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倒挂与贫富悬河
现有生育模式将造成class固化和周期性洗牌。
从二十年前开始,在我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开始讲“就该鼓励富人多生娃”,多年来因此被茫茫多的弱智辱骂过。这些卢瑟儿没有想过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富人只生一个,富二代的资源就是你后代的十倍百倍,你的崽拿什么和人家竞争?如果富人生上十个百个,富二代们分一下资源,基本上就和你的后代持平了,只要你的崽优秀一点或者努力一下,很容易就提升class了。
富人多生,是保持class流动性的基本前提,更是均贫富的唯一和平手段,反对富人多生,本质上就是在支持大屠杀。如果富人少生而穷人多生,这就叫生育率倒挂,富人的儿子越来越富,而穷人的儿子越来越穷,差距将不可遏制地越来越大。再高的遗产税都扭转不了这个趋势,当差距大到超过临界点的时候,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血腥洗牌。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高妙的智慧,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富人自然比穷人生得多,人类在古代才能产生那么几个太平盛世,否则世界就将是一个永不止息的修罗场。
讲到这里,曾经有一个傻冒质问我,“古代富人生得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是有兼并?为什么还是有豪强?为什么还是有战乱?”他的原话要肮脏得多,含有很多咒骂的内容,也不可能这么规整,为了不污染大家的眼睛,我善意地提炼整理修饰了一番,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富人多生只是均贫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必要与充分之间,差了一个推恩令。只有当富二代们近似平均地分配父辈的资源时,均贫富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当父辈可以专断地将绝大部分资源赋予一个孩子的时候,则会演变出豪强。道理很简单,不能继承财富和权力的富二代本质上和平民也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有可能因为血缘的牵绊,成为继承人忠心耿耿的优秀马仔,这就是世家豪族。
儒家所提倡的春秋大one统和嫡长子继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富人多生的均贫富效应。大国人对家业的普遍态度是极度厌恶分家,可以传给嫡长子、或最有出息的那个孩子、或最宠爱的那个孩子,但极少有人平分给所有孩子。尤其是儒家士绅,分家会被视作家道中落,而各房兄弟将土地挂靠在有功名的一个兄弟名下,才是避税和壮大家族的不二法门。所以自从官绅不纳粮开始,宗法、兼并、豪强就成为三位一体的正循环,并且决定了基本的治乱周期。
大位只有一座,对于帝国的稳定来讲,嫡长子继承制当然是不错的,单人继承制更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该制度如果向下推广到民间,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土地兼并和阶层固化,后果就是周期性大洗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则与我们大不同,兼并虽然不少,但析产则更多,两者不断相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兼并会达到大国的程度,所以他们的战争烈度从来都不会太高。
人类死亡最多的十场战争分别是蒙古征服战(2亿)、二战(1亿)、明末战争(8千万)、太平天国(7千万)、三国(4千万)、美洲殖民(3千万)、一战(2千万)、川楚教乱(1600万,我猜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事儿吧)、安史之乱(1300万)、陕甘hui乱(1100万,同样知者寥寥)。在这10场战争中,9场与大国相关,6场完全发生在大国,相比之下,拿破仑战争(650万)、新教改革导致的三十年战争(800万)、十字军东征(900万)等西方著名大战简直弱爆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惊人的差异?原因隐藏在细节当中。大国文化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儒家思想的存在造就了宗法和豪强,为社会结构提供了超强的短期稳定性,但代价就是,一旦不稳,就彻底洗牌。换言之,在缺乏自动均贫富机制的古代中国,战争频度会比其他地区低,但只要乱起来,就是裹挟所有阶层所有人口的彻底大乱,其杀伤力是十分惊人的。这就好像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核战的巨大威慑降低了大国战争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国之间真的开打,就是生灵涂炭。
而世界其他地区并不是这样,战争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要么争位、要么护教、要么开疆,说是什么目的,就是什么目的,不会像中国这样,不管什么目的,最终都会演变为打土豪分田地。因为战争目的单纯,所以对人口的动员能力有限,对秩序的破坏也有限,上层社会和职业军人自己打自己的,小老百姓乃至于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人口死亡自然也就比较少。
大国古代的战争,最大的杀伤从来都不是产生于战场上,而是产生于秩序崩溃之后的匪患、饥荒和wenyi。失地的底层无产者中,大西王张XX不断乘势而起,导致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格外与众不同。对于继承权的惨烈竞争和官绅不纳粮的儒家jiao法,冲淡了富人多生所能带来的均贫富效应,成为了土地持续向豪族集中的基本动力,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根本原因。所以说,成也儒家败也儒家,腚于one樽的另一面是赢家通吃,那自然就免不了成皇败寇和富贵险中求,短期稳定的代价是牺牲长期稳定,这就叫历史周期律。
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不是分裂,而是互相承认的和平分家
成吉思汗将蒙古帝国分给四个儿子,查理大帝将法兰克帝国分给三个儿子(由于两个儿子早死,最后分给了三个孙子),这种操作在我国绝对是不可想象的,欧洲最后被分封成了几百个小国,直到民族国家的发明才挽救了这个不断分裂的过程。只有当你可以理解这些行为之后,你才能开始理解大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在最基础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理念上,我们就是与别人很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在政治逻辑、军事伦理、社会信用、经济关系、人际模式等方面均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绝大部分人对此都茫然无知、习以为常。
神罗的地图,直观展现了什么叫封建制,比我们春秋时期还破碎
在分家产这件事情上,做得最好的是Muslin,遗嘱只能支配不超过1/3的财产,其他的都必须按人头平分,女儿也有继承权,但只有儿子的一半。这种分配方案的权威性是不可侵犯的,基于平分的精神,很多人甚至会放弃遗嘱的机动分配权,其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兄弟之间非常团结,因为预期十分明确,实在是没啥好争的。该jiao法的社会后果就是,他们的内部相当和谐稳定,除了两大教派的纷争之外,内乱是十分罕见的。Muslim能够扩张到全世界如此大的范围,能生当然是重要的,但靠的绝不仅仅是能生,更重要的是不内卷,对内团结、对外扩张的整体风气绝对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其长处,任何成功都有其理由,哪怕在那些被人忽视、歧视甚至敌视的地方,虚心者仍然可以得到教益。
又扯远了,让我们回到当下吧,由于当今世界富人普遍少子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基尼系数都在持续扩大。前几年有一本很火的书叫《21世纪资本论》,虽然观点很烂,但基础研究还是做得不错的,其中就指出了遗产继承在贫富差距扩大中的决定性作用。西方在有如此高的遗产税和所得税的基础上,贫富差距尚且在不断扩大,东方文化圈的国家们更是不问可知,class之间的流动几乎已经不可能。
很多城市中产以上class根本不能理解贫富悬殊、class固化的危险性,反而对自己的优越地位洋洋得意,他们是坐在火山之上而不自知。你知道穷人有多仇恨富人吗?
我老家在农村,也曾很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最终破产的国营大厂,而且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我也乐意接触底层人民,所以我一度认为自己了解穷人。其实大谬不然!认识穷人绝不意味着了解穷人,因为人是会作伪的,作为弱势方的穷人更会在强势方面前隐藏掩饰,只有在你与他们处于同一个class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否则你就是认识一万个穷人都不了解穷人。在我四处游荡并以穷人的身份(我当时抽着5块钱一包的红梅,经常穿着磨了边的夹克,当别人偶尔问起时,我一般会说自己是农村人。眼镜对融入穷人群体是个障碍,有时候需要解释一下,我就说戴眼镜是因为读中专的时候沉迷于网吧)和最底层的农民打交道的时候,两件事情深深刺痛了我,并让我认识到自己曾经的无知。
一件事情是,一群人闲谈中忽然得知附近刚刚有一辆旅游大巴翻车坠崖,全车无一人生还,忽然间,周围的人都莫名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一件大喜事,就好像当年久幺幺发生时的那种感觉。一个人的话至今刻在我的脑海里,“哈哈看吧,这些有钱人就是燥得慌,闲得没事到处浪,这下全都报销了吧,哈哈哈。”我完全处于懵逼状态,你们有什么仇什么怨?坐个大巴就成有钱人了?出来旅游就是该死?他们的兴奋和喜悦令我战栗,这是一种纯粹的弥漫的恶意,无需任何理由,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在前一刻还在给我散烟闲扯,表现得无比正常甚至还有点友好。
另一件事情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农妇,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她在老家种地的情况,然后别人就问到了菜里打农药的情况。我想农药肯定是不少的,这应该是个常识,为了让自己的菜不被虫子吃掉从而能卖上价钱,农村人肯定是不介意给城里人吃农药的。然而我还是天真了,她根本不是出于利益而漠视城里人的生命,她完全是极端敌视城里人,她的回答是,“当然要打啊,每次收菜前我都会打,城里人不是有钱吗,我药死你们!”我药死你们!这五个字在我耳边反复回荡,令我透体生寒,这是多大的怨念,甚至让贫穷的她不惜浪费农药来获得内心的阴暗满足。
其他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大量的guai卖和对guai卖的态度,他们会义愤填膺地指责试图逃跑的被guai女子“没良心”;比如大规模的盗窃或者叫盗抢,他们会整村出动去偷外地人包的地,并在被发现时威胁要kan死对方;他们崇拜本地最厉害的贼,希望贼王能带自己一起去干票大的;他们视顺手牵羊为天经地义,并给拒绝被偷的鱼塘下毒……
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人说得很对,但太文邹邹了,现实是,当底层人感受到极致的财富不公和难以逾越的class鸿沟的时候,他们的绝望会转化为愤怒和仇恨。这些愤怒和仇恨深深压在心底,并在迫不得已低声下气打工的过程中不断酝酿壮大,直到堰塞湖崩溃的那一天,于是血流成河。
所以,我特别理解穷人戴上红袖章或穿上白袍子之后的心态和行为转变,他要报复,他要狠狠报复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他要欣赏他们的哀嚎,将他们踩在脚下碾成渣。这样的故事在这片土地反复上演,每当高压锅的盖子因为任何原因而破损的时候,底层的仇恨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而出,于是就像刘伯温《shaobing歌》所说的那样,“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
西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零元购的兴起和官方的无所作为已经表明传统秩序的崩溃,未来的下滑将不可遏制,因为在广泛的儿童福利下,穷人的生育能力实在是比富人强太多了。左派和右派的撕裂程度前所未有,中间派几乎已经消失殆尽,这本身就是一口危险的高压锅,当财政不能维持福利的时候,当福利增长赶不上物价增长的时候,所有的矛盾都将爆发出来。
像马斯克这样一个人,在传统意义上绝对属于左派,玩代yun、玩火箭、玩新能源、玩虚拟币、玩网络支付,这怎么看都不能是一个右派,然而现在却成了右派的代言人,真是荒谬绝伦。原因何在?因为左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重心不断左移,曾经的中左自然就会落在中心的右侧,左的人口从哪里来,从高生育率的无产者中来。
在西方,富豪可左可右,中产大多右倾,而穷人清一色都是左派,为什么左派势力越来越大,很简单,因为穷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在长期左倾之后,却在左派终于要大获全胜的态势下纷纷投入右派怀抱,也很简单,因为入籍华人基本都是中产,极少有穷人。
人口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结构问题,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民族结构、智力结构、财富结构,每一个结构都很重要。如果单纯追求某一方面的优化而忽视其他方面甚至有意牺牲其他方面,那就是顾头不顾腚,终将造成长期恶果。
所以说,class一定要流动,富人一定要多生,遗产一定要均分,贫富差异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理念问题,而是一个要命的问题。破除婚姻可以让男性富人多生,而放开代yun可以让女性富人多生,同时辅以强制性的遗产均分法,人类才可能达成长期的社会稳定,舍此别无它途。
这是一个系列文章,全系列三万一千余字,已经完稿,考虑到阅读的负担,拆成7篇来发,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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