一些政策，禁止再种桉树，原有的桉树种植地正逐渐列入砍伐计划。

我们家的十多头牛长期流放在这些林木与山岭之间，那里才有足够丰茂的草料供它们吃食，成长、迭代，再卖出去。这样的放牧与农业的耕作已经逐渐脱离开来了，牛不再作为主要的劳动力，而是作为一种商品期货，培养增值。

五六年前，父亲买第一头牛，皆因他得了许多中老年人得的血糖病，上山养牛权当锻炼身体。后来像那个母鸡生蛋的故事一样，他每卖牛得了一小笔钱，就再添一头牛，母牛又养小牛，隔年又添买一两头，如今竟然有了十多头。当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浩荡起来的四蹄队伍，也像个农夫望着一田庄稼一样，心里涌起感动与期待。

| 放养在山间的牛群

经过四十多分钟的跋涉，我们跟着父亲翻过一座岭头，又进入有少量水流的山坑。沿坑而上，不多久就看到了黄的黑的牛群。它们似乎在休息，小牛顶着头颅，一撞一撞地吃母牛的奶。我抓起相机来拍视频。父亲警告道：“小心母牛打踢你！”我笑道：“拍了回去给姐弟俩看。”

这一切于我是不陌生的，作为一个从牧童闻笛时代过来的孩子，我漫长的童年时光几乎都是与牛相伴。无论是田野还是山间，我永远忘不了牛迈开脚步，甩起尾巴，咔吧咔吧啃噬青草的画面，还有那阵由缰绳蔓延至身上的，久久挥之不去的牛骚。

晨阳初起，从牛栏里牵出去的牛胃空得瘪下去，脊骨高耸着，等到太阳八尺高，牵回去时，它两边的胃已经被草填得渐趋于与背齐平了，在背后喝一声“驾”，圆肚子便左右甩动着跑起来——那是牧童最具成就感的时刻。

放牛还是一切友谊的开端。小伙伴们成群结伴赶着牛群进山里后，便守在山脚下，开始了玩乐时光。或找一块光滑的水泥墓地打石子，或摘花觅果。稍大的男孩子们是不屑于与小女娃为伴的，他们带上扑克牌，在草地上酣战淋漓地打拖拉机。有个大几岁的男孩每次牵牛进山都夹上一本流行杂志，是他在城里打工的哥哥姐姐们订回来的，令我艳羡不已。

耕牛是从什么时候退出乡村舞台的呢？我想从这些牧童伙伴们渐渐长大、成为第一批辍学进城务工人员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示。城镇化进程不可阻挡，90年代快过去时，放牛的队伍也逐渐寂寞了下去。更彻底的告别则在近十年，早期的务工者在城里定居，老人进城带孩子，村庄的空心化进一步加剧，耕种不再作为村民生存的重心，仅成为少数留守老人度过日常生活的一种惯性劳作。

当打田机在为数不多的田地上轰隆隆响起的时候，牛确实已经不再是必须。“养牛潮”出现在最近两三年，人们觉得猪肉不好吃了，牛肉的价格自然就上去了。从耕牛到牧牛，牛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是苦累命，现在是薄命。我一想到牛那大大的眼会潺潺往下流泪，就胆战心惊。也许把它们赶到山野之间，让他们野一点，更像畜生一点，对于它们命运的想象就会好受几分吧。

一天中午，我们在田野中拍拍玩玩，突然路过一座墓地，那墓地在田埂下方占据了一个圆盘大小。

阳好奇地问：“妈妈，这个是什么？”

我说：“墓地。”

她穷追不舍：“墓地是干什么的？我好想看看里面。”

“啊呸呸，里面住着死去的人。”我边说边拉着她赶紧走，心里忌讳着不吉利。

“为什么死去的人要住在这里？”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支支吾吾，拿眼前的花草岔开了对话。

本以为她忘了，但到了晚上睡觉前，不知道怎么，又绕回那个话题。

“妈妈，人为什么会死？你会吗？”

我试着解释，每个人都会死去，当他们很老的时候。

她并不满意：“人死了就要被放进那个箱子里吗？（指的是中午的墓地）”

“人死之后就要归入大地。”

“在那里变成什么样？”

“大概变成一堆骨头了吧。”

“那肉呢？”

“变成了泥土。”

她一下悲伤得要哭：“妈妈我好怕死！”

说完眼眶一红，她眼泪出来了。我只好把她抱过来，擦掉眼泪，安慰：“比如说妈妈活到很老很老，那时候你已经长大会照顾自己，你还会有自己的孩子，我躺在床上动不了，需要人照顾。如果人人不死，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人们都照顾不过来，而且地球还会被渐渐挤满了，住不下去……”

她听着，停止了哭：“那死掉的人，会变回来吗？”

……

那一晚，她很晚才睡，平时独立睡一头的，这晚却非要和我与弟弟挤在一头。睡前还念叨了一句：“妈妈，我长大以后要做科学家，科学家就可以（找到方法）长生不老了。”

在我措手不及之间，这个小姑娘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死亡的含义，并对空无充满了恐惧。我想不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我想我的回答是蹩脚而慌张的，因我所受到的生命教育，是零碎的声音、气味与场面构成的神秘和庄重，没有人向小孩解释“人为什么会死”，大自然只是把死盛大地展示给你看。

不知死焉知生？在一次次的乡村葬礼中，隐藏着此地人们对生死的全部理解。村庄里没了一个人，不会像在城里那样总是悄无声息的。死是顶大一件事，锣鼓声和着火炮声，就是原始的丧音。当这些声音一阵紧似一阵在最平常的日子里响彻乡村上空时，人们就知道某位老人走了。族系相近的人家就要赶着去丧亲者家中帮忙料理。他们把族中酱紫色的帷幕取出来，在丧亲人家大厅里围起来，让孝子贤孙们在里面守灵，哀声啼哭。

生老病死是如此自然地在村庄上演，大部分葬礼的死者都为老人，尤其在冬天，老人们往往熬不过，便化作了一阵锣鼓音。2000年前后，此地开始推行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可想而知，这样的改革一开始不为人们所接受，于是有些丧事人家便想了各种办法逃脱火葬，比如在夜晚发丧，不敲锣打鼓，静悄悄地进山。尽管如此，执法人员一旦接到相关举报，还是迅速行动，把那已经入土的新墓挖了，连同棺木一起运往县殡仪馆。

到祖母离开时，火葬已经推行开来，据父亲所言，祖母生前表达过对火化的恐惧。我记得她的葬礼一应还是和旧俗一样，只有两样不同——一是发丧那天不上山，直接运往殡仪馆；二是因了她晚年信了基督，所以丧事当日来了一众教会的姐妹们唱诗送别。

今天，乡村的殡葬在新法和旧俗之间取得了一个妥协，前序一应旧仪式不变，最后火葬再入土。于是山上的坟茔还是一如以前的构筑起来。到了清明时节，子孙们仍然到山上祭拜，只是现在不许烧香燃爆了，开始推行文明祭奠。

每到清明前后，映山红开满了山岗，祭祀的鞭炮声也从各处响了起来。墓地大部分在半山岗处，也有在村庄各处的，甚至于在人家的屋子前后，在田地中央。新墓有些是水泥浇筑的，有讲究的风水与设计，旧墓则多是一堆黄土包，年复一年，逐渐流失成为平地，祭祀时，后代们便在原来的地方再堆起一个土堆，聊作纪念。

每年清明，我也会回家参与家族的祭祀活动。几位年轻的族人担着三牲、香烛、火炮等物品，早早地出发，一众孩子跟在大人后面，绕过田野，爬上山岗，走到某处，人们放下担子，一边给墓地锄草，一边给后一辈的孩子们讲述墓里的亡者：“这是你们的曾祖父，他生了后山岗上那位你们祖父，他顶了不起的，当年在寨中起了一座大房子，那时候住大房的人可不多……”到了另一山岗，一座小土包前，年长的又开始解说了：“这里埋着的是一个秀才，是个读书种，可惜年纪轻轻早死了。”

孩子们听着听着，似乎把祖宗几代的事迹听了一个遍，但不怎么往心里去。有时祭扫中草丛中爬出一条小蛇或其他动物，人们会打趣说：“别打，这是你祖宗的化身呢。”

祖先们并未彻底远去，他们通过各种痕迹影响着后人的生活。比如家里的一张高腰木凳，父亲说是当年做木匠的祖父打造的，而另外一张太师椅更古远，是祖父的祖父流传下来。祖辈们的观念与行为习惯，深远而无形地影响着后人。在这样的生死混居中，一代复印着一代的命运，是安土重迁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