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胥之梦与爱情理想：《梦华录》如何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欲望和焦虑？

《梦华录》的剧名来自描述北宋末期都城汴京风土人情的名作《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随父定居京城，生活了二十余年，靖康之变（1127）后，孟元老南下“避地江左”。书就《东京梦华录》是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此时距离他离开汴京已过去20年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他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华胥之梦”的典故来自《列子》，相传黄帝白日入梦华胥氏之国，认为它是世外桃源，后世这个词被用来形容理想的安乐乡。宋人的华胥之梦与今人的遥想交相辉映，《东京梦华录》的作者通过书写追忆旧都繁华，《梦华录》的观众通过观剧想象文明盛世。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 著 侯印国 译注
果麦 | 三秦出版社 2021-4

事实上，在《梦华录》之前，已经涌现了一批或直接以宋朝为背景（如《清平乐》《大宋少年志》《大宋宫词》）、或从架空小说改编向宋朝文化氛围靠拢（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鹤唳华亭》）的电视剧。近年来宋朝相关电视剧的突然井喷被形容为“大宋文艺复兴”，“Vista看天下”的一篇评论认为，人们在这波宋朝热中最期待看到的是一种兼具风雅和风骨的文化气质，“现代人一边担忧我们的文化和生活趋向粗鄙，一边也在这种重现我国历史文化巅峰的画面中，找到了安慰与寄托。”

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下许多宋朝电视剧中，这种对“华夏文化顶峰”的具象化呈现为对物质文化细节的极尽铺陈。就《梦华录》而言，虽然它的朝代背景是虚化的，但其中的北宋人文风俗细节却又做到了几乎处处严谨可考。比如，女主角赵盼儿与好姐妹孙三娘和宋引章以开茶坊为生，剧中提到的一系列宋代名茶“谢源茶”“青凤髓”“灵隐佛茶”“径山茶”“真如茶”“北苑先春”等等皆可找到文献。赵盼儿“搞事业”的那场重头戏“斗茶”，在视觉上细致还原了宋代点茶的种种技巧，特别是北宋《清异录》记载中早已失传的“茶百戏”：“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茶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就散灭。”茶坊所售的饮品果子名称，也大多可在《东京梦华录》中找到原型。

在时下许多宋朝电视剧中，对“华夏文化顶峰”的具象化呈现为对物质文化细节的极尽铺陈。（图片来源：豆瓣）

学者、作家倪湛舸此前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宋朝物质文化繁荣、市民社会兴起的时代特征，是它对当下中国人别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说，强调宋朝与当今社会的共通性是一种合理化当下消费文化的商业策略。在谈到《梦华录》时倪湛舸注意到，“这部剧的每一集最后有一个小剧场，介绍宋朝日常生活中精致的物品、流行的习俗，能看出来这是利用当下对宋朝的公众幻想，弘扬消费主义话语。”在剧外，“梦回大宋”引发的消费浪潮体现在社交网络上种种以《梦华录》为噱头的营销，从同款点茶、果子到取景地、妆容服饰乃至宋朝相关书籍，不一而足。

但另外一方面倪湛舸认为，宋朝又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巨大历史创伤，这令公众亟需在幻想中弥补伤痕，追溯辉煌。为此，最受欢迎的“大宋叙事”往往有意无意地规避“历史麻烦”，一如《东京梦华录》用“故都风华常念远”消解两宋交际的阵痛，《梦华录》则是用物质文化细节的“真”和时代背景、政治格局的“不真”来想象宋朝。除此之外，一些历史刻板印象、误区乃至当下的文化偏见也左右了编剧的判断。

剧中男主角顾千帆供职的皇城司即为一例。作为负责情报工作、以雷霆手段替宫廷收拾罪臣宵小的皇城司副使，顾千帆有“活阎罗”之称，被朝中清流和百姓所不齿，可他的真正志向是潜伏进皇城司收集阉党罪证，匡扶正义。这个人物设定不免让我们联想到锦衣卫之类的特务机构，但事实是，宋朝并未像明朝那样出现过严重的阉人政治和特务横行。湖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广丰在其个人微博上介绍了历史上皇城司的情况，指出虽然皇城司的军队独立于禁军，不受三衙统属，不被枢密调度，只听皇帝指挥，且皇城司指挥官一般为宦官和皇帝亲信，但说皇城司的人等于阉党是不对的。而且从其职能上来说（保护皇宫安全、刺探百官情伪），宋朝皇城司远远达不到明朝锦衣卫的作用。

顾千帆（图片来源：豆瓣）

剧中皇后的设定也颇能反映主创团队乃至我们时代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故事一开始，顾千帆受命前往江南追查《夜宴图》的下落。此时朝中党争激烈，辅佐皇帝多年、得到阉党支持的皇后被清流一党视作眼中钉，他们认为皇后早已失贞，“骗了官家十几年，那幅画就是证据。”

通过剧中皇帝沉迷于祥瑞、曾在泰山封禅的细节，我们可以推断出《梦华录》的时代背景是北宋真宗朝，那么这位皇后就是刘娥。景德二年（1005）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就懒于朝政，大中祥符三年（1010）后更是精神每况日下。刘氏临危受命，并在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后临朝称制，首创“垂帘听政”。刘太后在临死时依然保有国家领袖身份，尽管此时仁宗已成年。刘太后掌权期间确有争议（比如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决定在祭祀太庙时身着龙袍，头戴冕旒），但当时正直的士大夫不大可能用贞节问题质疑她的执政合法性。《宋史》对刘太后的出身讳莫如深，有史料称她曾是名妓伶人，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真宗是不介意她的出身的。宋朝皇后中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她曾在宫中作为幼年女伶表演，吸引了仍为皇子的宁宗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其实是中国帝制时期最后一个皇后、太后在政治、文化和内廷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朝代。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梦（Keith McMahon）在《天女临凡》一书中指出，宋朝并不反对后宫女子临朝称制，两宋共有九位皇后临朝称制，统治年数加起来超过百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只有一位女性临朝称制，即慈禧太后），《宋史》编纂者曾自豪宣称，宋朝没有像武后和韦后那样女性招致的灾祸。不过马克梦发现，受武则天的“历史教训”影响，宋朝的确在防止女性独揽朝政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从宋至清，“女性统治异乎寻常且令人不快”的印象不断加深，让宋代之后的后宫女性面临不断严苛的控制与防范。后宫女性的地位变迁很大程度上也是帝制时期整体中国女性命运浮沉的缩影。

《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
[美] 马克梦 著 辛兆坤 译
九州出版社 2021-03 

刘广丰感叹称，受一些小说或电视剧影响，大众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都停留在明清时代。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明清的政治格局、社会环境与宋有很大的不同。宋史研究者吴钩援引多位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宋朝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文明的中断”形容之亦不为过。从宋至今近千年的历史沉淀必定在我们的历史想象、价值判断中留下深刻印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不难理解《梦华录》为何在一些地方给我们时代错乱、“还不如古人开放”之感。

需要指出的是，古偶剧与言情小说具有同构性——浪漫爱都是其核心，且它们吸引的受众以女性为主。《梦华录》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它再现了当代都市女性的爱情理想：男女双方除了“甜甜的恋爱”之外，都有各自真实可信的职业抱负和生活烦恼，且他们在精神层面势均力敌、棋逢对手。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有暧昧、猜疑和患得患失，但终归确认彼此心意，双向奔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赵盼儿的思想与行动展露出强烈的主体性、野心和自信，是非常能引起当下年轻女性共鸣的。当顾千帆以保护的名义试图阻止她在东京开茶坊时，她的回应是女子一味“手心向上”就会失去自我，唯有经济独立才能保持自尊；在流泪向孙三娘承认“我可能有点喜欢他”时，赵盼儿也不忘重申自己必须牢记“女子贵自立”，“一旦想要依靠别人，就有了弱点。”并且她直接向顾千帆摊牌，要对方想清楚身份立场再来面对她。另外，她设计解救私奔后遭遇家暴的宋引章，与宋引章和被夫家休弃的孙三娘各司其职、携手创办茶坊的情节也罕见地在古偶剧中展现了女性的真挚友谊和商业头脑。

《梦华录》罕见地在古偶剧中展现了女性的真挚友谊和商业头脑。（图片来源：豆瓣）

我们因此可以说，赵盼儿是按照时下年轻女性“不要恋爱脑，要搞事业”、“不要雌竞，要girls help girls”的自我期许模板打造的一个女性角色，她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要求的心理主体——理性、精明、独立且自律的创业者。她们无论面临多少实际限制与困难，都应通过自主选择和自我担责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客观而言，赵盼儿的这一部分人设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性别观念的水位变化，是有激励女性观众的力量的。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违和感就出现了，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赵盼儿、宋引章和张好好一再以自己的“清白”为傲。赵盼儿的身份脱离原著中的妓女设定，成了一位有官宦背景的脱籍良民；新版宋引章在剧中强调自己“卖艺不卖身”，急急与浪荡子周舍私奔也是为了摆脱乐伎献艺的悲惨命运；而身为花魁的张好好则脱口而出“以色事人才叫贱”，自己凭本事吃饭，得官家娘娘亲口称赞两回，因此有资格抬头挺胸做人。

花魁张好好脱口而出“以色事人才叫贱”，自己凭本事吃饭。（图片来源：豆瓣）

剧中女性角色公然与风尘女子划清界限，不仅是对关汉卿原著主旨的背离，也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男权社会“女性嫌恶”中“圣女”与“娼妓”的分离和支配。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指出，近代一夫一妻家庭制与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互为表里，性的双重标准将女性分为两个集团，包括“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等。这一二分法一方面是男性对女性这一社会性别的他者化，另一方面也被女性内化为道德律令，加重了女性群体内部的歧视和分裂。

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同样的女性二分法也能找到本土表达。美国历史学家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在明末清初的语境内，“闺秀”与“名妓”是一组有趣的对比：她们虽然因争斗而分裂，但也同时从属于同一群男性精英——实际上，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通过“从”一位男性而各自追求更好的命运，获得自己的社会性别身份。由此，儒家社会性别体系具备“女性是同一的”和“女性是差异的”这一孪生特点。但高彦颐提醒我们注意，虽然妻子与名妓的不同身份定位，使得区分闺阁和风月场的法律界限从唐持续到清，但就官方意识形态而言，个体女性最重要的是她是否对一个男人保持忠诚。也就是说，妻子与名妓之间的道德鸿沟并非难以逾越，无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都能通过忠于一位男性守节——这是唐代和明代白话故事中名妓女主角往往被刻画为“有远见和忠实的爱人”的主要原因。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高彦颐 著 李志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5

由此可见，《梦华录》对“女性出身和主观意愿是否清白”的强调与其说是传统的延续，不如说是当代道德焦虑的投射。这种道德焦虑源自我们对女性在公共领域获取声望、财富和话语权日益严苛的审视——女性获得世俗成功（特别是阶层跃升）越来越被认为需要具备合法性，否则就是僭越。正如我们在“X媛”的污名化中所见，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未来不可预测性加剧社会焦虑的情况下，对个人境况不满的人更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偏见，部分年轻女性为此承受了（很多情况下并不公正的）越轨指控。

当社会中若隐若现的敌意潜入女性的集体潜意识，维持女性纯洁与良善恐怕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因此一个如赵盼儿这般“完美无瑕”的女主角，可以出身贱籍、曾有旧爱，但必须保持清白之身；可以聪明机警、善识人心，但不能世故老道到勘破一切社会运作法则。如此这般，编剧与观众也就难以想象女主角能完全独立地在封建社会中生存，天降男性拯救者于是成为唯一的出路。在撞到结构性的外部倾轧力量时——比如一位不公正的判官、一位见色起意的高官——来自另一位男性的更高权力才是倚仗。与此同时，在两性财富和经济资源不平等、爱情日益成为两性博弈的情况下，当代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越来越表现为对经济安全和感情稳定的强烈诉求。因此要在剧中展现“完美爱情”，顾千帆需要掏出四份房契以证明情比金坚，还需要告诉赵盼儿自己感情经历单纯。

编剧与观众难以想象女主角能完全独立地在封建社会中生存，天降男性拯救者于是成为唯一的出路。（图片来源：豆瓣）

除此之外，顾千帆的人物设定也颇有值得咂摸的空间。这个《梦华录》的原创角色有着堪称“天选之子”的超强背景：他十八岁就是进士，父亲是权相，母亲来自名门望族，虽然不齿于父亲与阉党沆瀣一气转投皇城司，但也做到了二把手的高位。他行走江湖众人忌惮，但在真正走投无路时也能依靠父亲化险为夷，救赵盼儿于水火之中。权力与地位对男性魅力的加成，不言而喻。

受人唾弃的皇城司“活阎罗”身份的一度令顾千帆自卑，从爱情戏的角度来说，这个设定或许与《简·爱》中罗切斯特先生双目失明一样，起到了弥补男女主角阶级身份相差悬殊的障碍、将他们拉到精神平等位置上的作用。但媒体人萝贝贝注意到，“古装剧男主是情报人员”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前有《绣春刀》，后有《锦衣之下》。在《梦华录》中，赵盼儿因被皇城司抄家而在故事开始时视顾千帆为仇寇，但随着剧情发展，她似乎又完全将百姓对这身制服的恐惧、自己对这类人的仇恨抛之脑后，认同顾千帆是好人，安慰他是“国之鹰犬，民之爪牙”，而“鹰犬”与“爪牙”原本指的是“供人驱使为非作恶的人”。如前文所述，宋朝的皇城司从未有过明朝锦衣卫这般的权力与影响力，而锦衣卫其实是明朝皇权肆意扩张、非常态政治侵蚀正常国家治理秩序的结果。当锦衣卫频频成为古装剧男主、“国家”“人民”等宏大叙事被用来论证此类人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背后的社会心态（具体而言是对国家暴力机器在秩序之外实行“例外法权”的体认）或许更值我们深思。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评论认为，《梦华录》折射出一种追求稳定的中产式价值观，“人们鄙视与摒弃下层，想要投靠更强者，以尽量在安全范围内获取和守住既得利益。”在当代中国，是否存在中产这一“自为阶级”、是否拥有某种共享的“中产价值观”或许值得商榷，但我们的确能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时代情绪。

美国历史学家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在研究16-18世纪中国民间善书“功过格”的爆发式增长现象时发现，随着明末清初种种社会和经济变化导致人际关系动荡、地方社会既有秩序动摇，功过格写作者、编纂者和支持者对其功能的理解发生了显著改变，功过格不再鼓励升迁，而是肯定现状，劝说功过格使用者要“安分”或“乐天安命”。

高彦颐则发现，明末清初虽然出现了一批江南闺秀得以抓住接受教育、出版诗歌文集的机会实现自我，但古老的社会性别陈规并未收到冲击，甚至可能得到强化——变化时代的复杂性体现在，同一个人也有可能是自相矛盾的，TA可能既同情女性境遇，又反对女性踏入原本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

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梦华录》的割裂感：在新旧价值观激烈冲荡的时代，从文艺作品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呈现出既保守又进步的矛盾。和批评《梦华录》相比，一个更值得当下的文艺创作者深思的问题或许是：如果传统异性恋言情故事已不足以承载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欲望，我们还能在一个怎样的虚构世界中展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