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个判例并不认为限制堕胎非法，而是州政府无权知晓一个女性是否选择了堕胎。这也符合美国最高院的行事逻辑，最高院很少进行一个直接的“价值判断”，更多时候是进行“程序判断”。因此在此案判决中，最高院设定了一个三周期划分，将其作为各州颁布堕胎限制的法律框架。

女性怀孕3个月（12周）内，各州无权制定任何限制；3-6个月（12-24周），各州可以以健康理由制定针对堕胎的限制；6个月（24周）以上，各州可以禁止堕胎。

因此，罗伊案并非是完全给予女性堕胎自由，而是在程序法内，保护了在12周左右时间框架内的堕胎自由。因此上述的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印第安纳州制定的大约12-15周的堕胎禁令，其时间框架依据就来自罗伊案。

罗伊案判决后，女性获得了3个月时间的堕胎自主选择权利，而大部分女性堕胎，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周期内。随后时间来到1992年，发生了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其中Planned Parenthood为美国著名争取堕胎权利的非盈利机构，而凯西（Casey）为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虽然他是民主党人，却在当时是民主党内的保守派，属于民主党内反堕胎运动的领袖。

1982年，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堕胎法案，由于有罗伊案在先，宾州已经不可能颁布堕胎的禁止令，因而转向对堕胎的程序限制，包括需要“冷静期”、配偶的同意、未成年人堕胎需要监护人同意的限制条款。这其中的很多限制，尤其是“冷静期”和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在本次最高院判决后，被很多州继承。

罗伊案是一个针对堕胎根本限制的案件，而凯西案则是对堕胎程序限制的案件。此案最终再次走入最高院，并在1992年以Planned Parenthood胜诉作为结束。这次最高院并没有创造新的判例，而是援引并加强罗伊案作为其判决依据。

其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首先是确定孕妇在堕胎过程中不应该承担“不当负担（the undue burden standard）”，例如冷静期，尤其是配偶的同意。很多女性堕胎正是来源于婚内强奸或家庭暴力，获取配偶同意几乎不可能，因而这些条件都是对女性的“额外负担”，必须予以解除。这确保了各州不得为女性堕胎施加程序负担的重要先例。

《推翻罗诉韦德案》

第二点则是对罗伊案中的三周期划分进行了调整。罗伊案中规定，各州对女性进行堕胎限制的起点是12周。在凯西案中，最高院依据新的医学发现，即早产儿最早的体外存活周期为24周的事实，认为24周是胎儿“独立存活（viability of the fetus）”的时间标准，因此认为涉及“堕胎与杀生”的争议时间应始于24周。

此案后24周的存活标准，也成为堕胎自由的法理依据，上述爱荷华、堪萨斯、北卡罗来纳、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五州的时间框架依据，就来源于凯西案。

但这个标准确实为“胎儿存活”引入了争议。为何以“早产儿独立存活”作为依据呢？很多保守州据此，希望发明新的“生命”依据，此即前文提及的“心跳法案”。这个依据来源于孕期6周，可以见到初始发育的“胎心”，并检测到心脏跳动，他们以心脏成形作为依据，认为胎儿在6周已经拥有“生命”，在此后堕胎即有“杀生”的争议。

将限制时间从24周大大提前至6周，上述乔治亚、爱达荷、北达科他、俄克拉何马、南卡罗来纳、德克萨斯六州的限制依据即来源于此。

而本次最高院推翻了罗伊案，也就连带推翻了与其关联的凯西案，那么上述时间框架就都失去了宪法依据，接下来的争斗，就在各州进行了。

3.

最高院的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最高院与保守主义者，并非带着对女性的敌意，作出此种决定。只是在他们看来，有比女性堕胎自主权，更高或更重要的价值。

共和党人历来是“州自治主义者”，不同于民主党人希望有更高权力——“联邦”——的存在，他们反对罗伊案，就像他们反对奥巴马医保法案一样——凡是联邦强加的，就是坏的，凡是各州可以自主决定的，就是好的。

当然，他们也重视价值观上的保守主义，因此有最严格的11个州（如果加上俄亥俄为12个州），与践行心跳法案的6个州，对女性堕胎权利进行严苛的限制。

但也有相对温和的8个州，依然遵循罗伊案和凯西案的时间框架进行限制，彰显着他们的某种“妥协”，也有另外4个红州延续过去先例，不认为有对堕胎进行限制的必要。

请注意，此处列举这个多样性，并不是要说明该判决的合理性，而是想说明，在这件事上，支持判决者不仅仅在考虑是否应该限制女性堕胎权。因此，才会出现支持判决，但依然不对女性堕胎进行限制的共和党州。

这种保守判决确实在价值观上很不“进步”，但里面有几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点。

《推翻罗诉韦德案》

判决书提出了几个事实，在罗伊案前的1969年，有30个州对堕胎保持极其严格的限制，但在罗伊案判决前的1972年，其中的10个州的堕胎限制已经开始松动。

在最高院看来，女性堕胎权的争取应是一个完整的“政治过程”，而1972年判决打断了这个政治过程，看上去像是对这个问题“一锤定音”，却中止了各州应该进行的讨论、游说、妥协。

换言之，如果没有1972年判决，那么即便在最深红的路易斯安那州，也应该结合州的情况达成女性保护的方案和妥协，1972判决非但没有促成这个情况，反而打断了该政治进程。

因而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认为，在堕胎问题上应该有多样的渐进式光谱，但1972年的判决却将立场简化为了支持堕胎的人和反对堕胎的两种极端，判例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人们的争执和分化。

在我看来，女性至少应该获得24周内无条件堕胎的权利，24周以外，因为经济、性侵、家暴等情况，也应该获得堕胎权利。所以我并不认同最高院的判决。

但是，我也认为上述部分所传递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思考，即“社会规则”的产生，是一个渐进、妥协、各方参与的过程。

诉求某种立法惩处方式，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期待，看上去毕其功于一役，实际上像是一种“作弊”，该完成的“社会功课”没有完成，社会没有得到真正的共识，反而在极化的情况下加深了矛盾，这也许是一种进步的中止，而这一课终究要补回来。

社会进步是一个结果，因而可以依靠立法直接完成吗？还是我们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没有可以跳过的沟通、共识和步骤？这点在此案中，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尾声.

如本文最开始所说，美国最高院推翻罗伊案意味着什么？

不是如很多网络新闻所言，意味着美国最高院立法禁止堕胎；也不是很多共和党支持者辩护的那样，最高院仅仅是将决定权交给了各州，因为最高院明明知道很多州已经立好了“自动生效法（trigger law）”，一旦罗伊案被推翻，就马上会有堕胎限制生效。而结果是，确实有17个州的女性将会面临严苛的堕胎限制。

不过这或许不是结局。按照玛丽斯特民调（Marist Poll），即便在最乡村的地区，依然有7成女性反对此次的判决，在选举政治下，这会成为一种强大的基本盘。

我想这就是很多红州，也在最高院此前判决的15周或24周期限框架下实施限制的原因。因为他们也想在本州保守势力和女性间取得谁也不得罪的中间路线。

如最高院判决所言，现在战场重新移回了各州和社会。也是从这一步开始，推翻罗伊案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但愿我们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场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