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中国模式”（2）：三大要素的“两两关系”
兔主席 20221102
一、三大要素
1.三大要素
2.三大要素的相互关系（初步）
3.三大要素的内涵
4.三大要素被融入“中国模式”的先后顺序
二、三大要素的“两两关系”
1.从“社会主义”的视角看其他两个要素
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不断调整确立边界、格局：“市场经济”是在改革时期新加入“社会主义”的。之前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无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结果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要素。市场果然能够释放“改革红利”，但经过十多二十年的实践又发现，政府不对市场力量加以合理引导与约束的话也不行，因此又反过来增加政府的作用。中国这么多年所做的，实际上是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及经验总结、结合我们对各种制度要素的理解，再基于外部环境，以及我们的底层政治逻辑，重新优化并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合理“边界”、关系、格局
主次问题：“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两个要素将始终存在，是根本经济模式的一部分；两者的关系边界长期来看有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但不存在谁“否定”谁的问题。而且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定语，一个根本框架，一个更能代表底层政治逻辑的要素；市场经济是在这个大的范畴、框架和体系内活动的，永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存在是为了更好的应用和“驾驭”市场经济。在此，“社会主义”要素要协助“市场经济”解决的根本问题：
--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与交付（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
--从国家及社会的长远利益角度考虑经济战略、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而不能交由市场、企业、供需关系等市场力量确定）
--解决市场经济里可能出现的大资本、大企业不断扩张所导致的垄断问题（例如挑战监管、赚取“超额利润”、“与民争利”、“大到不能倒”及道德风险，及其他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问题）
--避免因为资本、企业、产业完全按市场逻辑发展所产生的经济金融危机及系统性风险
--避免其他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常见的因“市场失灵”导致的问题
--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单一的市场经济要素可以解决把饼做大的问题，但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看，依赖“涓滴效应”（trickle-downeconomics）惠及中低收入群体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在把“蛋糕”做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障资源与财富分配的公平，避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利用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等手段（以及鼓励三次分配）等，促进社会公平及共同富裕
--发展公有制经济（国企）——其除了参与提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民生福祉产品与服务等，还可以布局发展一些重点战略产业（例如军工科技）。在国际大环境变化下，这一手段也变得更加重要，变成了一种大多数国家没有的“法宝”
2）“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
“舶来”要素：“社会主义”这一要素是由西方“舶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迄今，“社会主义”这一要素都能与西方主流左翼经济政策产生联系和呼应。此外，当代西方政治极化的一个结果是左翼/极左翼政治也得到大发展（例如在美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或替代概念）频繁在公众话语里出现
但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天然链接：而如前篇都说，“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价值和愿景方面存在大量共通之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二十大报告》里的表述更加具体，“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古人的这些愿景和向往，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如果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没有这些元素，那么“舶来”的概念也不可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并且发展
与中华传统秩序也是相通的——这里主要指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政权/政府在其位，是要承担使命责任的：行“天道”；而儒家思想里的“天道”归于“民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二十大报告》引用语）。因此，政权合法性是有条件的：能够为民服务。一方面政府要接受伦理约束，另一方面民众也很容易形成对政府的巨大期待——尤其是当政府愿意承担这种角色的时候。结果是：中国传统上有“大政府”倾向（虽然历史上的政府并非都是大政府，甚至很多政府可能忽略民众，但中国的伦理是鼓励强有力的善治政府的，民众也不反对或不抗拒这种政府。而政府如果要承担巨大的“责任”，对应的就是获得充分授权及发展出足够的能力。而“社会主义”要素本质要求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里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从这一点上看，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秩序存在天然契合
提供了科学、系统、适应现代的制度手段：中华传统文化里，如果说“大同社会”比较像今天所说的“使命”（mission）、“愿景”（vision）；那么“仁”、“道”、“至善”、“天下为公”这些则接近于“价值”（values）。中国传统政治并不缺乏政治伦理与道德哲学，但缺乏适用于现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制度、治理手段等。“社会主义”要素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秩序的重要补充
更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进步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代表进步思潮的现代思想（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它关注的主体和主题更具体、更清晰、更系统、更广泛，也更与时俱进，适应现代社会；譬如对少数民族/族裔的关注；对女性的关注；对劳动者的关注；对其他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弱势群体的关注，等等
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
确立边界与格局：当代中国的模式是“先”有社会主义，“后”有市场经济，并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根据内外部情况变化，摸索确立两大要素间的边界、关系，构建新的格局；这包括确立市场经济和机制的根本地位与“边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的职能地位；确立政府的职能角色；确立重要公共产品的提供与交付方式；确立“资本”的属性与边界；确立财产财富的分配机制，以及确立与外国经济要素与市场力量的关系，等等；
“主次”问题：两者始终存在一个主和次的问题：首先，“社会主义”是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福利（“初心使命”）的手段，但接近底层政治逻辑，因此属于制度、框架，在经济模式里始终是一个“定语”，或可以用来概括根本制度；市场经济也是手段，但政治层级略低：它是一种“社会主义事业”可以运用、可以依赖的经济机制、力量和“赋能”手段
市场经济是“场地”与“平台”：没有市场经济要素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但“市场经济”的角色是给社会主义“赋能”。对今天的制度，不妨这样理解：市场经济好比一个“托盘”，一个“平台”，一个“足球场”；它提供底层的“操作场地”和“游戏规则”——比如足球、球衣、球鞋、草皮、门框、场地及其他体育用品等。在经济场里，这就是供需关系、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规范经济活动及保护经济权益（如合同契约及产权）的法律体系、金融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时代所没有的。在“中国模式”里，政府及公共部门无论如何定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定位、职能、边界，拟定具体的细项规则，但都不能脱离这个场地，要维持场地的运转
破解“短缺经济”问题：市场可以快速对价格及供需关系形成响应，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避免计划经济常见的“短缺经济”问题。而这些产品服务对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往往又十分关键
就业、财富积累与经济的正循环：市场经济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多种类、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帮助人们获得更多创造财富、积累财富的机会，并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社会生产力、经济的活力与韧性，提升社会财富，提升总体整体能力
人才：市场经济可帮助吸引、挽留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技术、能力、人才
发挥主观能动性：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逻辑是“理性经济人”，即，人多少都需要追求个人利益与物质利益，会对物质激励作出相应，会以物质文明为基础，追求美好生活。这其实就是“市场客观规律”。一个经济体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发挥理性人的动力，挖掘企业家精神、发扬创新精神等等。这就需要合理看待及利用“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允许个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允许资本探索利润——前提是，一切都在社会主义及传统价值及秩序的充分规范、约束及引导下
国内大循环：市场经济是一个可以帮助突破行政壁垒、打通国内市场，建立“统一大市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因素
面向世界：当今世界全球大多数国家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主旋律、主导逻辑。要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先进资源禀赋、吸引及挽留先进人才，搞好国内国际双循环，都得需要市场经济这个基本的“底盘”、“平台”；这是联系世界、对话世界所必须的具备的“制度基础设施”
总而言之，其一，这里所指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定义所定义的狭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宽泛所指的一种机制；其二，它既是平台，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赋能，是中国模式里的必要组成部分
2）“市场经济”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
善于经商的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全球各民族里，中国人均以精明及善于经商闻名。因此，“市场经济”一定是与中华传统里的许多文化、价值、实践、追求相契合的。如果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的角度出发，会看到“中华传统文化”里有很多“市场经济”的元素，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则应侧重看“市场经济”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的支持与弘扬
市场经济所需的基本伦理：诚信、契约、对内对外的忠诚：一个健康，有序、受到法律约束与保护、敬畏道德和公义，旨在长远运行（而非奉行“一锤子买卖”）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一定要求有商业伦理。而商业伦理中最基本的，就是诚信。要求诚信、鼓励诚信、奖励诚信、回馈诚信；另外，就是要求恪守契约，要将契约摆在非常高的地位，要发扬契约精神；还有就是“忠诚”——对内对外的“忠诚”：对内是考虑股东利益、员工利益；对外是考虑客户利益，同时兼顾社会责任。这些价值与理念都与中华传统价值高度契合，因此，一个好的、有序的、道德的市场经济应该能够帮助发扬中华传统价值与品格
“小我”的逻辑：市场经济鼓励和奖励个人努力、拼搏、奋斗、牺牲、创新——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里，个人努力奋斗是为了“小我”的回报的——可能是为了自己，也可能是为了小家庭、大家族——但这种“小我”，正是社会发展朴素、强大的原动力。在市场经济里，如果个人能够通过自己在教育与工作、创业里的拼搏、奋斗、牺牲中最终取得成就，就是实现了投入与产出链条的“闭环”。相比其他部门，市场经济的目标、规则、逻辑相对简单、清晰，比较容易实现“闭环”。而任何一个“闭环”的实现，都将有利于确立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信仰与社会秩序；
包容开放、守正创新：市场经济必然鼓励开放：要有包容、积极学习与借鉴，并能适应不同的环境；要胸怀天下，有国际视野和大历史视角；要学会中庸、调和，而非诉求对立与冲突；要能守正创新，兼顾过去与外来，静态与动态。显而易见，相比封闭的、刻板的单纯的计划经济而言，“市场经济”要素更契合我们包容、开放、自信的传统价值，也能帮助鼓励和发扬这样的价值
总结：市场经济要素，只要规范、有序的活动，是能够帮助确立与发扬许多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另外也要指出，许多这些价值也并非中国独有，是全世界不同文明共享的
3.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的视角看其他两个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语中国特色，指代的不仅仅是中国国情，还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这一条一直是新时代“中国模式”的基本逻辑，在《二十大报告》得到了明确的确认
道德补充：概念上看，“社会主义”更多是一种经济（及政治）制度安排，而“传统文化价值”更侧重道德和伦理维度，因此是对“社会主义”要素的补充及升华。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传统西方政治光谱里属“左翼”，主张左翼的经济社会政策及对应的政治格局与秩序。问题是：它与右翼所依赖的政治哲学和底层逻辑有很大的不同，上来即会遭到右翼反对。在极化的政治里，左和右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无论左、中、右，所有人都希望追求“善治”（benevolent governance / government），因为“善治”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价值，并且它属于理念、愿景层面的东西，不涉及具体的政策方法，不会引起争议。中华传统文化价值里有大量关于“善治”的哲学思想，以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加持“社会主义”，可以丰富其伦理维度，增加其道德内涵，使它更加有温度，更能与人们的情感产生共鸣
植根中国与“根深叶茂”：单从制度要素来看，“社会主义”是一个“舶来”概念，也只有在“中国模式”里正式地（而非隐含地）加入“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要素，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
使“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文明建立历史联系 将“社会主义”的许多元素与制度安排与人们朴素、感性、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 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身份认同（“中国人”）联系起来 与本国大众建立更深厚的、基于情感、文化、价值、理念、的超政治联系； 将新时代的“中国模式”作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与升华，在中华文明统绪里确立自己的历史关系与地位
中华传统政治秩序方面：
在中国传统秩序里，政府、社会各行各业各单位各组织、以至个体，都要为国家、为社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担当自己的角色。其中，政府要承担很大职责，而民众先天也比较容易接受和倒向“大政府”，接受“家长主义”；而一旦接受了“大政府”，希望政府做到更多，客观上也就要求政府具备在政治经济社会里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所对应的能力——无论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关键资源的提供，还是法律监管，还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些职能与形制上的“社会主义”有很强的对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价值伦理基础，且可能鼓励“社会主义”。
新加坡的案例：这一条应当借鉴跨国案例：以新加坡（历史上由华人主导的东南亚国家）为例，许多关系国计民生及重要基础设施的企业都是国企（新加坡航空、SMRT、新传媒、新加坡电信、新加坡邮政、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能源、Singapore Pools（博-彩公司）、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凯德集团，等等）；新加坡政府往往通过主权基金（如淡马锡）持有这些公司，并安排企业上市，在市场经济的游戏场里运作。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企呢？是马克思主义驱动的么？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么？并不是的。主要是政治秩序与文化的产物——新加坡政府很清楚：只有牢牢把握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将其作为“抓手”），才可能保证民生福祉，才可能制定及执行国家的百年发展大计。由于新加坡没有任何的左翼政治标签与标识，同时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经济体，所以西方不会注意这一点，不会跳出来指责新加坡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威胁剥夺其市场经济地位；但一经深究，我们会发现，新加坡的经济格局虽不能免除来自欧洲“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但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
“自力更生”：传统中国有“大同世界”的终极情怀与愿景，但同时，又特别相信“自强不息”，认为个人的功名成应当依赖个人的努力、拼搏、奋斗、牺牲获得，不能不劳而获，且“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有追求的人还要不齿怜悯。所以，中国人对“福利国家”（即由政府/社会养人）这样的概念是有较大的怀疑和抵触的。中国人相信的哲学，其实也都体现在党/政府时常引用的话语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种看法在许多东亚国家都存在（例如日本）。如果跨文明比较的话，与美国的拓荒精神及朴素的个人主义也很相似。这些因素其实是中国和许多国家/社会的共同价值，同时也是驱动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努力改变自己生活和境遇的精神：如何实现好的物质生活呢？一是要有强大的动力：对美好生活的执着、向往和坚强信念；二是要勤奋，要敢拼敢创，吃苦耐劳，有坚强的意志；三是有一定的利他主义：一个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自己，还要改变家族的命运。这些都是传统价值驱动的。而在这样价值观下形成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他们驱动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园可以给他们最大的奋斗舞台；
商业文化与传统：中国有一些地方以善于经商闻名世界——这些地方大多位处东南、华南沿海地区，再加上少数的内陆地区（例如山西）。这些地方的人，除了有强大的动力、吃苦耐劳与勤奋的精神、一定的利他主义（为家族努力）以外，还需要：一是商业敏锐性：这一条靠天然悟性，但也可以“代代相传”，不断地强化；二是要恪守商业社会遵循的伦理：守正、公允、诚信、和善、中庸；三是要经营好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能够调动各种资源。这都要求能够长期地、可信地遵循商业及社会伦理价值；四是守正创新，要遵循已确立的优秀传统，但又不能因循守旧，能够与时俱进探索新事物，并做一些关键突破。以上均可以转化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家精神”，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
学习与提高：有个现象是，善于经商的地方的人不仅善于经商，也爱好学习。这里可以看看历代进士的籍贯分布及京城里会馆所属地方——大多是华南/东南省份。但对于国人来说，对教育和精进的向往是我们的共同价值，“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入仕，还是经商，还是做一门手艺，一个工种，一个职能岗位，只要通过勤劳努力，都有功成名就。这些拼搏精神会转化成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向上精神，都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
传统价值与商业文化的关系：我们倡导的大多传统道德与价值，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至善”、“中庸”、“和为贵”、“廉耻”，到道教的“慎终如始”、“济世利人”，到佛教的造福大众、“自利利他”到因果轮回报应（“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都与基本的商业伦理/逻辑及崇高的商业理想追求相契合。弘扬、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有助于推动商业社会更加健康的发展，使得市场经济更加规范、更加有序，市场参与主体更能遵循长期主义
“重义轻利”、“抑商”：古语说，“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倡导公平买卖，用更高的道德伦理限制商业行为，并认为“义”比“利”更高，在道德上俯看重商主义。另外，古代社会又依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形成了分阶，所谓的“士农工商”，又一直有“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追溯至商朝，以至于重商的“商人”“形象”不佳，后代再无以“商”作为国号者）。这就使得商业逻辑在中华传统里一直为更强大的逻辑（包括政治秩序、社会伦理及抽象价值）所规范和限制。表面上看，这是对市场经济的限制，但在历史上看，这些价值的存在并没有阻碍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而放在今天的语境，市场/资本的力量更强，我们需要更好的规范市场，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一些道德维度的引导；我们需要将“公序良俗”引入到规范市场行为的框架中来；我们需要限制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让市场参与主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需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其设置“红绿灯”。这时，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与伦理依据
总结：增加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推广普及教育，将有利于一个构建更好的商业生态，帮助建成一个可持续的、负责任的、健康的、长期主义驱动并且与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契合的市场经济
最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大要素是存在张力与冲突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都在找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合理定位、边界、相互关系，并将两个要素牢牢地绑定在一起。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与秩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别都有深刻的联系，且是影响政治建制的重要要素，因此，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因素串联、绑定在一起的重要力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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