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1月8日是记者节，值此特发著名军事记者，原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贾永的文章，以飨读者。1981年5月，离南部国境线几公里的一座野战油库，正在举办一期新闻短训班。战事来得突然，原本计划十天的培训到第六天提前结业，班上两个年轻的士兵，分别跟随步兵和炮兵参加了一场边境作战。
两周之后，随步兵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刚满十九岁，名叫叶永宁。与炮兵部队一起行动的年轻人就是我。我的记者生涯，就这样从战场上开始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
油库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时期修建的，输油管线从中国直通越南境内，后来两国关系紧张，油库几近荒废，几幢房子便成了1979年反击作战后组建的广西边防第三师的教导队。那是群山之中的一块平地，茅草足有两米高，就像北方的芦苇。5月3日，短训班第六天，授课人是当时的新华社驻广州军区分社记者李汉生。此前五天，一直是师政治部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刘标谦在讲课，教材是几本怎样写新闻之类的小册子外加几本解放军报通联处印发的内部版的《解放军报通讯》。刘标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有台一个喇叭的收录机，每当课余便播放刚刚流入内地的《上海滩》《外婆的澎湖湾》等流行歌曲。我们一干年轻人跟着狂喊，把山谷震得回声阵阵。待李汉生讲课完毕，刘标谦宣布原定举办十天的短训班提前结束。原来，要打仗了。李汉生从广州军区机关赶来，就是提前准备战地报道。团政治处通知我，炮兵部队已开赴一线，让我直接到阵地报到。上石火车站前，是一条通往前线的战备公路。一辆辆披着伪装网的运兵车和运弹车飞驰而过，散发着浓浓的战前气氛。南宁至河内的中越国际列车已于1978年12月22日停运，当时列车只开到凭祥南站，每天对开绿皮火车。离那里不远，是中越边境著名关隘友谊关，也就是历史上的镇南关。1885年春，老将冯子材率清军十八营抗击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对外战争中屡屡战败的清军，赢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清末名将彭玉麟建议乘胜奇袭西贡，这无疑是彻底击败法军的一招奇计。然而，清廷不仅拒绝采纳，反而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彭玉麟无奈地在广州镇海楼写下长联，表达心中的悲愤：“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晚清时期在中越边境线上留下的一百六十五座炮台、碉台，一百零九处关隘和六十六处关卡，几乎都与抗击当年占领越南的法军有关。“炮兵阵地好像就在附近。你自己找吧。”傍晚时分，军用卡车司机把我扔到一条泥泞的路边，急急驾车而去。突降的暴雨惊飞了几只不知名的小鸟，连个人影也没有的旷野有些渗人。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道闪电闪过，路边草丛中的一团电话线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这里已经与国境线近在咫尺，但这显然不是越方的电话线。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阵地就在近处。顺着电话线走了差不多两公里，便见微微的光亮，果然是我们的一处炮兵阵地。大炮已经仰起炮管，就差炮弹上膛了。我当时的部队是师属炮兵团，由四个炮营组成，这一次出动了一个152加农炮营、一个122榴弹炮营和反坦克炮营的76炮八连，各型火炮分散配置，每一处阵地都被巨大的绿色伪装网覆盖着。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四处是或明或暗的警戒哨。见到一身泥水的我深夜出现在阵地上，八连连长杨清芳大吃一惊，接着又当胸给了我一拳，“好啊，你小子来得太及时了。”杨清芳是我的老连长，河南原阳人，喜欢用拳头表达情感。他说的“及时”有两层意思，一是我在战前回到老连队，赶上了即将开始的战斗；二是有我写报道，连队的战斗事迹不至于埋没。边防三师由四野老部队组建，打仗不含糊，荣誉观也很强，相当重视新闻宣传。三师也因此涌现出大批的新闻和文化人才。长我七岁的炮兵团政治处干事曹其文当战士起就钻研甲古文，各种历史掌故信手拈来，后来成了著名学者。我对史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曹其文的启蒙。1981年5月5日凌晨，随着一声号令，几十门大炮一齐发射。战斗，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打响了。这就是法卡山之战。第二天，云南麻栗坡方向，扣林山之战拉开战幕。那段时间，报纸广播中时常出现标有“新华社广西前线”电头的李汉生报道。法卡山，位于凭祥以东十六公里。包括五个高地，主峰为海拔五百一十一点三米的三号高地，是中越两国边境线上的要冲之一。反击作战后，对方趁中国军队后撤之际侵占了法卡山，凭借有利地形时常对中国境内开枪开炮，严重扰乱了边民的生产生活。主攻任务由九团二营承担，九团一营、炮兵团和师直工兵营、侦察队等协同作战。三师是广西边防主力部队，六团、七团、八团三个守备团由东向西，布防于宁明、凭祥、龙州一线。九团为机动团，与炮兵团一样，部署在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出征。九团二营排以上干部都有过1979年反击作战经历，战斗精神旺盛、进攻能力出众，收复法卡山的战斗最初十分顺利。然而，对方显然不想轻易放弃这块要地，先后出动一个连、一个营直至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反扑，向小小的法卡山倾泻了两万多发炮弹。记得是5月16日，雨后的傍晚，我和炮兵团新闻干事周杰刚刚离开一处炮阵地，越方的炮火急袭就毫无征兆地开始了。还在我东张西望中，就听见头顶一阵剌耳的呼啸。周杰猛地把我扑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身后不远处爆炸，轰起的土石落了我们两人一身。好在当时只是轻伤，涂了些药水也就好了。周杰是五十五军参加反击战后留在广西边防的战斗骨干，也是炮兵团第一任新闻干事。还在新兵之初，周杰发现我的一篇火柴盒大的小稿登在广州军区《战士报》上，便托通信员捎给我两本稿纸和二十个信封。当时边防部队的新闻人才培养，就是师傅带徒弟，我也很自然地成了周杰最早的徒弟之一。周杰是那种身教重于言教的人，笃信脚底下面出新闻，新闻嗅觉与战场嗅觉一样灵敏。那时候军队员额多，《解放军报》版面又少，专门设有一个“来自报道空白师的报道”的栏目，照顾那些一年之内也没有见报的师级单位，但作为团一级新闻干事的周杰照样上军报一版头条。我是炮兵侦察兵出身，一项基本功就是观察，跟着周杰学新闻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那一年，我写完了周杰送给的两本稿纸，在前线部队也有了些名气。周杰后来做了炮兵团宣传股长，三十出头升任团政治处主任，为文做官，都很有作为。我第一次登上法卡山阵地，是在激战之后。广州军区政治部仿照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一日》的做法，出版一部叫做《法卡山一日》的纪实散文集，我被派到主峰阵地采写战斗故事。那一幕至今也忘不了。山头上草树全无，弹坑密密麻麻。正在修工事的战士们从泥土中挖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战友，右手还抱着轻机枪。机枪手名叫段玉生，湖南人。战友们在战后再没有见到他，甚至还认为他被俘了。没想到在一米多深的焦土中，找到了他的遗体。那一战，牺牲了一百五十四人，几乎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官兵。其中，就有叶永宁。叶永宁所在的九团一营营部，在我战前参加的那个新闻短训班的边上，他便常来旁听，两人就这样相熟了。叶永宁是广东南雄人，入伍前曾在家乡工艺美术厂做工，当兵后被抽到营部报道组学剪纸。那时候边防部队营这一级还没有照相机，全靠叶永宁这样一批有些美术底子的战士用画笔来记录战地生活。就在我奔赴炮兵阵地的时候，永宁也随部队开赴了阵地前沿。几天后，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最初，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又过几天，《战士报》刊出的两幅剪纸作品，敲碎了我最后一丝侥幸——永宁的名字外面套了粗粗的黑框。他是在战斗最激烈的5月16日运送炮弹过程中被越军的弹片击中头部的。躲过了连续飞来的三发炮弹——第四发，他未能躲过。那两幅剪纸，成了他的绝笔。2011年，我到广西出差，专程到了永宁长眠的地方，敬上一杯酒，点上一支烟，陪他说会儿话。那是法卡山下一处如黛的山峦，叶永宁和另外一百五十三位战友一起，用年轻的生命组成了一方威武的军阵。法卡山烈士陵园第三排十一号，十九岁的叶永宁永远的宿营地。他的样子还是我记忆中的青春面孔。法卡山战斗持续了五十七个昼夜。广西的夏季，天气酷热。作战、潜伏，放哨、执勤，我们的的确凉军装每天都被汗水浸得像画了地图一样，几乎不同程度的发生了烂裆，又痒又痛，大热天得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晒屁股。最麻烦的是晚上防特工。越南人此前与美国作战多年，擅长游击和偷袭，化装成边民的越南特工时常渗透到中国境内伺机破坏。我的一位老乡就因为夜里马虎，没有藏进猫耳洞，被越南特工发射的40火箭弹击中了帐篷。幸运的是他躲得及时，只是失去了一根手指。这件事后来还引出了一段不忍回忆的故事。有一天，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辗转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候家里来信大家共享，战友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匆匆跑到离阵地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只耳朵的照片，连同刚收到的一本刊登了我的作品的《法卡山一日》寄回了家。直到四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那位老乡因伤退伍回乡，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广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当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待到他意识到说漏了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传说或谣言的人。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她的办法是一个一个地追问，说不出谁说的就是你说的，而你的根据又是什么？母亲平日里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这时起到了作用。一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能不受伤吗？况且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然惹了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很长一段日子，母亲每次梦到我，总会被少了一只耳朵的儿子惊醒。从那时起，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至今每天要靠吃安定才能入睡。母亲得了回信，自然高兴得了得，每逢家中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法卡山一日》，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多年以后每次见面，年迈的母亲依然会像我初次探亲那样，定定地望着我，然后就是摸摸我的两个耳朵。战后，守卫法卡山及其周围阵地的任务，由九团二营移交以担负守备任务为主的七团一营。虽然激战不曾再有，但零星的战斗几乎从未停止，越南狙击手还时常放冷枪。1982年，从边防五师调任我们师的杜师长第一次到前沿阵地，一发子弹射来，击伤了师长身旁的警卫员。法卡山守备营同样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几年之内，硬是在越军的冷枪冷炮袭扰下，建起了永备工事，还把整个山头绿化得郁郁葱葱。1984年春节，时任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法卡山，挥笔题词：“法卡山，英雄山。”法卡山乃至我们边防三师的名气越来越大，一年四季总有军地记者前来采访，当了师宣传科新闻干事的我，也就一趟一趟地往法卡山和其他前沿阵地跑。1985年春节，《战士报》记者吴志帆到边防蹲点，我陪同他夜宿法卡山阵地。《战士报》红军时期由红一军团创办，后来做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际春为第一任主编，曾因长征中报道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而闻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战士报》还是四开小报，但生动活泼、贴近基层，很受官兵喜爱。战士报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编辑记者下部队采访，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同战斗。入睡不久，两声沉闷的轰鸣，把我和吴志帆从梦中惊醒。就在我们两人抓起枪冲出房间的当儿，睡在一旁的排长曾生拦住了我们：“没事，是地雷！”曾生是我第一次上法卡山采访认识的老朋友。他出生在广东侨乡，家里有些海外关系，本来有出国的机会，但他选择留在了边防。当时曾生还是班长，每天带着全班往山上扛修筑工事用的水泥部件，浑身尽是泥土，就像刚刚被挖出来的秦俑。除夕之夜，战士们撤进了战备坑道，曾生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睡在半山腰的营房内。冲锋枪，就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床边。法卡山主阵地营房紧贴山背而建，山体被切成几近九十度，墙壁涂成了与山峦一样的迷彩色，隐藏性极好。前线节日军情紧，连前来采访的记者，也要枪不离手。吴志帆大学毕业不久，接过冲锋枪的时候，激动得手在颤抖。到了1985年，法卡山上的吃住行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永备工事贯通每一座山头。靠着柴油发电机，基本解决了照明难题。虽然信号时断时续，也能够看上电视。只是附近边民极少，肉菜供应还不够充足。不过，也比前些年好多了。我刚当兵那会儿，随炮兵观察所在另一处阵地执勤。山下只零星着几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三面都是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肉菜，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之类。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创作了漫画登在了报上，标题叫做《连队菜谱》，画面内容是，“午餐，萝卜+白菜；晚餐，白菜+萝卜”。气得连长把报纸甩在美术兵面前，“画个头啊，瞧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吃吃，咋不画画咱们人在边关胸装祖国的豪迈气概呢？”那时候边境线上流传着仿照夏明瀚烈士遗作写成的一首战地诗，叫做：“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我们这些年轻戍边官兵也确实像战地诗所形容的那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不过苦日子长了，总有几个兵受不了。一个胖胖的四川籍胡姓副班长属于肉食动物，平日里最爱讲的就是“来个鸡肉烧茄子咋样，最好是鸡肉多点茄子少点甚至没有茄子那种”。有那么一段日子接连暴雨，几个星期没闻到肉味儿，胡班副每天摇摇晃晃潜伏归来，几次久久望着拴在坑道口的军犬呈思索状。直到有一天，当着军犬引导员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这家伙一不小心跑进雷区，轰，咱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锅了？”军犬是前线官兵相依为命的战友，何况那军犬还立过战功。引导员一听急了，松了牵狗绳，追着胡班副满坑道乱钻。守山头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年轻人聚在一起，多的就是力气和精力。战士们用罐头盒、炮弹筒之类养花种草美化阵地的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又张罗着养鱼，对连长说，山上猪养不了，养鱼总可以吧。指导员二十出头，很想有一番作为，鼓励连队骨干“带头看到光明，带头提高勇气，一定要让大家吃上自己养的鱼”。连长是老边防，清楚山上连吃水都困难，靠积攒雨水养鱼显然不太现实，见指导员心血来潮，全连又士气正旺，也不好阻拦，还亲自带上几个兵到修坑道的工兵那里借来水泥，雷厉风行地抹了个养鱼的池子。阵地养鱼的事后来还惊动了机关的新闻干事，不过看到浅浅的池子中只有十几尾鱼，干事也不好描述，又不好大老远白来一趟啥也没写。那干事毕竟老道，在后来见报的短文中，用了“看到了一片的鱼”这样的描写，让初学写作的我大受启发。想想也是，让人家怎么写呢，写“几条鱼懒洋洋地在太阳底下漂荡”，显然煞风景；写成“成群的鱼儿欢快地游戏”，也有违事实；用“看到了一片的鱼”倒也附合场景。反正我离开那处阵地之前没见到那池中的鱼身材有过变化，自然也没有吃到连队自己养的鱼。倒是觉得指导员这办法有助于青春期的年轻人理解望梅止渴之类的典故。边境大山自然不是“一无吃处”。当地有种土法制作的酸笋，用肉丝加干辣椒爆炒，十分下饭且极合我口味，但那东西是放到坛子中长时间沤过的，做熟之前十几米之外都能闻到那种发酵物的臭味，尤其是在夏天，炊食员每次炒酸笋得捏着鼻子操作。所以，虽然好吃想吃，但谁也懒得动手做。刚刚从炮校分配来的二排长从小长在江南水乡，文文静静的，第一次帮厨就碰到了炒酸笋。二排长实在受不了那臭哄哄的味道，又不好躲开，竟然夸张地戴上了防毒面具。这一幕恰巧让连长撞上，连长眼睛瞪得像牛。我把几则故事讲给吴志帆听。志帆笑得捂着肚子转了好几个圈。说，你把它写成小说吧，作为新闻可能发不了。连长说得也对，革命战士咋能提吃穿呢？毕竟是过年了，除夕之夜，曾生为我们端来了四个菜，还拿来了两个罐头、三瓶菠萝汽酒。说是酒，其实就是汽水，连度数也没有。也许是听了前面我讲的故事的缘故，吴志帆说什么也要送回两个菜去，反复念叨，“在边防怎能吃这么多的菜”，直到曾生说这是过春节，坑道里的战士也是四个菜，还多了个排骨汤时，才勉强拿起了筷子。谁知，三人刚刚举起汽酒瓶，吴志帆又仿佛想起了什么，说了句等等，拿起一个包跑进了坑道。原来，那个小包包里是他从广州特地为战士们带来的巧克力……那时候边防部队除了战备就是备战。星期天也是随机过，这一周星期二过周末，下一周可能就是星期一过星期天。师政委文子忠上任时还未满四十岁，精力充沛且思维活跃，每到周末常常带我跑边防一线。一个师政委，一个小干事，一台越野车，一个司机兼警卫员，哪里有哨所有阵地，就在哪里停下来，碰到什么吃什么，聚在一起把政委的一包烟抽完了，拉家常式的座谈会也就结束了。这让我很受教育，也积攒了几本子的生动故事。1985年清明节，羊城晚报资深记者李春晓得知我们部队流传着一首战地诗，专程从广州前来寻找战地诗的作者。那诗本来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凑的，找了几天自然也没有找到谁是具体作者。但我讲的几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还是感染了李春晓，她让我把故事写下来。李春晓当时已年过半百，但很敬业，只用一个晚上就改出了一篇出色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先是刊登在《羊城晚报》一版头条，几天后又被《解放军报》在同样位置转载，通讯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战地诗由此传遍全国，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振兴中华”一起流传的口号。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在友谊关下为我留下了第一张彩色照片。凑巧的是，1985年军队高考作文，竟然是为一篇与《追踪一首战地诗》同类题材的《热血男儿一席谈》配评论，我自然写得很有心得，也得了一个很高的分数。离开边防的那一天，周杰专门把我叫到老团队为我饯行。临别时，周杰送我了一句话：“你是搞新闻的料，这辈子就不要改行了！”那一天是1985年8月27日。四年零九个月前的同一天，一列长长的闷罐车用了七天六夜，把我们一群山东兵运抵广西前线。（贾永：著名军事记者、重大题材电视片撰稿人，2004年获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华山穹剑——时政分析、军情解读、国际纵横、历史回眸，国人关注的微信大号，每日将提供您喜爱的精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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