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力出一孔”与“一桶浆糊”

陕西人身上，很有些“一根筋”的劲儿。

张艺谋电影里的“秋菊”颠沛流离，执着一念，只为讨要一个“说法”。

陕西作家们也都有不同寻常的“写法”。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每天熬到深夜，早晨从别人的中午开始，3部6卷1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每天握着圆珠笔在稿纸上笔耕不辍，直写到手指露出白骨；陈忠实写《白鹿原》，只身跑到乡下祖屋，每天抽着劣质香烟，额头上沟壑纵横，历时4年，把稿子交出去的时候，跟对方说，“我把命交给你们了”；贾平凹早年想靠文学翻身，孤身独屋，清晨一声“开写”，就落笔如神，草纸翻飞，一直写到天昏地暗……

孙皓晖写《大秦帝国》，从1993年开始动笔，到2008年敲下500多万字的最后一个句号，前后历经15年。他辞去高校教职，多年磨一剑，青丝变白发，只为一个心愿：让大秦明月朗照后世，为中华文明正源。

“力出一孔”从何处来？

2009年，根据孙皓晖小说改编的长篇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正式开播，好评如潮。此后，第二部《纵横》、第三部《崛起》分别于2013年、2017年播出。10多年过去，在众多剧迷的期盼与呼唤中，据说这个系列的第四部《天下》（2020年）终于要在近日揭开面纱了。

任正非曾向华为人推荐《大秦帝国》电视剧。2017年，华为把孙皓晖请到深圳，给公司高管做了一场题为“大秦帝国对现代企业的历史启示”的重磅讲座。

而在2013年，任正非在新年献词《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中就曾提出：如果我们能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下一个倒下的就不会是华为”；如果我们发散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下一个倒下的也许可能就是华为”。

这个“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是什么意思？来自何处？任正非为何如此看重这个表述与理念？

这句表述最早见于《管子·国蓄》：“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而完整论述这一思想的是商鞅的《商君书》。

《商君书》里有两处明确谈到“利出一孔”的宗旨。《农战》篇里有言“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这里的“空”是“孔”的通假字，一空就是一孔，意思是民众看到赏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这个途径发出，便会专务农战，不作他想。《靳令》篇里则有更直接的表述：“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利出一孔”最忠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是商鞅。而《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主要讲的就是秦孝公和商鞅君臣协力锐意改革、变法图强的故事，其中也专门有编撰《商君书》的动人情节。

商鞅的“三刀”与“两面”

商鞅是何许人也？

商鞅，本名公孙鞅，战国时卫国人。后来因为领兵大破魏军， “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这里的“於”是今天的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一带，“商”就在我的故乡陕西省商洛市。《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里有秦相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欺楚的故事，指的就是这一片秦豫交界之处。话说“商”东接河南南阳，南靠湖北十堰，历史上著名的“朝秦暮楚”之地，就在我老家山阳县的漫川关。而陈寅恪考证， 陶渊明描述的让人心神向往的“桃花源”，其实地也在商洛。

《史记》里专有《商君列传》一篇。说商鞅少有奇才，本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公叔痤临终向魏王举荐商鞅，可惜魏王没眼光，没有用他。正好秦孝公发求贤令，商鞅便去了秦国。见到孝公，起初商鞅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孝公都打瞌睡，没兴趣。后来商鞅说起“强国之术”，孝公一下子激灵起来，两人“语数日不厌”，决意变法求新。

要变法，就要打破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坛坛罐罐，历来都是极难的事。商鞅变法也是如此，甘龙、杜挚一派一开始就极力阻挠反对，幸好孝公意志坚决，一意力挺。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法这一段，是《大秦帝国》里演绎得最为精彩曲折、摄人魂魄的段落之一。历史真相或许正如其中所示，没有孝公和商鞅之间的高度互信，没有两人一意的奋发图强、视死如归，变法都不得成功。

变法之始，先是徙木立信，让令行于民。后来太子犯了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依照法律，一意孤行，坚持把太子的老师、孝公哥哥公子虔的鼻子割了，把太子的另一位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

把拦路的“老虎”打掉之后，便是整治军队，提升军力。以军功爵位为赏，严刑峻法为罚，把百姓的力与利都置于“耕战” 之一孔。效果很明显，秦在当时尚是小国，民众勇于私斗，怯于 公战。改革之后，没有人情与潜规则，完全按斩首的敌人人头来计军功。于是，“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成为真正的虎狼之师。

除了军爵制度，商鞅也对整个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核心是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推行郡县制。效果立竿见影，“居三年，百姓便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到了第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但改革注定要得罪人，商鞅不晓得自我保护，也没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大秦帝国》剧中，孝公临终，曾想传位给商鞅，商鞅坚辞不受。孝公之后，惠公继位，诸多敌人群起而攻之，最后商鞅被诬告谋反，遭车裂而死。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是法家的代表作，在战国后期颇为流行。其中内容并非都是商鞅所著，而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述汇编。现在流传的版本，共有26篇，涵盖其变法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

对于商鞅与《商君书》，历来众说纷纭，争议颇多。

文人言多鄙薄。司马迁评价商鞅“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苏轼作《论商鞅》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而政治家却往往对其多有称道，嬴政时的秦相李斯评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北宋宰相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毛泽东中学时读到《史记》里的商鞅故事，曾心潮起伏，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据媒体报道，1996年末，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在北京看话剧《商鞅》，到车裂一节时，也颇为动容，泪洒当场。

《商君书》亦然，争议不休。文化学者鲍鹏山一直激烈地批判这本书，称它是恶之花，是“秦王朝专制政治的黑暗心脏”；国学研究专家杨鹏则称其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必备的教科书，是读懂中国历史与人性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在我看来，商鞅及法家残暴酷烈的一面，“弱民”“愚民”“削民”的一面，“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面，无疑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其制度理性的一面，极富进取心与务实精神的一面，特别是顺应人性、满足人性的一面，却是值得认真学习借鉴的。

财经作家吴晓波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制度变革，发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打破贵族制度的国家，这其中，商鞅的作用可谓最大”。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可称是“中华帝国坯胎初成的时刻”。

秦国后来能在大争之世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堪称强国起点。其后，秦国军力、国力的大幅跃升，由此发端。商鞅是郡县制、依法治国、统一度量衡的早期倡议者与实行者，堪称秦律与秦制的总设计师。

庄周梦蝶， 孔子梦周公。“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对周朝一直心驰神往。但在柳宗元看来，商、周之所以不变法，不废诸侯，是不得已，是有私心，因为依靠这些人才革了前朝的命，将来还要依靠他们出力保卫自己的子孙。而秦朝废除分封诸侯，推行郡县制度，是最大的公。以天下为公，是从秦朝开始的。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史家千帆过眼，论人断事自有定见，不为俗世物议所摇夺。尽管商鞅所代表的法家一直背负恶名负评，学界中人其实一直对法家现代性的一面不乏挖掘与表彰。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里说：“法家之学，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为新颖的。先秦诸子之学，只有这一家见用于时；而见用之后，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也有客观精到的评论，他称法家思想“虽然它站在人性为恶的立场，可是也认为人类仍可以集体为善。这种信条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特莱澈克的理论，极为接近。也因为它的‘现代’色彩，中国法家有时令西方读者倾折。他们的法制观念不为传统习惯、古代特权、流行的道德观念、家人亲疏，或甚至恻隐之心所左右”。

张宏杰在其《简读中国史》中也称，在各国的变法中，商鞅变法是最成功、最彻底的，“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应该说比儒家更为高明。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勇气，不避锋芒、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气势，确实也让人感觉振奋”。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君书》中，商地的商君却对商人与商业依然抱有偏见。在他看来，这一阶层是需要打压抑制的对象， 这无疑是其认知缺陷。但书中也体现了明确的产权意识、所有制观念，这却是先进以至堪称先锋的。

《商君书·定分》中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 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一兔傍地走，百人竞追逐。满市卖兔者，却无一人顾。

何以然？产权是否明晰所致也。

领导者要顺应人性，

不能有道德洁癖

拨开历史的烟尘与迷雾，任正非又从商鞅身上看到、学到了什么有用之处？看完《大秦帝国》，任正非对商鞅既有同情，又有遗憾。

但天才善于从一切事物中汲取成长养料。

有人注意到，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农战”思想，而任正非的话语体系也经常围绕“农”与“战”展开。如果统计一下任正非发言中的高频词汇，土豆、养猪、种地、种庄稼、磨豆腐、打粮食、土壤肥力，都是他经常提及的。

当年艰危之际，准备卖掉华为时，他也预备用拿到的钱去并购洛阳的拖拉机厂。而军事用语在任正非的演讲中更是层出不穷，红军、蓝军、将军、士兵、队伍、战壕、前线、炮火、冲锋、攻城、碉堡、指挥部、上甘岭……

但这其实只是表面的巧合。从商鞅身上，任正非汲取到的真正精华便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价值导向。“力出一孔”是战略方向的聚焦，“利出一孔”是赏罚制度的保障。而这背后，则是对人心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激发。

商鞅的“力出一孔”就是通过变法把整个秦国变成一座农场和军营。任正非的“力出一孔”则是整个组织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

大国争锋，“战火”燃到华为身上以后，任正非密集接受了一系列中外媒体采访，他多次提及，“一个人如果专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会成功的”。华为能走到今天，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坚持“一根筋，一条路”，几十年来只在一个窄窄的面上发力，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持续压强投入。

这就是“力出一孔”。

而“利出一孔”，对于商鞅而言，就是从人性出发，以名利（军爵赏禄）来刺激秦人的饥饿感，满足其获得感。《商君书·算地》中说一般大众的特点就是“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奠基其上的商鞅变法以此充分地激活了个体，造就了强大的国家。但其后国家对个体的过度榨取，却又造成了个体价值与创造力的萎靡乃至泯灭，最终摧毁了整个系统。

任正非是人性大师。他一直有效防范组织的腐化、僵化与贪婪，却又成功地通过“饥饿感”让十几万员工保持着激情、欲望与奋斗精神，保持着激扬的战斗力与创造力。

在这方面，任正非有很多别具一格的精彩表述，在传统儒家耻于言利的认知体系里，它们几乎是惊世骇俗的。任正非为华为重点人才团队拟定的口号是：升官发财，请来战略预备队。他鼓励公司研发人员的家人，多到奢侈品商店去买包。

而在华为创立初期， 他就经常为员工描绘一幅场景：你们以后买房子，阳台一定要大一点，因为你们将来会有很多钱。钱多了装麻袋里面，塞在床底下容易发霉，星期天拿出来晒晒太阳……

正是在这个角度，学者杨鹏说，“即便到今天，一个没有名利意识的人，一个不自觉进行名利制度安排的人，当不了好的管理者。管理者，首先要能迅速洞悉人性深层的永恒的名利冲动，明白唯有满足这种基础性的名利冲动，才能调动出持续的积极性，将个人追名逐利的动力与组织利益的发展高度统一起来”。这几乎就是对任正非的描摹与解读。

杨又说，真正的领导者不能有道德洁癖，“真实的完整的人性理论，是能理解人性的多层性和丰富性的。真正厉害的人，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人。厉害的国家， 是上层动机总控，同时多层动机、多层动能统一起来的国家”。

《大秦帝国》以商鞅变法为起点，描画了秦国几代雄主能臣以东出为念，以天下为志，殚精竭虑，奋发图强的故事。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创业史，也是几代人持续接力的奋斗史。商鞅的理想是高蹈的，在人性的层面，却是务实的。商鞅变法的成功，本质上缘于对人性暗河流向的顺从与顺势而为。

在任正非看来，商鞅变法方向正确，却依然有缺陷。他曾评价：“商鞅变法的路子是对的，可惜太激进，变革不能太激进，否则会人为增加变革的成本。”

他更为欣赏与敬重的是另一位成功的改革者邓小平。4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能让一个大国洗涤旧染，脱胎巨变，本质上正缘于邓公对人性的释放、满足与呼唤。当时，在纷飞的教条和迷信之中，邓公致力于解开人们身上与心上的束缚，让人民吃饱肚子， 过上好日子，所以他被亲切地称为“伟大的俗人”。当十几亿人在饥饿、压抑与创伤中抬起头，生发出对富足与美好的热望，鼓动起对财富与力量的竞逐，那是何等澎湃壮阔的巨流！

往事越千年，大道相通。从商鞅到邓小平，成功的变法与改革，无不是唤醒、激发与满足人们对于财富、声望、权力与价值感、成就感的渴望，无不是对人性的发现、解放与引导。

《史记》的《货殖列传》一篇是专讲商人的，司马迁在开篇就有一段精辟独到的评论：“《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意思就是说，虽然前人谆谆告诫人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希望大家闭目塞听，清心寡欲，但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喜欢听好听的，看好看的，吃好吃的，玩好玩的，贪图享受，追求威风，这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啊。你就是挨家挨户给他们上门讲道理，办培训班，恐怕也难移禀性吧。

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这点上就有了高下之分：最糟糕的是放纵自己，与民争利；稍好一点的会订立规则，用规章制度来限制人们的欲望；再高明一点的懂得教育大家，要节制欲望；更厉害的则是借着有利的形势而加以引导；最高层级的领导者则晓得“人欲即天理”，他们会顺从人们的欲望，并将之导向正确的方向。

《管子》中也有类似表达：“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意思是善于治国者，都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把握好利害，就能增加财富，减少过失。把握好利的源泉所在，就会“民自美安”，像鸟儿孵卵一样，无形无声，只见小鸟破巢而生。

勃发的人性从来是历史前行的原力。国家如此，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为何任正非就能洞悉人性密码，他葫芦里的灵丹妙药从何而来呢？

一桶浆糊，凝聚18万员工

任正非如何看待自己？

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既不懂技术，也不懂管理，也不懂财务。我就提了一桶‘浆糊’，把18万员工黏结在一起，让他们努力冲锋。”

很多人会说，华为这么成功了，任正非这是在过度谦虚吗， 他的话该如何理解？

“我后面还说过，我提了桶浆糊，把十几万人黏在一起，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才有今天这么强大的华为。很多人不看，也看不懂这句话。”任正非解释，“其实这桶浆糊，在西方就是胶水，这黏结人与组织的胶水本质就是哲学。”

任正非表示，华为历史的前30年是他提着这桶胶水，浇在大家脑袋上，把十几万员工团结起来了，“浆糊”在组织中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里，他自述：“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我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要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

在时代面前，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地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从事组织建设成了我后来的追求，如何组织起千军万马，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难题……”

正是兼容并包的“浆糊”哲学，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难题。“浆糊”表现为华为的企业文化与理念，而源于任正非的精神乳汁与思想养料。

在这桶浆糊里，前文浓墨重彩书写的传统思想仅是其中一勺， 并非主体。

那么，任正非的“一桶浆糊”里到底有什么，其成分是什么？ 我就此向多年近身观察华为的田涛先生请教过。在他看来，华为的文化与机制恰恰不是“中学为体”，而是“非驴非马，亦中亦西”，但更主要的是向一切先进的管理思想与制度学习。这正是华为独具优势、遥遥领先的密码。

一路走来，任正非不拘一格，博采众长。

他最早的管理启蒙起源于一组介绍西点军校的文章，后来IBM和合益集团对华为的流程和组织再造起了突出作用，即便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他也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向美国学习。

他向英国学习，“英国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我更赞成英国光荣革命。英国光荣革命就像扁鹊长兄治病一样无声无息，英国就改革完了”。他认为企业要从中学习保持冷静和理性，善于妥协，追求发展和进步。

他向日本学习，惊叹于日本人的奋斗和工匠精神，称赞他们是勤劳和善于精工的民族，遇到了困难会集体忍耐，“度过寒冬”。

他向微软、苹果、亚马逊学习，向丰田、索尼学习…… 他向解放军学习，向美军学习，向衡水中学学习……他向黄大年学习，向李小文学习，向阿甘学习……

他向蛭形轮虫学习，向薇甘菊学习……

无论西东，任正非的学习力确是惊人的。《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华夏基石咨询公司创始人彭剑锋说，任正非不是在“学习”，他简直就是在“血洗”。你的角度和思想他总能很快掌握，而且马上比你阐述得更为深刻。

真是一桶浆糊！一桶融汇各家之所长的浆糊！

思想上的博采众长与行为上的极致专注，形成一个看似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任正非与华为。

而这矛盾与悖论里，正凝结着一个强者的核心特质与秘密。经营者们，你的“一桶浆糊”和“力出一孔”，又是什么？

排版 | 余心丰  

审校 | 一 一   主编 | 孙允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