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如何推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从简·雅各布斯和蕾切尔·卡森谈起

1957年，美国农业部决定就火蚁泛滥的问题采取措施：大范围空中喷洒一种名为二氯二苯三氯乙烷（DDT）的杀虫剂。这种物质会长期残留在大自然中，并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体内不断积聚，危害健康，但这一事实被决策者忽略了。次年，卡森的朋友奥尔加·赫金斯（Olga Huckins）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惧的现象：在喷洒过DDT后，她家附近的鸟儿和飞蛾一同纷纷坠地死亡，赫金斯就此事致信《波士顿先驱报》，“在不必要的地方喷洒（杀虫剂）是不人道的……对于那些毫无抵抗之力的地球生物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在看到这封信后，卡森立刻决定着手调查。

卡森拥有生物学学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动物学硕士学位，在美国渔业局（现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工作多年。她在政府部门工作期间长期从事宣传手册写作等边缘性事务——在女性不被鼓励参加工作的年代，纵使卡森拥有良好的学术背景，也很难进入核心部门，获得职业晋升空间。于是她开始为公众撰写科普读物，在1951年出版的《海洋传》（The Sea Around Us）中，她用优美的文笔和扎实的事实材料向读者娓娓道来关于海洋的各种知识与故事。这本书因此成为畅销书并被改编为纪录片，卡森也通过这本书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于是辞去政府部门工作，成为了一位自由撰稿人。

美国杜兰大学环境生物学学者Autumn Nieves在一篇回顾卡森学术成就的文章中指出，作为一位缺乏职业发展机会的女性科学家，卡森选择成为在写作中引用其他科学家观点的科普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她优美生动的写作风格虽然不符合传统科学学术写作的规范，却能够有效地向公众普及生物学相关议题。

《寂静的春天》
[美] 蕾切尔·卡森 著 吕瑞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

开始调查DDT事件时，卡森面临的头等障碍是她缺乏实地考察的机会。Nieves发现，由于已经离开渔业局，缺乏机构支持，卡森被迫依赖个人关系来获取信息，而人际沟通技巧常常被视作“女性的技能”。在同时代的男性科学家能够直接从政府、学术或私人机构获取数据，开展研究时，卡森不得不另辟蹊径，比如阅读长岛居民就DDT问题起诉美国农业部（1957年“墨菲诉本森案”）的证词材料，从相关科学家那里获得支持和信息。通过这个方法，她联系到了包括玛丽·理查德（Mary Richards）和玛乔丽·斯波克（Marjorie Spock）在内的专家，她们与卡森合作，帮助她联系对使用化学物质心存疑虑、正在调查其后果的科学家。

尽管一些利益相关方污蔑《寂静的春天》是一部“激进、叛国、不科学且歇斯底里”的难登大雅之堂的作品，但历史证明了这部作品无惧考验。它成为了环保运动的肇始之作，推动了美国环保相关法案的出台——1963年，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1969年，尼克松总统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它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环保相关法案，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环境法。

《时代》杂志2020年评选了过去100年的100位女性，1963年年度女性为蕾切尔·卡森（来源：time.com）

“我的书不是重谈关于城市以及城市规划的旧素材。我正在探求的，是关于城市和其运作的新概念。这些概念有许多都与正统的、传统的规划理论概念大不相同。”雅各布斯如此自信坦荡地介绍《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批评者或许会认为这是一部业余者的作品，正如卡尼格尔所指出的，雅各布斯从未念过建筑学校，没学过城市规划，没有获得过大学学位，直到1950年代，她还在向担任建筑师的丈夫学习如何阅读建筑设计图。

但恰恰是这本书成为了城市规划领域的石破天惊之作。《死与生》主要探讨的是城市运作良好的四大因素：混合商业区、住宅区、仓库和工厂的城市肌理；鼓励居民行走的小街廓；保留各种屋龄的建筑（包括老建筑）；拥有足够密集的人口。这些观念几乎与当时主流的城市规划理念背道而驰。

简·雅各布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看来，是“妇女的眼光”帮助雅各布斯形成了她独特且领先于时代的观点，虽然同时代也有男性知识分子对主流城市规划理论提出颇有深度的批评，“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男人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她的结论。”斯科特认为，当雅各布斯用“妇女的眼光”打量城市时，她看到的是一个工作与闲暇、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密不可分的世界：“购物者去采购、母亲推着婴儿车、儿童玩耍、朋友喝杯咖啡或吃块小点心，情侣散步、人们从窗子向外张望、店主服务顾客、老年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她深刻认识到，“人类的许多活动（当然包括工作）是为了追求范围广泛的目标和满足感，”人类活动的目的因此是丰富多样的，而城市应当适应这种多样性，而不是压制它。

“（雅各布斯）认为，不断失败的城市规划教条要想成功就需要性别的视角。”斯科特写道。

雅各布斯和卡森的主张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在她们的智慧光芒穿透数十年的光阴抵达我们这个时代后，我们更能看清她们所反抗之物的隐秘共性：父权主义的决策者倾向于为了某个宏大目标自上而下地贯彻决定，且通常是在牺牲许多个体的情况下。正如雅各布斯对摩西的评价，“他最喜欢的谚语之一是‘要煎蛋卷就必须把蛋打破’——‘蛋卷’就是公众利益，‘鸡蛋’则是被践踏的人。”

雅各布斯所反对的，是主流城市规划教条背后的专横、短视和傲慢。在20世纪上半叶，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大行其道，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无论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还是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都秉持如下假设：人民喜欢开阔的空间、视觉（分区）秩序和安静的环境。城市的各个部分——如住宅、办公室、工厂、商店、公园——应该重新规划，彼此区隔。在历史和陈规旧俗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是混乱的、未经规划的、不便利且不健康的，唯有经过仔细规划的城市才是现代的、良好的城市。在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中，这种城市规划思路的专制性、对个体的轻视和惊人的傲慢昭然若揭：

在真实环境中，一切都能如城市规划者设想的这般顺遂吗？斯科特将柯布西耶式的城市规划列为“试图改善人类状况却最终失败”的项目之一，他所设想的理想城市和乌托邦无异。遵循柯布西耶式城市规划教条真实建立起来的城市有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那是一座距离里约日内卢和海岸1000公里，建立在一片荒地上的全新城市。巴西利亚消除了作为非正规公共生活区域的街道、广场、咖啡店和小公园，只有供汽车使用的宽阔道路和高速公路。每个地块功能各异，泾渭分明，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驱车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往返，在居住区内的独立商业中心购物。而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者引以为豪的、整齐划一的城市视觉秩序在现实中却令居民迷惑不已——由于每个商业区或方形居住区的建筑看起来都一样，巴西利亚几乎没有可供居民定位自身所处方位的地标。

巴西利亚鸟瞰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人们抱怨巴西利亚是一座缺乏日常生活乐趣的城市，“娱乐、谈话、调情、小的仪式，这些存在于其他城市的户外生活，在巴西利亚却很缺乏。”斯科特认为，柯布西耶的失败在于他对城市居民的主体性、自发性和具体生活细节的无视：

“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首先是一个生产空间。在这个前提下，设计者对人的需求加以科学的保障。他根本不承认他所为之设计的居民在这方面有什么发言权，也不承认他们的需求可能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他对效率的关注使他认为购物和准备饮食都是费时的麻烦事，应该像运行良好的饭店一样，由统一的服务供应。尽管有为社会活动准备的空间，但他提不出居民的任何社会和文化需求。”

卡森的环境保护主张曾被污名化为一种女性缺乏理性的想法。Nieves指出，对自然的尊重曾一度被视为不必严肃对待的女性浪漫主义，比如在一场关于城市污染问题的听证会上，在肯尼迪总统任内出任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长的亚伯拉罕·鲁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曾轻率地表示，“你永远无法满足有机农场主和园艺俱乐部里的感性女人。”男性一度对投身环保行动的女性充满警惕，认为她们对自然的热爱太过感性因此不必与之较真，她们的诉求太过缺乏理性因此难以满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用“征服与被征服”的措辞来形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从自然中尽可能地攫取资源与财富是理所当然之事。而在《寂静的春天》首次出版的60年代，该书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批评还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动行为——帮助提高农业产出的科技工作者被鼓吹为捍卫美国的物质繁荣和制度优越性的“救世主”。但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会在原则上否定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人类存续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Nieves认为，卡森的经历反映了环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叉，“环保-女性主义运动就此诞生，它致力于一同解决性别问题和环境问题，因为这两者都处于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

在一个以父权视角下的“正常”为社会运行标准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感到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是缺失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注意到，在平等和个体权利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代社会，我们需要用性别的视角反思现行种种制度安排和它背后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在《神圣的欢爱》一书中指出，在等级森严的父权制社会中，同情是一种被压制和贬抑的品质。所谓的“阳刚”，是指以力量或权力主宰控制他人，限制他人对生活做出选择；而以爱抚育他人、使他人获得自我发展和选择空间的作为则被贴上了“阴柔”的标签。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化正是沿着这条分界线进行，前者被教导以凌驾于他人之上为乐（因此才会有“权力是最有效的春药”之类的说法），后者则被鼓励以关照他人为己任。当掌握权力被等同于控制他人时，心理学家发现掌权者容易丧失同理心，这或许能够解释男性视角为何更容易具有“只爱抽象的人，不爱具体的人”的内在缺陷。

“在历史进程中，主导位置往往被男性占据。如果女性天然比男性更具有共情能力，那么她们发展出这样的能力是否主要是因为她们几乎或完全没有权力？”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在《乐园之丘》一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如果处于权力位置的女性能够继续培养和传播共情能力，而非被权力腐蚀掉同理心，将对全社会大有裨益。艾斯勒主张我们应当构建一种女性定式的“同情的政治”，即“对他人敏感的政治”——它鼓励我们建立一种基于联结和协商而非等级和控制的制度，对具体细微的人的需求更为敏感。在一个仍然倾向于贬低任何与女性相关的世界里，我们或许还很难想象这种全新的制度，但“母亲”和这个身份标签所包含的种种温柔联想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展开想象力的起点。

《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
[荷]米尼克·希珀 著 王晚名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

参考资料：

【美】罗伯特·卡尼格尔.《守卫生活：简·雅各布斯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荷】米尼克·希珀.《乐园之丘：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以色列】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美】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Why ‘Silent Spring’ Still Matters”, Earth Day, September 26, 2019.

https://www.earthday.org/why-silent-spring-still-matters/

Nieves, Autumn. “Rachel Carson: Proving the Competency of Femininity.” Women Leading Change: Case Studies on Women, Gender, and Feminism, 10 Oct. 2018, 

https://journals.tulane.edu/ncs/article/view/1340.

“Rachel Carson and the Legacy of Silent Spring”, The Guardian, May 27,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2/may/27/rachel-carson-silent-spring-anniversary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林子人，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