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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默呼吸》获TIDF评审团特别奖:一个劳动者的残酷绝望人生

《尘默呼吸》获TIDF评审团特别奖:一个劳动者的残酷绝望人生

纪录片


在刚刚结束的2022台湾纪录片影展(TIDF)中,由李维导演的新片《尘默呼吸》获得再见真实单元「再见真实奖评审团特别奖」。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西南山区的三姐弟,他们的生活被尘肺病牢牢的束缚,整个家庭陷入无尽困顿,父亲的生命也在无声中消失。



采访撰文- 索子菲

编辑-Sahara


呼吸,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是生活里稀松平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尘肺病患者而言,呼吸,却成为了一种奢侈。


粉尘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而尘肺病则是最严重的职业病。


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91.5万人,现存活的职业性尘肺病患者大概还有45万人。


李维导演的新片《尘默呼吸》记录了尘肺病人郑大章在生命最后时光里,慢慢走向生命陨落的过程,也展现了西南山区一个被尘肺病所困家庭,真实的生活状态与家庭关系。



面对复杂宏大的尘肺病议题,导演没有选择去调查人物患病的经过,也没有展示其对生活的抗争和控诉,而是用极简的镜头语言,冷静和克制的呈现残酷和无力的日常。


《尘默呼吸》之前,李维在21岁时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飞地》。从凉山深处的村庄,到县城青年的困顿,再到尘肺病患者,这位青年导演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关注一个又一个社会议题。


此前,《尘默呼吸》入选第十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敬!华语独立纪录片」单元,提名「再见真实奖」,将于今年五月在台北首映。


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看完这部影片很受打动,还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这部纪录片。“李维耗费时间与心力去打磨的镜头,主要发生在大章的房间,画面看似简单,实则困难至极。我做过不少困难的田野研究,但我真不能想象李维是如何撑过那样的时光。摄影镜头是他的保护罩,也是他的放大镜,他悬置了心理的冲击,悬置了与大章的互动,但是我相信,看似不处理的悬置,其实是最困难的处理。”


(《尘默呼吸》剧照)



近日,凹凸镜DOC独家采访到了《尘默呼吸》导演李维,以下是专访全文。


凹凸镜DOC

你最初是如何了解和接触到大章这一家人,并决定要去拍摄的?前后拍了多久呢?


李维:对于尘肺病的前期调研,我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做了。


大概是2015的时候,我们当时跑了很多地方,在重庆也看望了一些尘肺病患者,还去了陕西,和“大爱清尘”还有袁立一起。因为“大爱清尘”是会做中国尘肺病人的调研报道,所以就一起去了陕西的山里面,看望这些病人。后来还去了郑州,去了当年“开胸验肺”事件的张海超家里。2015年就是做了这样一次调研之后,中间一段时间因为做其他的片子,就暂时先放下了。


然后是2017年底12月份的时候重新开始拍摄,当时选这一家人是想找离重庆近的,我就问NGO有没有离重庆比较近的尘肺病人的资料。后来我在“大爱清尘”的微信群里看到了一些求助的信息,就注意到了大章这家人,他们刚好也在重庆。于是我就拜托当地志愿者帮我询问能否进行拍摄,得到了拍摄同意,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对这家人完全不了解。所以就是这样选择了大章一家进行拍摄,这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选择。从17年年末开始拍摄,到18年8月份拍摄结束。


凹凸镜DOC

片中的志愿者有提到,大章之前的工作石英厂很多人都得了尘肺病,这个村子还有其他家庭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李维:有。因为中国的农民工外出打工,会和亲戚朋友或者是同村的人一起去。所以大章一家实际上最开始是四个兄弟都在这个石英厂打工,后来大章的大哥二哥相继离开了,但是大章想继续打工挣钱,所以就继续留在石英厂,也就导致他后来的情况比较严重。大章的大哥现在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尘肺病症状,只是情况相对好一点,大哥也在片子当中出现过。


凹凸镜DOC

去拍摄这样一个被尘肺病困扰的家庭,尤其是在拍摄大章卧床到去世过程当中,在拍摄方式、纪录片伦理等细节方面会有怎样的考虑呢?


李维:其实当时我看到这家人,看到他们家里的三个小孩子之后,我在拍摄之前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拍摄方向,我不想拍他们对尘肺病的抗争、控诉,和怎么得病的过程。我想拍得了尘肺病之后,病人和他家庭的生活状况,因为不管是NGO也好,还是一些报道也好,大家关注的更多是尘肺病病人本身的痛苦,或者是病人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而患病的过程。那尘肺病家庭里他们具体生活的状态是什么,其实没有人关注,也没有纪录片去拍摄。所以我从想做这个片子开始,调研完了具体的情况,就决定要从这个角度来拍。


具体拍摄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要把大章这个人物悬置在中间,我不去与他对话,而是去拍摄他周围的人,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不去与大章对话,把他悬置起来,也是我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了。与大章对话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也是我自己觉得很残忍的事情。


(《尘默呼吸》剧照)


在拍摄的时候,制片人层面也在考虑说,怎样去尽可能多的取得素材,我们谁都不知道这个拍摄什么时候就会终止掉。因为考虑到大章的病情,和当时外部的一些压力,我们都想在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取得素材,所以就想让我去采访,和大章对话。


当时我其实非常抗拒,我一开始就不想这样做。但是制片人们从制作的层面上,还是在push我去这样做,但是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去做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其实所有我想问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我去问他,只不过是需要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去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来讲。这些问题观众也知道答案,我没必要去问。


所以其实片子从始至终,从开始拍摄第一天见面。直到他去世,我和大章都不熟。我没有和他有深层的交流,只是有简单的对话。


凹凸镜DOC

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李维:其实还是和大章待在一个房间里面(很困难)。这是很无措的感觉,你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要死亡,你看着他,他的身体一点一点发生变化,整个人的状态也非常不好。他的家庭状况又是比较贫困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虽然说是父母在照顾大章,但是时间一长之后,整个家庭就会变得非常疲劳,父母也不会再天天守在病床前,他们还要照顾小孩子,还要种地维持家庭生计。所以他家里的人也非常无奈,他就是每天一个人在昏暗的房间里躺着,没有人理他,一个人痛苦地呻吟,只有我在那个房间里。我也不会和他讲话,我就是在摄影机后面看着他,这个过程是非常难受的。


再回过头来看他的三个小孩,他们就不太懂得家庭的情况,和父亲面临的状况。大章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已经上三、四年级了,按理说应该是已经懂事的年纪,但是她好像还是不太清楚家里的情况,每天还是很调皮,带着弟弟妹妹玩儿,没有去帮家里分担一些东西。这个状态是比较痛苦的。


(《尘默呼吸》剧照)


凹凸镜DOC

除了大章之外,你在拍摄过程当中,跟这个家庭里其他人的交流和沟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李维:其实跟三个孩子交流的相对比较多,但就像刚刚说到的,他们还不太懂事,所以没办法和他们进行一个比较深层的交流,仅仅是平时生活中的关心。他们爷爷奶奶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也谈不了更深的东西。如果是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我们知道了之后,还是会帮助一下。


凹凸镜DOC

有注意到片子的结尾部分其实是一个很日常的场景,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拍到哪一个阶段的时候觉得这个片子可以收尾了?


李维:这个片子当中让我觉得拍到了我想要的,可以使这个片子成立了的镜头是,那天大章很痛苦地说,让他妈妈给他弄点绿豆,他妈妈一直到处去找。然后她妈妈把绿豆拿回来在锅里煮。我把摄影机放在大章的房间门口,三个小孩在房间外面吵闹,房间里面是大章痛苦的呻吟,和他母亲不耐烦的回应,疲惫地去帮他处理那些问题。拍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片子就差不多有了最主要的东西。


凹凸镜DOC

有注意到整部片子镜头的处理,包括没有用任何配乐,几乎是一种极简的呈现方式来展现“尘肺病”这个社会议题。


李维:其实从我第一部片子拍摄开始,一直都不怎么用音乐,我没有用音乐的习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用不好就会变得很煽情。这种现实的东西,靠镜头其实是可以把气氛和情绪烘托起来,没有必要再靠音乐。当然不是说音乐不好,而是说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用好,那我就不用。并且我能用镜头把情绪烘托出来,那就没必要再用配乐了。


凹凸镜DOC

大章得了尘肺病后,除了志愿者帮助,当地还有什么支持吗?


李维:其实在当时调研的阶段,2014、2015年的时候,尘肺病在当时处于一个,不太能够被公开讨论的状态。实际上从我拍摄的时候开始,他们才有低保,以前是没有的,低保一个月也只有几百块钱。现在大章去世了,只有奶奶和三个孩子,一家四口人,一个月也就1400、1500块钱,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月能吃上一两次肉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了,你想四口人吃饭,还有日常的开销,就是很大一笔支出,就是比较困难。


凹凸镜DOC

您在完成拍摄之后还有对这一家人进行回访吗?这三个小孩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


李维:现在都还是在上学,大女儿已经上初中了,两个小的还在念小学。家里现在只有奶奶带着三个孩子,爷爷是去年年底去世的。


(《尘默呼吸》剧照)


凹凸镜DOC

所以现在来看,对于这些尘肺病家庭的帮助还是有待提高的,他们生活的现状还是比较困难的。


李维:对,非常困难。虽然尘肺病NGO也在做一些帮助,但这些救助也是建立在这个病人还存在的基础之上。当然现在的话,像“大爱清尘”对于这些家庭还是会有援助。


凹凸镜DOC

拍完这部影片,你了解到现在尘肺病家庭是什么样的处境?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困境是什么?


李维:现在的处境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关于职业病的立法,以及NGO也在积极推动这方面。落实到具体的层面,也就是政府可以给这些家庭提供低保,让社会爱心人士能够帮助一下,更多的其实也没有了。这个事情还是得看自身的“再造血”能力,自身的家庭要如何摆脱贫困。社会层面帮得了一时,但是帮不了永久。


凹凸镜DOC

对于这样一些原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来,尘肺病带来的打击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李维:对,那最根源性的问题就是说,当初工作的企业,没办法给患者进行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在法治健全的正常情况下,员工患了病,企业是要做出赔偿的。但是在现在,有很多人患上尘肺病之后是没办法获得赔偿的。这个问题的出现,也跟相关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导致患者没办法得到赔偿。


凹凸镜DOC

像大章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之前工作的石英厂是一个私企,倒闭了之后也没有给到他们家一定的赔偿。


李维:中国的农民工其实有很多都是没有签订合同的,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去工作,而职业病的鉴定方面又比较复杂。这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系统性的缺失。职业病的鉴定必须要去专门的职业病医院进行,但是要去这样的医院做鉴定,又需要提供用工合同,得证明你是在这个环境下工作过的。那连用工合同都没有,也就没法鉴定,这就导致了当年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这是这个系统,这个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个体的问题。


凹凸镜DOC

《尘默呼吸》跟你以往拍摄的纪录片作品相比,在拍摄内容,镜头语言,情感表达上,会有什么不同或者是特别之处吗?


李维:这一部跟之前的作品比,不同的地方在于,上一部作品里的语言比较多,而这一部在拍摄的时候我就在想,不要说太多话,就用镜头讲故事好了,摒弃掉靠语言输出的东西,用纯粹的影像去烘托气氛,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凹凸镜DOC

你过往拍摄的作品,大多以四川和重庆为背景,您对于川渝地区,会有一些特别的情感或者记忆吗?


李维:因为生活在川渝,所以会对这里更多关注一点。另一个原因是,离得近的话,也就更加了解,大家交流起来更顺畅。大的方面其实没有考虑过,也不是故意要选择在这里。


凹凸镜DOC

你之后的纪录片创作还会继续以川渝地区为背景吗?


李维:会的,目前在拍摄的一部作品也还是在川渝地区。


凹凸镜DOC

了解到你其实是很早就走上了纪录片创作的道路,拍摄《飞地》的时候你只有21岁。你是怎样开启纪录片创作道路的呢?


李维:大概更早的时候,17、18岁我看了很多的纪录片。但是对于纪录片创作的启蒙,应该是艾未未的《老妈蹄花》,关于四川地震的一个片子。看完之后就觉得纪录片原来可以这样拍。后来慢慢地接触了更多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就觉得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然后自己也想拍,就开始去做了。


凹凸镜DOC

你觉得纪录片在你成长的道路上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创作和拍摄纪录片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


李维: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这些人,当然我们这代人可能稍微好一点,接触到的多一点,下一代的人可能更接触不到自己所处阶层以外的人。我做纪录片其实看到了中国社会更多面的东西,了解更多我们平常生活接触不到的群体,去体会他们生活的痛苦,对身边的痛苦,和远方的悲鸣,会有更深的体会。我会更多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只局限于自己安逸的生活中,更多还是要去思考我们的社会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凹凸镜DOC

你纪录片拍摄的选题从四川凉山的村庄,到县城青年,再到尘肺病患者家庭……你在纪录片创作几乎一直关注社会议题,为什么会热衷拍摄社会议题的纪录片?


李维:这个是我从小的家庭环境造成的。小时候我外公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从小在我外公家,从幼儿园开始,每天晚上都要看新闻联播。上中学之后学习变忙了,周末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会把这一周的报纸放成一摞,他知道我要看,所以会提前准备好。


从小对于社会新闻就有家庭的熏陶,就养成了关心社会议题的性格,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新闻还是有很多反思和批判性的东西。上了高中之后看了更多的书,也会反思学校的一些表达是不是不太对的,越看越多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并不是书本里看到的那样。这也就导致我一直对这些社会议题比较感兴趣。


凹凸镜DOC

2014年拍摄《飞地》,几乎是你一个人完成,到《尘默呼吸》,有多个国家制片,有专业的声音制作。对于纪录片的国际合作,团队合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维: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得麻烦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个必然的趋势,因为资金的情况,在国内很难找到足够的资金。而国际化能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对这个片子不同的理解,帮助你在更多的细节上做的更好。我觉得是未来发展一个必然的趋势。国际化合作虽然麻烦,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尝试这个工作方式,打开视野,这很重要。


凹凸镜DOC

作为年轻的纪录片创作导演,你现在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李维:困境的话,还是来自于资金和播映的渠道方面,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到。你拍中国人的故事,但中国人没法看到。现在的情况相较于十多年前其实更加恶化了,那个时候还会有各地独立的影展和小型的放映会,现在越来越少了,那大家看到机会就更少了,交流的机会也更少了。以前我们的片子还能够在大学校园里放映、交流,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没有人能够看到,学生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也没办法交流,这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扰。那我们拍摄的意义在哪里?拿出去给老外看吗?我想这也不是我们做这些片子的初衷。


凹凸镜DOC

你是否有感受到现在青年导演的创作环境,独立纪录片的生存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李维:我觉得是越来越没有人来做这件事了,纪录片不赚钱,也没名没利。我这两年也看到,很多在国外学习电影的中国人,他们其实抱有的一个观点是,我得先保证我的生活。这个当然没有错,只是跟我们以前更加无所谓的状态有所不同。他们现在更多的是去拍剧情片了,而不是纪录片,这个可以结合我前面谈到的。他们不知道在国内可以这样去做纪录片,所以也导致了他们不去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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