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绝望和我的绝望

我想起了疫情之前的那一次国际旅行。

在泰国曼谷的一个晚上，我在湄南河边的一家小餐馆点了一盘炸猪肉。

等了十分钟左右，服务员竟然给我上了鸡肉。

我据理力争，要求退换。然而，服务员坚持说我点的是鸡肉，我一时死无对证。

这个时候，邻座两位结伴出来旅行的二十出头的美国女孩，主动走过来，和售货员说，她们刚才真的听到我点单的时候说的是pork（猪肉），而非chicken（鸡肉）。

有了旁证，服务员只能给我退换猪肉。

炸得酥黄的猪肉端上来，我打开一瓶冰镇黑根啤酒，白色泡沫马上往上串，不忍心白白流了浪费，我赶忙对着瓶嘴喝一口，舒爽得禁不住“啊”了一声。

邻座那两位美国女孩，朝我点点头，微微一笑。

乐于感知和分享别人的喜悦和痛苦，这种素质，在国人身上仍然十分稀缺，更不用说让他们为陌生人捍卫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正义。

如今，我们大城市到处人潮密布。然而，拥挤的人群不过像一堆土豆，看似密集，实则松散，一把水枪就可以轻易把它们冲散。

集体主义绵延了几千年，这个民族却至今没有发育出共同体精神。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暂时停留在了泰国曼谷。

2020年3月9日早上，在国外旅行了两个多月之后，我踏上了回国的客机。

在高空中，透过飞机舷窗，我对曼谷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座城市，我每次离开，都会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曼谷。

在那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不瘟不火。人们普遍非常友善温和，待人彬彬有礼，社会秩序井然。

离开曼谷那一天，武汉疫情即将结束，泰国的疫情却开始小规模爆发。

在飞机上，我深信，疫情半年就会结束。我很快就会再次飞到曼谷。

过去两年时间里，每次听说泰国旅游业遭受疫情重创，一片凋零，我总会不时担心，曼谷马路边那些泰式推拿店的小弟小妹们是否失业，路边摆摊子买鸡饭的一对夫妻是否还有生意.....尽管他们和我素昧平生。

两年多过去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去泰国。深夜时分，偶尔想起曼谷清迈和那些温和友善的人们，我竟然会泪眼婆娑。

不好意思，我又感情泛滥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吧。

没办法，拗不过那台点钞机，我只好点开微信，付了款。

尽管这不过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的感觉却像是在同一股看不见、摸不住的强大惯性力量周璇。最后，无力地落败了。

提着一袋子蓝莓，走出水果超市。迈上台阶那一刻，就像有一块铅压在我的心头，我有点沮丧，脚步有点不大得劲。

我非常清楚，那一刻，我心头密布的浓云，并非那台点钞机制造的。

一段时间以来，看到一些图文和视频，屡屡让我伤心泪目，一片片云雾早就压在心底。意外被小事搅动一下，它们便迅速滚滚升腾。

上了十几级台阶，来到街面。人行道前面，走着一对中年男女。

冷不丁，那个男的举起右手，用食指压住左侧鼻翼，把头朝右边一歪，肩膀一耸，“哼”的一声，用右侧鼻孔喷出一股浓浓的白雾。

在微风的轻轻吹拂下，白雾全都往后面飘散。

后面的行人，似乎对此早就已经习惯了，毫不遮掩，敞开口鼻，坦然迎面消受。我却恶心得不行，真想立刻冲回家洗洗脸。

往前面走几步，快到十字路口了，看到一辆被红灯拦下来的轿车车主，摇下车窗，把烟已经抽完的盒子，随手扔到马路中央。

他根本不关心，保洁人员到马路中间捡垃圾，要不要冒着被车撞到的危险。

在西部城市，这种行为现在还时有所见。很多市民脑袋里完全没有“公共责任”这根弦。要让他们进化到现代公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回到家，打开电脑，一条社会新闻扑面而来。

在某大城市，一些阳性感染者，被拉到方舱医院隔离半个月之后，终于转阴了。他们收拾行囊，兴高采烈地回家，却被小区居民集体挡在门外，不让进去。

这些返阴居民中，既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有七十多岁的老年人。晚上，他们都只能露宿街头。

前几天，看到小区居民集体跟防疫人员诉苦说，他们不希望哪一天被拉到方舱医院去隔离，他们强烈反对把家里七八十岁的阳性感染者拉去方舱医院......我非常同情，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心情。

没想到，当他们遇到比他们更加弱小的从方舱医院返回的街坊邻居时，竟然集体换上这一副嘴脸。

他们和他们痛恨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傍晚六点，到了应该写作到时间了。

今天，细想起来，好像我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在电脑前坐下那一刻，却感觉心堵的慌。

有些读者说我有点像“当代鲁迅”。我比较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离鲁迅差远了。然而，尽管隔着将近一百年的时空距离，我对鲁迅内心的绝望，却有着强烈的共情。

愚公移山，面对的是一座看得见的山。山体虽然庞大坚硬，愚公却能找到发力点。只要他持之以恒，移山只是时间问题。

而此刻的我，很想出点力气，做点什么，却痛感无处发力，因为狠狠罩住我心窝、掐紧我双手的，是严重固化的群体认知、价值观和思维惯性。

它们无处不在，却看不见、摸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