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个子女的“父亲”：生育医生克莱恩的秘密

▲  唐纳德·克莱恩 （资料图/图）

2022年5月，Netflix播出纪录片《我们的父亲》，讲述了一个惊人的故事。多年前，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位名叫唐纳德·克莱恩的生育专科医生，在求助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精子为她们人工授精，生下了至少94个子女。

1979年，唐纳德·克莱恩的诊所开业。目前被发现的子女，大多出生于1979年到1986年之间。当时，克莱恩告诉那些向他寻求帮助的不孕家庭，他会使用丈夫或捐赠者的精子。后者大多是医学生，年轻、聪明，“好心的”克莱恩还会找长相和丈夫更接近的捐赠者，且同一个人的精子不会使用超过三次。

克莱恩的秘密无人知晓，直到在线DNA测试的出现，人们才知当年的一切是惊天的谎言——在许多案例中，克莱恩使用的精液都是他自己的。这意味着，他在未经这些女性同意的情况下，让她们生下了克莱恩的孩子。

94个兄弟姐妹中的大部分人，集中在印第安纳州，住在方圆40公里以内，不少人的住处距离克莱恩只有几分钟路程。人们可能是同父异母的血缘关系，却毫不知情。这带来近亲结合的隐患。事情被揭露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孩子怎么办？甚至有人告诉女儿，当你开始约会时，一定要小心，“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个人是谁”。

所有人都想知道，克莱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是为了保证生育诊所的生意，为了性，还是有更不可告人的阴谋？从伦理的角度说，这件事与人类的道德情感相悖，法律又是否会给予他严惩？令人意外的是，纪录片的结尾，当这件事进入法律诉讼程序，人们并没有得到期待已久的结果，他近乎脱罪了。

雅各芭·巴拉德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金发碧眼，白人长相，家里的其他人却是黑头发，黑眼睛，橄榄色皮肤。十岁那年，母亲告诉了她真相。1979年，因为多年不孕，她去克莱恩的诊所做了人工授精手术。克莱恩说，他会找医学生来捐精。

2014年，雅各芭33岁时，开始寻找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她从小渴望血缘至亲，因为克莱恩当年对母亲说，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不会超过三次使用，她猜想，自己可能有一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为了寻找捐精者的线索，她曾打电话到克莱恩的办公室，正好是他接的，他很直截了当，说当年的病历已经销毁了，自己没有更多信息，祝她好运。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雅各芭随后注册了一个面向被收养者和捐赠受孕儿童的网站，很快遇到一位女性，她的妈妈也接受过克莱恩的治疗。雅各芭在Facebook上找到了她，看到照片时惊呼，“天啊，这是我的妹妹。”

这位女性还认识另一个人，她的母亲也找克莱恩实施生殖辅助，她还有一个妹妹。这四个人决定做23 and Me测试。这家位于加州的基因技术公司，推出了一款时下流行的在线DNA测试产品。人们只需线上下单产品，邮寄唾液样本，就能获取一份基因报告。

DNA结果证实，她们的确是同父异母的姐妹，网站上还有4个匹配，使得同父异母兄弟姐妹的数量达到了8个。雅各芭非常兴奋，但也有一层担忧。

她和其他七人的父系匹配中，都有一位叫西尔维娅的远房表姐。她在23 and Me上给西尔维娅发信息，询问她家谱里都有哪些姓氏。一长串名字中，有一个斯温福德，是唐纳德·克莱恩母亲的姓氏。雅各芭心里闪过一种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你家里有姓克莱恩的人？”

“是的，我都忘了，我的表弟唐纳德。他是一名医生。”

“当时，我的胃里一阵难受，我觉得一阵恶心。”雅各芭说。

雅各芭的母亲和其他人走进生育诊所的年代，对很多家庭来说，不孕症是种难以言说的羞耻。一位接受过克莱恩人工授精的女性说，她太渴望一个孩子了。每当女性朋友打电话说怀孕了，她都很情绪化。好几次挂断电话，她就哭了起来。

现代生殖医学技术的发展，则是一种福音。1953年，美国冷冻精子技术先驱杰罗姆·K·谢尔曼报告了第一例人类冷冻精子受孕成功。据外媒报道，1979年，当唐纳德·克莱恩开设诊所时，不孕症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医学专业。

那时还没有大型精子库，也没有根据眼睛、颜色或爱好来选择捐献者的目录。医生通常是在医学实习生中寻找捐献者，医学生几乎都是男性。他们作为捐精者的优势是，在医院随时可以找到，并且有成功年轻人的名声。

发现DNA结果的异样后，雅各芭和克莱恩的儿子约在教堂见面。他说，自己和父亲谈过了。克莱恩承认，自己的确是雅各芭等人的生父，但他只有在找不到捐精者的时候，才会使用自己精子。至于这样生下来的孩子的数量，绝对不会超过10人。

在克莱恩的儿子帮助下，雅各芭和其他6个同胞，在餐馆和克莱恩见了面。

他已快七十岁，拄着拐杖走进来，裤子后口袋显示一把枪的轮廓。他没有流露任何感情，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克莱恩绕桌子走了一圈，询问每个人的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雅各芭觉得他们在被评判，“让我看看我的哪个孩子最成功”。

克莱恩说，他之所以会用自己的精子，是想帮助那些母亲，她们太想要孩子了。他还说，这样生下来的孩子不会超过15个。

那时，DNA测试经常作为节日的善意礼物，在亲友间赠送。每逢节日之后，新的兄弟姐妹便一波接一波地出现，14个、48个、53个......克莱恩的说法很快被证明是谎言。

他人眼中的克莱恩医生，是社区教会的长老，公认的慈善家。但他也有强势的一面，人们从未见过他怀疑自己做的任何事——一位女同事说，他总是贬低她对儿童的了解，认为自己懂得更多，即使她是神经生物学博士，儿童医疗领域是她的专业。

1981年，利兹·怀特来到克莱恩的诊所。此前，她和丈夫尝试怀孕两年半，试过冷冻精子没有成功，医生便推荐她找克莱恩，他使用新鲜精子，在当时成功率更高。五个月里，克莱恩给利兹做了15次人工授精。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中午还是晚上，每次利兹去看诊，办公室都只有克莱恩，在检查室，他把门关上，她脱掉衣服，脚抬在腿托上，克莱恩坐在她的双腿之间，用一种“长长的，看起来像针一样”的注射器，将精液样本注入她的体内。

利兹是一位临床社会工作者，她想到自己穿着病号服在治疗床上等待时，克莱恩也许正在隔壁的办公室手淫。她用临床语言描述了这种想法：“男人射精后的大脑——有大量的多巴胺、大量的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所有这些都是情绪增强剂，能给他们带来美妙的感觉。”她继续说，“（但）我们是来做医疗程序的。”

“我只是为我妈妈感到难过，我是说.....她当时，你懂的，只是一个想要组建家庭的年轻女性，就像其他人一样，那是一个病人，把自己放在那种位置，以求能够怀孕。”利兹的儿子马修说。马修，意为上帝的礼物，是儿子出生后利兹为他起的名字。

当他们驱车行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第86街——克莱恩的办公室旧址时，母亲有时指着一座建筑说：“我就是在那里怀上你的。”她认为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马修的DNA检测结果出来后，利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被强奸了15次，而我自己都不知道。”

1987年，美国一项全国生育医生调查发现，2%的人在患者身上使用过自己的精子。说明这种情况并非常态。但是，该调查并没有询问这些女士，是否知道医生就是精子提供者。

2019年，《大西洋月刊》发表克莱恩事件的特稿《生育医生的秘密》，记者采访了认识克莱恩的印第安纳州生育专家罗伯特·科尔弗，“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科尔弗自1980年代开始行医，这样的骗局怎么会出自一个医生，他很难回答，但他指出，在当时，获取精子是一个更加繁琐和对时间敏感的过程。

克莱恩要在一小时内授精，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样本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需要协调捐精者的日程和患者每个月只有几天的排卵期，而克莱恩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顶级生育医生，他有很多病人。根据已知最小子女的出生日期，克莱恩在1980年代末不再使用自己的精子——在当时，精子库已变得普遍，新鲜精子的使用几乎消失了。

这一背景为克莱恩和他的拥趸开脱罪责提供解释——在找不到捐精者时，他只能这么做，不让那些求子家庭失望。这让人们更加愤怒，说明他更在意诊所的生意，而不是病人的健康。如果他认为这没有问题，又为什么欺骗病人？这也很难解释，为何在丈夫没有生育障碍的案例中，克莱恩同样使用了自己的精液。

朱莉是被发现的第14号同胞。多年来，父母一直以为，女儿是爱的结晶。得知真相后，这个家坍塌了，“他毁了我的一切”，朱莉父亲说。朱莉很想知道，克莱恩是如何处理她养父精液的，“就当无用之物扔掉了吗？”

每个子女都经历了身份危机。他们首先得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有人不敢照镜子，看到就会想，头发和眼睛，是遗传自谁。有人怀疑自己是某种病态实验的产物。还有人想，自己继承了一个男人的DNA，这个男人会对病人撒谎，滥用作为医生的职权，这种黑暗面也在自己体内吗？

现在，许多国家的捐精程序中，都有基因筛查一项，避免出现遗传问题。雅各芭和同胞们却多患有免疫缺陷疾病。有人流产后得知有凝血障碍，有人患有消化系统和结肠疾病，他们的母系亲属则没有类似问题。

克莱恩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性、金钱、职业权威、科学实验，还是宗教目的，人们无从得知。调查过程中，雅各芭将一种可能性指向“箭袋组织”。所谓“箭袋”是说，孩子是上帝的战士，他们像箭一样被射向世界，成为上帝的使者。这本质上是一种邪教，目的是让男人和女人创造更多孩子。

雅各芭母亲怀孕的那个年代，“箭袋”理论的目标，是生出更多白种人。“如果你看到那面婴儿照片墙，那上面都是白种人的婴儿，这太疯狂了。每次有匹配的DNA结果，就像在说：‘是啊，看上去就像克莱因家的儿子’‘看上去就像克莱因家的女儿’。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金色头发，蓝色眼睛，我不想这么说，因为听起来太......但我们就像完美的雅利安部落。”

克莱恩的办公室装裱着他最喜欢的一句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前，我已晓得你。”第一次见面，他将写有这句话的纸条递给雅各芭。他的办公室墙上，装饰着他帮助生育的婴儿照片，一个平凡的细节，如今回想却令人不安。“很明显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对我们做什么。”雅各芭说。

克莱恩的真实动机至今仍是个谜，通过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也面临重重困难。2015年，雅各芭和几位兄弟姐妹在当地电视台FOX59记者安吉拉·加诺特的帮助下，向印第安纳州检察长办公室投诉克莱恩的生育欺诈行为，但诉讼程序一度难以推进。

在当时，无论联邦法律还是州法律，都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医生用自己的精子给求助者实施人工授精。针对他的行为，没有适用的罪名。

本案的检察官蒂姆·德莱尼(Tim DeLaney)在纪录片中讲述了这种矛盾。“我不否认这是性侵犯，但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不是性侵犯。‘我觉得我妈妈被强奸了’，是一种正当的人类情感陈述，但是……‘克莱因医生强奸了’，是一种不真实的法律主张，我不会写在纸面上，也不会签名。”

除了对医生的行为缺乏适当的法律定性和惩罚，在一些类似案件中，检察官不愿意介入，是因为他们担心起诉医生，是在给生命价值下定义——会给这些因生育欺诈孕育的孩子，贴上“受损”的标签，并对一个生命相对于另一个生命的价值做出含蓄的判断。

检察官最终找到的突破口是，克莱恩曾收到司法部长通知他接受调查的信件，并至少两次书面回复，他从未使用过自己的精子。这意味着，他对司法部门做出了虚假证供。2016年，克莱恩被控两项妨碍司法公正的重罪，但刑事诉讼的受害者是州政府，而非这些病人和子女。

调查人员带着DNA搜查令出现在克莱恩家，擦拭了他的嘴，亲子鉴定结果显示，他就是雅各芭等人的生父，证明他曾向调查人员发表虚假声明。

最终，克莱恩被罚款500美元，缓刑一年，吊销行医执照，但他2009年就退休了，这使得法律对他的惩罚实际上微乎其微。如果没有回复司法部长的信——他没有义务这么做——甚至可能完全逃脱。

德莱尼认为，这来之不易的突破口，是克莱恩长期以来的上位者思维造成的。当他被司法部长通知配合调查，“（他的态度）基本上是说，‘我是医生，这些人在撒谎，他们诽谤了我。’这不是一个害怕无助的人的反应。这是一个惯于强势的人的反应。"

2019年，克莱恩欺诈事件的受害家庭成功促使印第安纳州通过立法。该州州长签署了一项生育欺诈法案，生育医生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精子是非法的，以“保护个人和夫妇免受生育欺诈和欺骗”。

据FOX59报道，尽管2019年通过的这项法规弥补了惩罚这类罪行的缺失，但他的行为是在立法之前犯下的，因此很可能不会被指控。目前，克莱恩医生已支付了135万美金，用于事件相关的民事和解。

因为居家DNA自测的消费行为，更多医生被发现使用过自己的精子为患者授精。《我们的父亲》片中指出，至今又另外发现了44名医生曾这样做。在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爱达荷州、佛蒙特州和加拿大，都出现了类似案例。

一个99美元的邮寄DNA试剂盒，让一代人50年前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2019年3月，一名匿名的加州医生被人起诉，他被指于1987年未经同意向病人私自授精；同样在2019年，科罗拉多州的保罗·琼斯博士被起诉，称他“秘密地用自己的精子使一名妇女怀孕，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生下两个女儿”，此后，还有6个家庭对琼斯博士提起诉讼。

2020年9月，加州生育医生迈克尔·基肯被起诉。他在1979年，向求助者声称精子捐献者是基督教徒，长得像她的丈夫，是挪威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混血。然而，出生的孩子是半个德系犹太人，半个爱尔兰人和法国人，并且是泰-萨克斯病携带者。

一年后，这名女士再次找到基肯医生，想怀第二个孩子，还得到承诺，将继续沿用第一个孩子的捐精者。几十年后，DNA测试结果显示，他们俩确实是同一个精子提供者的孩子——基肯医生本人。

2020年，HBO纪录片《宝贝上帝》（Baby God）也讲述了类似的事件。内华达州生育专家昆西·福捷博士，曾是著名的医学权威，在被发现用自己的精子为求助者授精后，逃脱了法律惩罚。2006年，他93岁去世，这些行为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据《爱荷华州法律评论》统计，截至2021年，美国只有4个州惩罚医生在没有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精子植入需求者体内。这意味着，对于其他46个州来说，“对犯罪行为的惩罚留给了每个州医生管理的医学委员会”。

另外，类似生育欺诈案件大多发生在几十年前。因为诉讼时效限制，“截至2020年9月1日，没有一名将自己的精子注入不知情者体内的医生被定罪”。

幸运的是，今天在许多国家，精子库的管理已相对成熟完备。辅助生殖程序中，精液经常被彻底检查、隔离和测试，医生非法授精已不太可能发生。但回到克莱恩的故事本身，对于这94个人来说，悲剧已经造成，生命伦理仍是余生要打量的课题。

检察官蒂姆·德莱尼对《大西洋月刊》说，他仍时常想起这个案子。“这是迄今为止我遇到的所有案例中，最有哲学意义的一个。”克莱恩违背了他的患者的信任，但他是否也对他们的孩子有错？如果不是克莱恩的欺骗，他们就不会存在。

38岁教师凯琳·戈特告诉妈妈克莱恩是她的生父时，她们正在车里。妈妈回应：“嗯，很好。”“如果要选谁，我很高兴是他。”妈妈后来谈到，她在墙上看到克莱恩孩子的照片，他们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她想要那样的孩子。

一个化名叫泰勒的男人，是华盛顿特区的建筑经理。当他告诉母亲，克莱恩没有用她丈夫的精子，而是用了他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对克莱恩生气，而是对被发现感到愤怒。她让泰勒发誓永远不告诉他爸爸。“你和我要把它带进坟墓。”泰勒现在想知道，她是否一直知道精子并不来自丈夫，即使她不知道提供者就是克莱恩。他还没有和爸爸谈过这件事。

纪录片的结尾，阿里森·克莱默的故事，将伦理悖论推向极致。多年前，因为克莱恩的手术，她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婴儿时期，克莱恩和妻子来家拜访，抱着她照相。得知真相后，母亲反胃恶心。克莱默觉得需要保护父亲，不让更多人知道。

故事的另一面是，克莱恩也是阿里森·克莱默的妇科医师。两年内，他给她做过涂片检查、乳房检查。“我认为，任何一个成年女性，都不希望一个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异性，以那种方式接触自己。”她当时并不知情，但克莱恩是知道的。

雅各芭和她的同胞们结成了一个紧密的集体。他们有时会聚餐，讨论对策，分享困惑。看起来，和任何普通家庭没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