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肉松
142——这是娱乐资本论以省份及其主要城市名+脱口秀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计算出的脱口秀俱乐部数量。同时，我们也根据这些信息，梳理出一份脱口秀俱乐部地图。
除了被普遍认知的笑果、单立人，它们所在的上海、北京分别有15家左右的俱乐部。走出这两座城市，俱乐部几乎覆盖国内所有省份。数量最多的江苏、广东和四川三个省，均有超过10家。
其中，少数新一线城市就能达到或接近这个数字，比如，成都、西安、杭州和南京。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二三线城市也有不止一家俱乐部。仅以数量来看，这些俱乐部构成了脱口秀行业的大多数。
这种发展态势自然离不开《脱口秀大会》的影响，大多数俱乐部都成立于2019到2020年，刚好对应第二、三季播出时间。业内普遍认为，第二季让大众了解到脱口秀演员这一职业，第三季则推动了脱口秀文化的出圈，李雪琴的“宇宙的尽头是铁岭”、由杨笠引发的性别议题，都透过屏幕辐射至线下，甚至下沉到地方。
观众对脱口秀产生进一步的需求，会在看完节目后搜索，自己的城市哪里可以看演出。相应地，地方的爱好者、演员，也需要一个组织来承载对脱口秀的追求。两者“一拍即合”后，地方俱乐部的队伍逐渐壮大。
实际情况可能比小娱统计的更夸张，辽宁大连“冷厂喜剧”主理人周不懂和山东临沂“煎饼喜剧”主理人翟小明都告诉小娱，在一个聚集全国各地俱乐部主理人的群里，共有159位成员，群里时不时有新俱乐部的主理人向大家请教运营经验。单论操作，成立一个俱乐部的门槛并不高。简单粗暴地说，有演员就能演，场地可以通过和咖啡店、Livehouse等空间合作的方式解决，启动资金只需要一两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脱口秀俱乐部运营情况如何？难点何在？是一门好生意吗？
俱乐部遍布全国，但脱口秀不够下沉从线上转至线下后，非一线城市的脱口秀观众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演出？点开各俱乐部公众号可见，一般来说，每周会有以本土演员为主的开放麦和商演（商演一般指收费及给演员演出费的演出）。除了这些，后者也包括请外地演员加入的拼盘秀，或他们的个人主打秀，此外还能看到一些更成熟、活跃或更具有知名度的演员专场。比如最近，在《脱口秀大会5》有亮眼表现的新人黑灯就辗转各地巡演其专场《你谁啊》。演出形式也不止脱口秀，漫才、即兴、喜剧魔术等新喜剧也更频繁地出现在演出信息中，这正符合一线城市线下演出市场的趋势。但不要被这些迷惑双眼，如果要问，二三线城市也能共享综艺带给脱口秀行业的红利吗？对比俱乐部的规模，演出数量及频率便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在地方俱乐部，每周的演出场次一般维持在3-4场，商演占比较低且基本上都在周末。但在一线城市，即使是非头部俱乐部，每周有10+场演出也属于常态，有些俱乐部甚至会在工作日的下午安排商演，比如北京的大笑喜剧。再换个维度来看，据上海媒体报道，今年国庆期间，上海普通话脱口秀演出至少几百场，其中，喜剧联盒国一家就有83场演出。而在南京、杭州这样的新一线，也只有少数俱乐部能做到一天两场，更多见的是一天一场，二三线城市同样如此或更少。地方俱乐部的冷热不一，其实能体现出脱口秀在不同地区的深入程度。在从业者们看来，现阶段发展比较好的是江浙、川渝、湖南和广东，各地优势也有区别。江浙靠近上海，便于演员流动，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间接带动了杭州俱乐部的发展，川渝和湖南的年轻人更注重生活中的休闲娱乐，广东则有比较深厚的脱口秀文化根基。一线城市俱乐部的扩张也能说明问题，北京大笑喜剧在天津、成都、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也设有剧场，厂牌负责人祎祎表示，基本逻辑很简单，“只要有年轻人在的、有潮流感的城市，我们都会去尝试。”但综合而言，在线下演出市场，脱口秀的热闹至多抵达新一线。
招不来又留不住的演员，用爱发电赚零花演员对应演出质量，从根本上决定观众的去留，更有知名度的外地演员更带票，但综合考虑性价比，除了演出费还涉及车马、住宿费，以及受邀演员的时间成本，地方俱乐部的日常运转还是依赖本土演员。煎饼喜剧正式成立前，翟小明在临沂的第一个演出场地是家Livehouse，“看到《脱口秀大会3》火了，场地方决定做一波脱口秀演出，但前期招募很困难，大约七、八个演员招了两个月。”周不懂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在冷厂喜剧成立之初的2019年，招募演员的渠道是豆瓣小组，头回演出只有四、五个演员。再往后，在俱乐部慢慢走起来的同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留下。包括翟小明在内，煎饼喜剧最初由5个演员共同创立，其他人有的继续安心搞事业了，有的去大城市做全职了。现阶段，俱乐部获取新演员的主要路径之一是培养，除了自发想做这行的，也通过组织培训从观众中发掘潜力股，但转化率有限。煎饼喜剧的培训一次收费99其实是种变相激励，如果愿意上两次开放麦，会奖励100。他开玩笑道，“能感觉到出来大家还是不差钱，我宁愿白花也不想上台。”以《脱口秀大会》及其所在的上海为切口，外界看到越来越多的演员全职做脱口秀，但地方俱乐部不同。翟小明提到，煎饼喜剧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先找个工作”。做脱口秀关乎兴趣、天赋、表达欲，但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在二三线城市做脱口秀的收入没什么吸引力。普通演员的商演市场价一般是15分钟500-600元，每月积攒下来的演出费顶多算是零花钱。企业年会、品牌活动等商务报价更高，而大家都默认，商务赚的是“精神损失费”，最常见的情况是演员在台上演，台下是一群毫不在意的人。随着脱口秀作为营销方式受到更多大品牌的青睐，这在一线城市有所改善。北京大笑喜剧的负责人祎祎为演员们对接过不少商务合作，她告诉小娱，甲方给的自由度越来越高，活动受众也以年轻人居多，各方反馈都不错。二三线城市则不同。翟小明演过楼盘开盘，在马路边搭了个台子，旁边有排队领鸡尾酒的老太太们，越过观众，还能看到对面不断经过的车。只能一边在心里默念那句业内共识：挣钱不丢人，一边背段子。不过这种痛苦赚钱的机会也不算多，因为地方不大，很多人都是彼此认识的，为了不把关系搞砸，翟小明每次都会跟对方说，“效果不是很好，如果能接受，我们再收钱。”在周不懂接触的客户中，很多人听完报价就不回消息了，“2000块钱听你讲15分钟话，人家会觉得不划算，不如去请几个歌手热闹。”
缺观众、难盈利，脱口秀不敌洗脚城演员和俱乐部是相互依存的，而做一名脱口秀演员和开一间脱口秀俱乐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最直观的区别之一是，前者赚到的零花钱对个人而言也是盈利，后者则很难用上这个词。翟小明坦言，“如果一二百也算的话，那我们也是盈利的，目前的账上有2000，”这还是在和商场建立合作后不需要支付场地费的前提下。周不懂回忆，冷厂成立以来经历过最尴尬的一次情况是，当天演出结束，给演员和场地都结算完的盈余是100元。所以地方俱乐部在运营上能省就省，除了演出，其它环节的工作都由演员们各自分工，比如客服、宣传、演出执行、培训等。尽管是演出的必备因素，俱乐部对场地的要求却相对灵活，起步时大多和咖啡厅或书店等空间合作。但如果能负担成本，拥有固定场地才是最佳选择。不仅能让演员产生凝聚力和归属感，更关键的是给观众正规、正式的感觉，产生一种“想看脱口秀就知道去哪儿”的连接感。这正是地方俱乐部所急需的，因为二三线城市现有的脱口秀观众还不够。从大范围来看，《脱口秀大会》出圈是一回事，但观众还未养成在线下观看脱口秀并为之付费的习惯。对各地年轻人来说，如果要选一个娱乐方式，更容易想到的可能是Livehouse。而由于文化底蕴有限等原因，大家日常消费的诉求在于休闲放松，翟小明总结，“起码在临沂，脱口秀最大的‘敌人’是洗脚城。”煎饼喜剧目前的场地能容纳140人，平时办商演的上座率基本能达到100+，但不太稳定的是，这个数据每两个月都会下降一次。本质上还是因为观众很难接受花钱看脱口秀。在俱乐部逐渐步入正轨后，冷厂喜剧的观众越来越多，但收费会导致其数量锐减，“开放麦最初是免费的，后来收费了，定价是9.9，人数马上从50下降到20左右。”2020年6月，在借助开放麦累积了一批观众后，冷厂也开始做商演，60元一张票，演第一场时，能容纳120人的场地只来了4、50人。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俱乐部的关关停停也很容易流失观众。周不懂提到，“靠口碑传播平时能做到一场100人，但暂停一段时间再卖，真的就又回到4、50，甚至2、30。刚恢复到正常观看数疫情就又来了。”回看过去几年，周不懂觉得，除了没有疫情，俱乐部发展最好的阶段是市面上只有一家的时候。随着脱口秀越来越火，分蛋糕的人也在变多，市场规律如此。但部分二三线城市的俱乐部数量已经超过其能够承受的范畴，竞争由此变得激烈，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与认真创作相比，有俱乐部会为吸引观众鼓励演员讲下三路的段子，比如屎尿屁、软色情，会劝退很多潜在受众。一般来说，地方俱乐部之间很难友好往来。比如最基本的演员互通，但这样对观众来说没有差异性，所以更多处于一种不交流但相互观察的状态。而翟小明认为，和同省不同城市的俱乐部保持走是有必要的，大家结成一个个的小同盟，平时可以合办演出、分享演员资源。最实惠的一个例子是邀请外地演员时分担车马费，也更方便受邀演员规划行程。翟小明和山东其它几家俱乐部的老板为此拉了个群，群名就叫“拼多多团购群”。
前景和“钱景”都在线上，瞄准笑果和米未翟小明发现，观众的喜剧审美在提高，演员讲下三路的段子时，大家不再有积极反馈，甚至会直接提出异议。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招募新演员很难，但想做脱口秀的人变多且出发点和以前不同。目前入行比较久的演员大多受《今夜80后脱口秀》的影响，直观冲击来自脱口秀这种艺术形式本身，这两年，综艺及其产生的效应让外界看到的是：做脱口秀演员可以赚钱。所以，原来是做脱口秀无法养活自己，得再找个工作糊口，现在变成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开始尝试脱口秀。翟小明身边有没考上事业编的年轻人决定做脱口秀演员，这个选择的导向是离开临沂。包括这位演员在内，煎饼喜剧的签约演员中有三位全职，分散在杭州和上海。更高频次的开放麦能让他们快速成长，只要能力达标，更大的商演需求至少能与普通白领收入持平。其中一个告诉翟小明，自己国庆期间演了几十场，赚了3万。演到7号那天，台下的观众看起来心情很糟糕，但他特别开心，“因为观众第二天要上班，而他要下班了。”站在个人发展的角度上，去一线城市是全职做脱口秀的唯一路径。对俱乐部来说，道理是类似的，只有外部产生更紧密的联系才能打通出路。上节目是最便捷的办法，这两年的《脱口秀大会》中，不少新人都来自地方俱乐部，比如步惊云、蛋卷、小佳、肉食动物、毛豆。翟小明认为，明星演员能够极大地反哺俱乐部，“观众就是会冲着这个来。”同时也会更有竞争力。为了给俱乐部打响招牌，翟小明、周不懂及其各自俱乐部的演员们也都在做相关准备。市面上一直有其它平台和卫视在做喜剧综艺，但而笑果和《脱口秀大会》无疑是俱乐部们的首选，而从去年开始，可瞄准的目标又多了米未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这档节目为sketch、漫才、默剧等新喜剧提供了舞台，也让新喜剧在线下越发活跃。除了规划较早的单立人，喜剧从业者纷纷入局新赛道，很多俱乐部都成立了新喜剧子厂牌，或者与已有厂牌建立合作。比如前不久，参加过《喜剧大赛》的飞扯喜剧加入了喜番喜剧。把握综艺流量、紧跟一线城市的步伐，地方俱乐部也在做类似尝试。从业者认为，即兴的演出效果要优于脱口秀，煎饼喜剧的开放麦会用即兴收尾，能起到兜底作用，周不懂也发现即兴的回头客更多。略显尴尬的是，在二三线城市更有认知度的依然是脱口秀。周不懂给小娱举例，有场地方邀请他们去演出时，虽然愿意让他们演即兴，但在宣传上仍打出脱口秀的旗号，进场后一头雾水、甚至觉得自己被骗了的观众，往往看得很开心。此外，新喜剧是新机会也是新挑战，对于刚进场的俱乐部来说，要解决内容、演员的积累问题，还要面对专注在这条赛道上的选手。去年年底，即兴厂牌“闹即兴”曾制作过一份国内即兴厂牌花名册，统计出92个团队，今年7月，这个数字又更新至143。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投入的方向。种种迹象表明，新喜剧在成为下一个风口。米未的《喜剧大赛》显然不会止于第二季。笑果在节目上开玩笑说要做《漫才大会》，此前还有一档《新喜剧大会》出现在腾讯视频的综艺片单中，概念海报上的关键词是：漫才、独幕剧、即兴喜剧、sketch、音乐喜剧。这两家公司的节目组也会联系地方俱乐部，且非常热情地让他们提交报名资料。但被鼓励到的同时大家也感到有些焦虑，甚至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团队的水平与节目里的演员们相去甚远，而这种热情也可能有归拢队伍的考虑。对此，身处北京的祎祎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要求和标准是一方面，但节目组的选角逻辑通常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