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真的没人能拯救我们

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关于“平凡人”避免“平庸之恶”，我们提到势必需要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而不是依赖“专家”，文章收到一条评论，很有继续阐述的价值，其内容如下，可以分为三个命题：

在许多领域，不直接采用该领域专家的“本质”，也要依靠经验的话，以人类的精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平庸之恶固然琐碎并侵蚀生活，但身为平凡人，坚持最基本的良心，我认为也不至于踏入作恶的范畴。如果每一位专家的发言都能坚持最基本的良心，是否所有平凡人就可以采用“本质”了呢。

这里的三个命题，都是现实且重要的命题。第一个强调广泛求知的不可能，每个领域都要建立自己的判断力，按照人的精力是不可能的，即庄子的“知无涯，生有涯”的命题，这是真的。

第二个强调人有类似“常识”一样的“基本的良心”，这会让人不至于作恶，这个话题恰恰是上两篇文章的主题，其中的“简单明晰的常识”和“有所不为的平凡者”就关于此，但很可惜这两者并不存在。

第三个命题就是今天主要讨论的，即我们是否可能建立“更有效的专家机制”，让“平凡人”可以依赖这个机制完成判断。

这听上去非常合理，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和领域，不仅仅是一位专家，而是一个良好运转的专家系统来为我们一锤定音，这不好吗？在这里甚至可以再退一步，我们并不依赖专家来一锤定音，而是让专家来为我们提供成型的知识，或者专家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剔除最糟糕的选项，这不是一个很现实的愿景吗？

比起所谓的个体探索，我们是否应该谦虚一点，了解自己的局限性，并依赖专家对我们生活的指引，尤其是专家在公共事件与政策上的判断？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再次探索一下我们与专家的关系，和我们恐怕无法逃避的自由。

1.

专家系统并不负责解惑

我们现在拥有的专家系统有问题吗？因而需要更好的吗？大家可以端详一下现在手里的这部手机，想想顺滑地打开这篇文章，背后有多少专家的方案和努力。环顾你的四周，建筑的构成，网络与电力的运作，水供应的构成，每一项背后都由专家系统设计和维持着。

我们都遇到过停电停水的问题，但好像从没想过自己得去了解一下供给系统的设计和构成，了解一下污水处理厂的运作。我们可能也没有去了解过手机电路板的设计。

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典型的“知无涯，生有涯”的例子。其实围绕着我们生活运转的知识已经不可胜数，随便拿一瓶饮料，从瓶子的制作生产，到饮料本身的调味研发，到分销仓储，都有大量知识在其中。我们只管从冰柜中拿出一瓶来饮用，背后的所有知识从不需要知道。

在这里不妨试着了解两个哲学概念，即海德格尔的“上手状态”和“在手状态”。

简单来说，前者是当我们拿出饮料，拧开瓶盖，畅饮时的状态；后者是我们拿起来却发现瓶子坏了，拧盖子拧不开，喝一口发现味道不对时的状态。在“上手状态”时，我们与工具和外物自然融合，这里没有什么问题；而后者却不是，我们注意到工具和外物，出问题或笨拙时，我们感到其在手。

所以无所不在的专家系统，其实维系的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上手状态”。我们的生活形式有个轨迹，这个轨迹不管好坏的价值判断，至少是“顺滑”的，一切都流畅运转着。我们对其不仅一无所知，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有这么多的系统围绕着我们。这背后都是专家的功劳，也昭示着专家主要起作用的方式。

现在可以看看反面，出问题的“在手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回到前面的例子，普通停电停水，大部分人无意知道背后的原理，只要有专家出来说，“没事，一切尽在掌握”，我们就可以安心等待。但要是时间长了，大家便忍不住去探究一番。就像这个夏天，长江沿线长时间缺电，各种关于水电、输电配电系统的普及文章就出现了。假设你所在的地方停电一周，就算专家说没事，你也不会相信。

和以上例子高度类似的是医学领域，一个典型的专家领域。很多时候，医生并不喜欢病人在网上查看一些“知识”，干扰治疗。但若久病未愈，谁都忍不住要自己去了解情况。

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看待“专家系统”的视角，专家的工作并不是“给真理”或“给本质”。绝大多数的专家，其工作就是维持我们所处生存环境的“上手性”。如果生活的“上手性”消失，“在手状态”长时间持续，无论何种专家给出何种承诺，人们都不会买账。

在这里，我们探索的是一个专家系统的边界，我们对专家系统，并不存在无条件的信任。进入持续非正常状态，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2.

非但不解惑，专家带来新困惑

实际上，专家和我们的关系，是弥合纷争，带来抚慰，求得绝对的共识吗？还是很多时候，带给我们挑战的，恰恰是专家？

一个例子是全球人种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研究，这是多位西方科学家一直致力于证明的领域，但其结论是令人不安的。黄种人、白种人智商较高，而另一部分有色人种智商较低。研究本身似乎在推进一种既有的种族歧视框架，因而一直被视为学术禁区。但很多专家，尤其是脑科学和基因领域的专家，却认为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证课题。

例如西安大略大学的菲利普·拉什顿（Philippe Rushton）在2005年发布一篇名为《对不同人种的认知能力差异进行的30年研究》的实证论文。拉什顿通过核磁共振成像等方式，论证智商高低与大脑大小存在关系，并进一步关联脑容量的增大与颅骨高低的相关性，定位了CACS-5基因与此颅骨高度的关联。这个基因在东北亚地区高发，因而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大脑比肯尼亚人大，以此证明智商、人种、基因的关联。

该领域更有名气的专家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基因学的泰斗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他的发言更为激进。

他曾公开表示他“天生对非洲的前景感到悲观”，并说“我们所有的社会政策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智力水平与我们是一样的，然而所有的测试都表明并非如此”。这导致他于2019年被长期合作的冷泉港实验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回收荣誉称号，并彻底断绝关系。

当然，我并不认可智商测试与人种关系的研究，学术共同体对此也多有批评，不是在政治正确的角度，而是在学术的视角上。但站在研究基因和神经科学研究者的角度，又不可否认，如果真正基于一个全球范围有实证区分度的指标，IQ似乎是个不可放弃的研究方向。

这恰恰是我想说的，现代专家与我们印象中的“智者”有非常大的区别，在各个文明的古典传统中，都有一种智者的形象，似乎他们具有温和又强烈的说服力，能够为我们提供富有智慧的“本质”和“真理”，以指出方向，弥合分歧。

现代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却恰恰相反，不管是医学的、人工智能的、环境科学的、经济学的专家，他们研究的方向和结论，非常先锋和前沿，甚至对社会还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产生一种伦理学的碰撞。

所以，专家系统不仅无法给予我们“真理”和“本质”，反而持续对社会的传统和规则形成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也许是良性的，但却无法如文章最初的命题，给予我们智者般的确定和安定。

3.

良心专家

既然说到伦理学，就可以回应文章最初提到的“良心”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特殊的专家，就是良心的专家呢？

给予我们关于良好生活的指引的专家，就是伦理学专家。科学领域的专家也许确实对现实社会构成较大的挑战，那伦理学的专家们是否可以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些合适的“真理”和“本质”呢？

这不需要假设，我们有伦理学专家。比如93岁高龄的阿拉斯代尔·查莫斯·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曾提出对亚里士多德意义德性论的回归；以正义课享誉全球的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一直主张社群主义的伦理学。

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伦理学专家，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针对生活的“真理”和“本质”了呢？但阅读伦理学书籍，人们总会感觉他们的意见不够有力，没说出最终的东西，好像仅仅是开了个头。该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本质，他们怎么从来不提？

麻烦就在此处，从尼采断言“上帝已死”之后，现代伦理学如果还剩一个本质，即“没有伦理真理”，这揭示着一个必然多元主义的社会。

有人可能会说，“多元主义”听起来也是一个不赖的词汇，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人，他的价值主张、生活方式、言行举止，是自己难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是“多元主义”的例外？

这里还可以推进一步，这些“多元主义”例外，都是“反多元主义”的。例如某些宗教，对于异教的宽容和多元接受能力相对较低，也有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激进地反对多元主义。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仅仅反对他们就行，其实伦理学家提出过这个方向。麻烦在于，该如何对待这些人呢？

反多元文化者在很多方面咄咄逼人，在宏观社会，不论中西，他们都成为互联网上巨大的潮流。而在生活中，他们可能是你的父母、伴侣、朋友。伦理学专家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真理”和“本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地促使“反多元主义者”改变？就算有，谁来做这件事？谁来负责和反多元文化者纠缠呢？

假设我们接受，当下的问题就是抵抗住右倾潮流，重新推进“宽容”和“多元文化”，建立基于商业社会的合作秩序，诸多伦理学专家当然有不少针对这件事的“类真理”和“类本质”，但说了，就能接受吗？我们就会欣然去做吗？

就像环境科学专家也提醒过气候危机的严峻，为了避免更大的气候危机，人类必须大幅度改变生活方式。道理都懂了，但我们真的就能按专家说的去实践生活吗？

我们并不无条件响应良心专家的建议，人，当然会考虑成本。

4.

“上手专家”与“在手专家”

所以，文章最初的视野确实存在问题。良心的专家告诉我们“真理”和“本质”，我们就去照做，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

现在有很多专家尝试为我们构筑一片视野，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生活已经很好，不用改变。问题都是别人的，是他人的错。

听完他们的话，你获得了一个“真理”，即你是“现成正义的”。我们不如把这称为“上手专家”，他们给予你的道理不需要你做额外的事情，也丝毫不改变你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和目标。他们帮你证明，你现在有的就很好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理解和认识到这份好，以及问题出在别人身上。

但有另外一些，例如上面提到的麦金泰尔，和与他立场类似的伯纳德·威廉斯。他们主张“美德伦理学”，便不是”现成的正义“，反而极其强调通过德性实践来完成，与儒家的“中道”相似。此外，这种所谓实践不是个体的”自我提升“，而是对公共形成积极的影响，这就是一种古希腊的城邦传统。

如果一个人接受“美德伦理学”，他不能使用功利主义（我做了贡献）或目的论（我没有作恶）来进行自证，他的目的和行动势必在积极的变化中。这使得他的生活持续处于一种类似“在手状态”，总是存在问题，存在更进一步的可能。我们可以把这些，包括上面提及的气候危机专家，称为“在手专家”。

现在问题来了，在最开始的视野里面，我们希望存在有良心的专家，然后我们就接受他们的方案。但这里揭示的大问题是，我们面对专家并不中立，难以如白纸一样无条件接受专家的意见。

简单来说，我们考虑成本。“上手专家”倾向为我们提供零成本或低成本的方案，我们只用改个想法，换个理解，生活就接受了“现成的好”。

“在手专家”提供的方案成本则高得多，需要我们生活的轨迹和路径产生变化。当然，后一种专家需要不断想办法提供成本更低的“中道”方式，但再低，也不会比“上手专家”提供的那些蛊惑人心的方法更便宜。

所以这里我们再尝试问一个问题，“平凡人”是否可能什么都不做，也不改变世俗成功，充足消费的愿望，就可以获得现成的好生活？如果这个信念没有变化，我想即便专家已经给足了方法，我们依然会选择那个零成本的好生活路径。

这里面有更深的思索，现代专家不是智者，更多是一些技术专业人士，他们提供的是像电力供水一样的成套“技术方案”，这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和顺滑，顺滑到我们可以不费力，也不思索地完成生活。

这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便利的技术世界，可以说，我们是白白得到这个便利世界。现代技术体系的构成具有“规模效应”，从城市基础设施到网络平台，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得到规模化专业系统的“庇护”。

所以我们会搞错伦理学的话题，认为可以不额外做什么就得到“现成”的“本质”。伦理学是否可能也与此类似，不管是伦理专家给予的，还是社会制度直接给予，我们得到一个规模化的“伦理生活”即可，没什么需要我们做的，生活也不需改变。

这很像文章开头引用的评论的意思，直达我们可采用的“本质”和“真理”，就像墙壁上的一个自来水管，只需要拧一下水就流出来，达到“上手状态”。

个体生活当然不是如此，所谓“良好生活”的追求，别人无法给你现成。这就像很多电子游戏，一旦使用作弊的方式，游戏乐趣也就全然失去。

想要获得一种生活，恐怕没有现成的。即便你想接受某个伦理学专家的观念，所谓接受也不过是万里路的第一步，后面的每一步都要自己走下去。不过实际上，没有这么累。

尾声.

离开专家，我们到底要了解多少

所以，我们要开始脱离专家体系，了解一切知识了吗？

别急，在你接受激进的反城市的伦理路径之前，你还可以继续使用手机，拧开自来水管，接受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切。我们从来也没想要把一切现有生活颠覆，重来一遍。所以说到当下的人需要自我探索，也并不指自然水供应体系的构成、手机芯片制作、电路板原理。

和人类庞大繁杂的知识总和相比，我想面对今日棘手的问题，我们只是从中切出一小片。

在全球的视野下，很多问题是类似的，至少表面的问题是有限的：气候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差异、女性的广泛困境等等。当然，这些问题背后关联的事实、数据和知识依然庞杂，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不过我们也就从中选择一二，尝试去解决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必，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也许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问题背后都紧紧相连，现代社会背后有个大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的探索不是去探索人类知识总和，而是面对当下的实际困境。

在这个领域上，我们不应该逃避的自由，其实也是不可能逃避的自由。它既指我们个体自我的探索，也指面对实际问题，脱离“上手状态”的自我改变。

当下我们面临的实际困境，都不是什么新问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久病不愈的社会。就像任何一个久病不愈的人，我们面对疑难杂症没有任何现成够用的专家意见。

任何问题都需要个体探索，不过好在我们已经突破了在文章最初引用的第一命题，即“知无涯，生有涯”。我们不面对无涯之知，不管“上手状态”，只看“在手状态”的疑难。

希望这篇文章，从我们对专家“智者”印象的误解开始，让大家意识到我们生活的“上手状态”与“在手状态”。

如果你自认生活已经濒临绝望，说明你生活中重要的方面已经几乎沦陷，全是“在手状态”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可能还有现成的结论和方案呢？容我再次呼吁，开始疯狂探索吧，你需要探索的范围，也并没有那么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