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里的那些事
文丨言九林
1943年2月3日，重庆《大公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被停刊三天，确是实情。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担任过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的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职，他说问题出在“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应属可信。
当时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很多。重庆《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内容与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大公报》被停刊之前——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已有至少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篇目标题及刊发日记见下表：
据笔者不完整统计，《大公报》遭受处罚后至1943年6月，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皆有档案可查，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
由此推测，重庆国民政府当日的媒体管控尺度应该是允许报道灾荒，但不许抨击政府。当然了，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得出该结论，说服力或许还不太够。好在，《大公报》自1942年9月至12月间，也刊登有许多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下表是笔者梳理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这些报道中，《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不逊于后来那篇惹来监管的《豫灾实录》（王芸生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就是为此文配发的）。《豫省灾荒目睹记》里，记载了许多饥民死亡的惨烈案例。比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豫省灾荒目睹记》配发了社论，题为《天寒岁末念灾黎》。
停刊事件结束后，大公报仍在持续刊登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据笔者有限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了该年的6月20日。这天刊发的报道来自灾情前线记者张高峰，标题是《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二、河南省府失职
电影里有不愿救灾、不相信河南有灾的说法。支撑其说法的史料依据有三，都很值得细加分辨。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有这样一段：“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冯的回忆录里提到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与冯所言相反，在重庆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培基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瞒灾，他给重庆的报告内容是“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具体史料证据如下：
（1）杨一峰的证词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以省政府的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到省政府的证实，否则会被视为虚报灾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庆不相信地方富绅，觉得基层官吏有可能“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地方富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
故此，当地方富绅向重庆报灾而省府方面没有报灾时，往往很难引起重庆方面的重视。比如，1942年8月，河南本地官绅马乘风向重庆报灾，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未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报告了河南的灾情。蒋听闻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商议。但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由此可见，河南的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与报告。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这个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留有一段回忆。杨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回忆：
“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
杨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也因河南省府的失职怒而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与粮政局长(卢郁文)，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2）于镇洲的证词
时任豫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留有相似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注：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3）刘茂恩与金汉鼎的证词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重庆实情报灾的呢？
当时也在河南的将领刘茂恩，晚年留有一段回忆：“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
李培基的这种辩解，其实没有多少说服力。据金汉鼎回忆，在重庆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4）张光嗣的证词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也是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关键人物。前文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
于镇洲的说辞不是孤证。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收录有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内中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
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
（5）卢郁文清楚河南灾情
值得深思的是，李培基用了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辩护，卢郁文却实实在在很清楚河南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
该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中，刊登有卢郁文的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
卢在文章中写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尚未发生。卢郁文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和担忧，应该说是准确的。费思量的是，卢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又不愿向重庆实情报灾？郁文身为粮食局长，也无理由不将本年收成实情告知省主席李培基。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这类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在报灾一事上的严重失职，是说不通的。
（6）河南省府报灾失职的真实原因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是1942年1月30日。
据张仲鲁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很好。戴季陶则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说戴季陶推荐李培基，是可信的。
蒋启用李培基，固然有戴季陶推荐的原因，也与李培基在人事处理方面得到了蒋的欣赏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刊登过李培基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又重点谈到了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让一位懂人事的干才去河南，在蒋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去河南之前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高度合拍有关。1941年10月，卢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可以说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的意见和蒋的谈话高度一致。这种相似性，很难不让人生出一种揣测：蒋1942年6月在粮政会议上的讲话，有可能出自卢郁文之手，至少参考了卢的论文。
换言之，李、卢二人在1942年初被选派去主政河南，寄托着蒋的深切期望。这个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办好河南的粮政，能够解决河南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能够减轻中央的粮食负担。这种期望，对李、卢二人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如此，才可以解释为何在已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重庆报灾，坚持不向重庆请求减免粮食征购。在畸形的权力结构中，相比按实情报告情况，按上级领导的期望去报告情况，才是更妥当的官场生存之道。
关于“上级领导的期望”，也就是蒋介石期望获得的结论和报告，本文第三节谈及全国粮政会议和西安军事会议时，会有更详细的介绍。这里暂且略过。
此外，李、卢二人长于纸面作业（论文），短于政务处理，且对河南省情缺乏了解，也是其延误报灾的重要原因。前文提到，卢郁文在1942年7月有一番估算：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1942年的收成要更少一些；河南各县欠缴了1941年度军粮“数十万石”，而1942年摊派给河南的军粮比1941年少了80万石。据此，李、卢二人或许会认为，1942年的收成虽不如1941年，但军粮摊派也同时减少了，河南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度过这次灾荒。卢郁文在重庆《经济汇报》上刊登的文章，透露了他确有类似估算：
“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
“一次购足”之语，显示卢郁文对完成本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仍比较乐观。
可是，身为经济学家的卢郁文似乎忘了：1941年的河南民众，之所以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的收成相对较好是有直接关系的，民众是拿着往年微薄的积累，填补了1941年的缺额。在1942年，河南民众已无积累可用。
图注：河南1942年国统区、沦陷区示意图(深色地带为沦陷区)
第二份需要细加分辨的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里的回忆。
郭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说“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有些不准确。更符合事实的表述应该是：重庆国民政府此时面临着巨大的军粮压力，故在粮食征收上也给地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包括不会轻易认可地方士绅的报灾，也不会轻信媒体，而是会将省府的报灾文件当作主要判断依据。具体到河南，是士绅报灾，军方的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高级奖励报灾，媒体也有灾情报道，但省府在报灾一事上严重失职。最后，军、政双方的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爆发为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郭“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顺利将河南灾荒实况转达给了重庆国民政府。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我）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在重庆派出官员前往河南实地勘察灾情之前，国民政府召开过两次与粮政有关的会议。梳理这两次会议的概况，有助于理解重庆国民政府的立场与灾情何以未能及时传递至重庆中枢。
（1）1942年6月全国粮政会议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也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与平等。1942年6月1日，蒋在重庆主持全国粮政会议，重点强调了后者。蒋要求“征购的数额要超过征收的数额，必须作到征收一分，征购一分以上”，理由是征收针对的是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征购多于征收，才能使小户负担减轻，而对于大地主富户要他多出余粮来应购，必须如此才符合我们粮食政策平均和平等的原则。”
显然，蒋希望通过加大征购量，将负担更多地转移到“大地主富户”身上，以减轻“小户”负担。在这次会议上，蒋毫不掩饰他对“地主富绅”的厌恶：“现在各地兵役……大多数仍旧是平民的子弟居多，甚至很多鳏老寡妇不惜他孤子单丁，送他来当兵服役，而富绅地主有多数的子弟反而设法躲避，不肯应征，一般保甲长又从而庇护舞弊。各位看这种地主富绅，如果将他们冷酷自私的事实揭露出来，该是何等的羞耻”“(地主和富绅)若果征粮再逃避，不肯依照法令应征，遭逢国家这种大难，看到同胞流血牺牲，而他们连自己所多余的粮食都不肯贡献一点。这种不知自爱自助，而只知自私自利的人，不要说不能作民众的表率，就是作一个现代普通人民的资格都没有了。”故此，蒋要求各省主管粮政的官员必须让“富绅地主”更多地出粮：“今年政府的粮政工作，为求合乎平等和平均的二大原则，必须实行累进的比率，使粮多者多征购，粮少者少征购。惟其如此，我们对于一般富绅地主，格外要尽其督导劝谕的职责，要使他们知道自己责任之所在，明白他们对于国家贡献粮食的意义之重大。”
对一些官员反映的征粮难问题，蒋认为真问题在于粮食的分配不合理，而非粮食总量不够：“须知目前的粮食问题，并不是粮食有无的问题，而是粮食供求不能适当的配合，以致产粮的地方粮食太多，而歉粮的地方则民食不足，……所以此次，对于以后粮食供求的计划，粮食运储的方法与技术，应切实讲求改进，总要使人民虽劳不怨，这就要我们粮政人员上下一致的殚精竭虑，苦心焦思的来如何减少人民的痛苦。”(《对于粮政的期望与感想》)
此次全国粮政会议召开时，河南虽有旱情但尚未成灾，尚无人向重庆报告河南灾情。蒋这种“并非粮食有无，而是分配不当”的定见，无疑会给河南省府的李培基和卢郁文造成很大压力，使他们在报灾一事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2）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
1942年9月9日，蒋在西安王曲军校召开军事会议。军粮问题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河南的粮政也列入讨论议题。蒋再度强调须对“富绅地主”加大控制力度：“我这次回去以后，即可嘱军政部颁布命令，授权各战区长官部调查民间粮食，……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户人家，调查清楚之后，即转交省政府管理统制，以备不得已时就地征购，接济军食。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
针对地方粮政官员的诉苦，蒋在会上再度施加压力，重申问题不是粮食的有无，而是办理粮政的官员不力导致分配不当：“现在所谓军粮问题，完全是由粮政人员办事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道而发生，并不是因为粮食缺乏之所致。我们地方政府与粮政局军粮局等，都是要负责的。当然，现行制度的运用，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制度决非主要症结之所在。……如果说机构运用不灵，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是干部的问题，而不是法规的问题。”为督促地方官员征粮的积极性，蒋氏在会上宣布新规定：“以后县长的考绩，军粮占百分之三十五，兵役也占百分之三十五，其它占百分之三十。”(《蒋介石：西安军事会议讲评》)
蒋讲这些话，毫无疑问会给地方粮政官员如实上报灾情制造障碍。
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于镇洲（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的说法，蒋鼎文、刘书霖的报告真实反映了河南的灾情，李培基的报告则相反。刘书霖的回忆可与于镇洲的回忆互为佐证，“他（刘书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究竟相信哪一种？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茂恩晚年回忆)另一方面，蒋在《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第三份需要细加分辨的史料，是19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
该文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前文已有考据，李培基在报灾一事上是失职的，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并不存在；陈布雷与蒋关系良好，也不会向王芸生虚构这种情节。这段情节应属杜撰。再者，《大公报》停刊是1943年2月，而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早已于1942年10月份就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已通过他们传回重庆，相应的救灾工作也已展开。陈布雷于情于理，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再跟王芸生说“不相信河南有灾”这种话。
总之，使用王芸生的回忆录时，须谨慎甄别。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重庆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1942》和许多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但事实并非如此。救灾工作的全面铺开，要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1942年9月9日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结束后，河南省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全面铺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作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削减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开始从陕西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展开的。对逃荒灾民，也根据逃荒主要路线沿途设置了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修德在灾区待了不足20天。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3月份也是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修德在河南看到灾情甚惨，确属事实。同时，他也过高估计了自己在救灾一事上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许多个人回忆录无法避免的现象。
白修德还有一个揣测，称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亡了300-500万人。白的这个数据不是来自调查，而是粗线条的估计。其原文如下：“我们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我们计算了一下，从我们在这里的3月份起，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如果到5月或者6月还不能接上，那么将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的估计，有500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
其实，白在河南采访的时间不长，所得资料有限。他推测的这些数字，对考证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死亡人数，没有多少价值。
目前可见的统计数字有两份。一份是1943年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河南82县的因灾死亡和逃荒人数，总计：死亡人数288006，逃荒人数1526662。但这份数据的真实性有些问题，因为1943年重庆已经将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救灾不力者往往直接免职。各县为表明自己的救灾力度，对死亡人数和逃荒人数往往选择尽可能少报。
另一份数据，来自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张光嗣此行，调查统计了河南29个重灾县的人口死亡数据，具体数据如下表：
相比《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张光嗣的这份统计数据要更为可信。只是张的数据具体如何得来，目下尚不清楚。不过，就某些具体县的死亡数据来看，张的数字似乎是各种有来源的数据中最大的。譬如许昌县，张的调查数据是死亡18万余人；曾任三青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则回忆称：“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28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13万多的人口”；而据1953年许昌县计划统计科的资料，许昌当年饿死的人数只有4.3万。据此，我认为张光嗣统计所得全省死亡148万余人，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上限的数据。
上面这两份数据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笔者还见到过一份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数据，也很有史料价值。数据来自《宋任穷回忆录》，地点是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军区。内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十几个县，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一九四三年灾情更为严重。先是旱灾，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我们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冀南人民灾病交加，苦不堪言。巨鹿县因饥饿而死者5000余人，因霍乱而死者3000余人。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中死亡400余人。垂杨县段芦头镇一个集日因饥饿、疾病倒街而死者30人。当时，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添新坟，村村有哭声’。有些老百姓为了糊口，拆了房屋，拿着木料到冀鲁豫、冀中去换粮食。那一带比冀南好些。还有不少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外地，有的村成了‘无人村’。”(《宋任穷回忆录》)
宋任穷的这段回忆，可以与1943年3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对照阅读，该文件称：“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电影《1942》里有一段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有些学者撰文称该情节可信。
其实并非如此。
国民政府在河南，存在着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的问题。不过，河南省府当年专门出台过规定，命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至于撤回部队，当是指赵寿山的第38军在1943年被从前线撤回。该部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被撤回的原因不是灾荒，而是重庆方面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八路军同化，放在前线有可能举旗易帜，故调回巩县“集训”，并命军长赵寿山前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进修。
对于这段历史，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得到的指示是“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的情报部门已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
电影《1942》里有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有一段更激烈的表述：“……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始终没有告诉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是饿死在日军的统治之下。此外，日军在1943年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军队的防线未有大幅度后移。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载。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未查到史料。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放粮之事未见记载，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长期与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据田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他放不了粮，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军手里，在秋收之前，田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灾民输送出去。另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当时还未上任，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有些好官声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其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日军志在隐瞒不做统计，并无数据。但有一份可供参考的史料：丁玲1944年写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能有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了。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也曾有过题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可见日军控制下的沦陷区，百姓的生存状况很糟糕。《温故一九四二》里的“日军救了河南百姓”之说，不能当真。
如前文所言，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实际上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这场大饥荒蔓延的范围，除河南外，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
河南的灾情最严重，与其抗战环境最为恶劣有直接关系，具体而言，是当时河南唯一的铁路交通枢纽——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太弱。
此次灾荒，发生在全面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河南地处抗战最前线，三面受敌，境内百姓的余粮已被耗尽。本省无粮，成为制约当局救灾的最大瓶颈。而要将本省灾民运出去，或将外省粮食运进来，又受制于交通条件。此时河南唯一的交通枢纽，即自西安经潼关至洛阳的这一段陇海线。但这段陇海线的运输能力相当有限，尤其是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黄河北岸渡口均被日军占据，潼关、会兴段其间各站，无一日不受炮击。黄河北岸高于南岸，敌军炮位居高临下，有些路段又距黄河太近，铁路行车完全置于日军的监视之下，一有行车，日军立即发炮。导致白天无法行车，晚上行车也只能关闭灯火。高柏至东泉店之间这段罗，甚至被迫停开列车，改用汽车盘运。为坚持行车，陇海局铁路员工努力抢修各种荫蔽的山洞、便道与便桥，但铁路线路始终无法彻底摆脱日军的炮火威胁。1942年5月间的一趟列车被日军炮火击中，死伤旅客与路员40多人。
这种恶劣环境下，洛阳经潼关到西安这段陇海线的运输能力可想而知。
1936年，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调查过整个陇海线在正常环境下的客运能力，其具体数据如下表(据《陇海铁路调查报告》)：
1942-1943年，河南外逃出省的灾民达300万之多。其中陇海线是最主要的途径，大部分灾民选择通过这条路线逃往陕西。以半数计，也就是150万灾民选择陇海线，那么，按照1936年陇海线的客运能力，需要10个月才能输送完毕。当然，这其中要考虑超载的问题，据福尔曼当年拍摄的1942年大灾荒的照片来看，列车上总是扒满了灾民，超载量至少在一倍以上。但同样，也得考虑1936年的陇海线运输能力，是和平环境下的状态，是1942年在日军炮火笼罩下的陇海线所无法相比的；而且，还需考虑上面这张图表所统计的数据，是整个陇海线的客运能力，而非洛阳至西安段的客运能力，后者显然要远小于前者。综合考虑下来，很容易得出结论：残破的陇海线，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将这150万灾民运输出去。
灾民运不出去，赈灾粮食也运不进来。陕西是河南省府采购粮食的重点地区，原因便是有这段残破的陇海线存在。但正如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所调查到的那样：“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按谢伟思调查到的数据，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谢伟思的调查准不准确？
恰好笔者手上有一份1942年12月份陇海线的铁路机车车辆调查表。据该表显示：整个陇海线，当时只有货运机车17辆，客运机车15辆；因遭日军破坏，加之修理配件极度缺乏，有19辆机车处于修理状态，70辆机车处于无法使用的“存放”状态(据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1947年，商务印书馆)。这意味着，较之正常时期，整个陇海线的运输能力下降了70%，状况最为恶劣的西安至洛阳段，其运输能力被削弱的程度只会更高。可见谢伟思的观察与调查是准确的。无论如何努力往省外送人、往省内运粮，这条孱弱的陇海线，终归救不了1000多万灾民。
换言之，是日军对陇海线的控扼，剥夺了河南在1942-1943年大饥荒中的自救能力，使河南无法大规模往省外输送灾民；也切断了周边各省的扶救能力，使各省无力往河南输送赈灾粮食。
题图：Lev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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