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不要糟蹋自己，要过正面的日子，对得起自己的角色

2022-11-12 03:11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黄河带给中国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

“长江源自巴颜喀拉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四川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江水又东，出峡之势，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于是浩荡奔放，始成大器……”

——以上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序》

许倬云先生进入大众视野，大概是从2019年伊始。那时，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给每一个入学的新生送了一本《万古江河》。中国高等学府的这一行为，让不少学生和家长对《万古江河》及其作者许倬云先生产生了浓厚兴趣。

2020年，访谈节目《十三邀》对许倬云进行了采访。节目播出后，万人空巷。不少年轻人惊讶于许先生不同寻常的人生阅历，感慨许先生豁达的生活哲学，很多年轻人称在许先生的话语“往里走，安顿自己”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开阔。

这位让众多身处迷茫和挣扎之中的年轻人甘心奉为“精神导师”的老爷子到底何许人也？

许先生如今已92岁高，被誉为史学耆宿，著作等身。其扬名世界的史学成就是如何养成的？背后又是何种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饱受病痛折磨的一生？

从许倬云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能获得哪些启发？

今天上午，许倬云先生做客混沌，让我们一起走进许倬云先生的传奇一生。

授课老师 | 许倬云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编辑 | 混沌商业研究团队

支持 | 混沌前沿课

家庭启蒙：耳濡目染，初通文理

我的读书过程非常不典型、不标准，跟常人的读书过程很不一样。我生下来就残废，所以没有办法很早上学，中间又经过抗日战争、逃到台湾，所以我的求学过程跟常人不一样。

我离开厦门的时候大概4岁，那个时候我只是跟弟弟两个人认识一些方块字，大概有四五百个字。5岁左右我就能看一点小孩的故事了。

我小的时候没有看那种小儿本，一上来就是看那种一章一章比较像样的儿童故事，英文翻译过来的或中文的都有，神话、游戏、传说类的都看。很快我和弟弟两个人就跳到我舅舅在看的武侠小说领域，记得我看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叫《武当剑侠传》。等到我弟弟6岁、7岁的上小学的时候，他肚子里已经有一些故事书了，他把功课带回来给我看，我就能很快跟上，没有太大问题。

农村教育：天人合一，尊重自然

在老河口的三年左右时间里我得到的教育，于我平生都是很感恩的。我平时就坐在门口的打谷场，北方人可能都知道，打谷场上面有个磨子，全村一起用，旁边一个水井，妈妈们、姑娘们都在那里打水、洗衣服、淘米，那边不愁没人，我就坐在青石板的磨盘上看人家怎么种田，看他们怎么吃饭，牛怎么上笼嘴，怎么拔草，小朋友在稻田里边抓毛毛虫，整个农业耕作的过程，我是一天看到晚，就等于我以旁观者的身份一直在学生活课，虽然不能下去，但是感同身受。

多少年以后我写《汉代农业》，我用在农村的实际经验告诉他们，肥料该怎么用，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用高量肥料，谷子、作物会枯死；根太密也不好，会闷死；种得太浅也不行，会倒下来；种得太深也不行，下面水太多上面不出来。

自然跟人类之间的循环是公正的。你给作物一分注意、一分心意，作物就回报你一分收获。农夫的工作绝对不浪费时间，劳力也不糟蹋。中国的农夫是最勤劳的农夫。

农夫将劳力给了土地，土地回报给农夫以作物，没有亏本。我种了稻子，向你换麦子，公平交易，谁也不剥削谁。所以农业社会的人，不糟蹋人，不糟蹋东西，也不夺人家东西。我们做农业其实不止5000年，公元前1万年人类就开始种植了，我们养成的民族性是跟自然亲近的，不是跟自然背反的。我们与天地的关系，不是主人跟仆人，是两者的协调，老天爷给我风和雨，大地供给土壤，人在中间，天地人曰“三才”，这是合作的东西，不是争夺，不是剥削。

我们5000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传统，跟美国要克服征服自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父亲教导：历史地理，研究之本

我们在战地的时间大概4年半到5年，时时刻刻在准备跑路，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听新闻、看报纸、听大人谈话。当听说敌人的炮声大概在哪里，父亲就会在地图上挂个红的小钉子。那些地名对我而言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是我们的军队抛头颅洒热血抵抗敌人的一道道坎，有山可依，有河可凭。地理名词对我而言是具有生死意义的，这跟一般读地理书是不一样的。

像平常聊天，你觉得我对地形地势非常注意，因为我们要知道紧急时候去哪个地方敌人不会来，老林的里边就是神农架，几千年没开发的森林。日本飞机来了要躲到河坎底下，汉水的岸边，拿背贴着岸边的沙土，用锹挖一个跟人身体一样深的人形的坑儿，小孩坐在坑儿里头就打不到，除非它对着你射机关枪，诸如此类。

这些地理方面的教育，是跟我的生命合在一起的。后来看历史书，这一带是河南或是湖北，《三国演义》上进退多少次，湖北的赤壁，新野的逃难，四川的瞿塘峡、白帝城，陕西的残栈道，这些书上的事情彷佛都在眼前。

我在赤壁之下搁浅了差不多3个月，所以我对赤壁有特别的感情，我不能忘记赤壁，也不能忘记浔阳江口，也不能忘记鄱阳湖。这些过程，不容易重新做的，是不能被安排出来的。

在老河口的时候，我看的都是一次送一星期的报纸，听爸爸的无线电收音机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我爸爸是个对西洋历史、地理非常熟悉的海军将领，他对我讲解非洲的坦克大战、欧洲的坦克大战，德国坦克车，苏联坦克车的打法，如何利用地形，这对我而言就是活的东西。等我到了重庆看见我舅舅的书房里的书的时候，如获至宝。

后来正式上学的时候，历史和地理我都不用看，眼睛一闭就知道哪个城在哪里，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陈寅恪先生他们做的这些个专篇的论文，讲的都是政府结构，社会层次，国家的分合，都躲不开人名、地名，不能丢掉历史和地理。

在我舅舅书房里边，我开始能够读到联大的教授，费孝通、周鲠生等先生写的论文，报纸上写的论文都是时论和理论混合的东西。读到《大公报》的张季鸾的社论时，父亲告诉我这文章写得好，他读一遍给我听，读得铿铿锵锵，一篇社论千把字，他自己讲的时候我就听懂了。这些教育不是学校里可以提供的。

辅仁中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等到我进入辅仁中学读一年级时候，我第一次有程序地学习了英文，但是教我们英文的沈先生不是教文法、不是教读书，而是让我们造句，一堂课随机点一个人出个主词，第二人接下去加个动词，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句子，一堂课下来写了一黑板的几句话，到后来一个黑板一个小故事。大家联合创作小故事或者某个事件，这样子读出来的英文，不背文法书，不背英文作文，就是造句，跟别人的做法不太一样。沈先生很了不起，他1950（年代）以后调到苏州去做东吴大学的英文系主任，也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他从一个中学教员直接调到大学做系主任，非常了不起。

我们二年级开始读的课本是圣约翰大学一年级的课本，很有跳跃性。我们每天下课以后不回家，10人1组互相辅导，今天做的作业重来一遍，数学好的讲一遍数学，英文好的讲一遍英文，中文好的讲一遍中文，我常常被派到的差事是解释地理和历史，那时候学校的老师说我的地理、历史都不用学，但叫我看顾亭林（即顾炎武）的《日知录》，我看得挺有意思，这对我后来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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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台大：求学问道，不怕芜杂

到了台大，跟一般中学毕业的学生背景来比，我就变得相当特殊。主要特点是杂而乱，老师不知道你会蹦出来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开始注意我，每个老师都特别注意我，让我做自己讨来的功课。但是他们也吩咐我说，你必须要看专业的论文，史语所的论文每一篇都要看，每一期的期刊都要看，《燕京学报》要看，《清华学报》要看，《东方杂志》要看，我每天都随机拿本书在厕所看。

到后来，董先生（董作宾，1895年—1963年，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教我商周史，教我年历学。董先生问我愿意认字还是认年历，我说学年历比认甲骨文更重要一点，甲骨文只是商周一代，年历我可以弄到底，年历学又需要懂得宇宙群星之间的关系，董先生自己教不来，就请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高平子先生教我星辰的位置，高平子先生把房间里边的书、板凳、砚台、电灯摆好，以电灯比作太阳，告诉我星辰的距离。

芮逸夫先生（原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他以民族观念去处理《春秋》，他让我将《左传》里边的一些事情一张张抄在卡片上，就这样我将整个《左传》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芮逸夫先生教我礼仪、风俗，等到我到芝加哥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拿《左传》里边两千多张的人名卡片做本钱，排出每个在《左传》出现的人，他的身份的升和降，升降的时期、缘故，升降的周期等等，这个都是额外派来的差事。

李宗侗先生（原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法国读的古代风俗习惯、希腊城邦历史等，他就拿城邦历史来教导，说怎样分析礼俗、信仰跟城邦本身的关系等等，对我来说不但是读了民族学，而且是读了希腊史，诸如此类。

深耕史语：追本溯源，稳打稳扎

等我到史语所做助理员的时候，那里要求我们第一年只许读书、不写东西。陈槃老师（时任史语所研究员）做组长，他说我知道你《左传》读通了，我说我没读通只是读过；他说我知道你四书五经不算事儿，我说读过而已。他说我（给你）拿最难的一本《周礼》注疏——孙怡让的《周礼正义》。一句话他（孙怡让）给注上一个配词，等于是以礼法、礼仪作为线索，拿整个的先秦典籍，包括甲骨文、青铜铭文、传世的书本、后人的解释……统统都摆进去。我读时，要拿一个火柴杆，拿个印色盒子，读一句点一点，点不出来就表示没读通，陈槃老师过一个礼拜还要检查。《周礼正义》从头读到尾我读了整整两个学期。

劳榦先生（字贞一，著名历史学家，原台湾大学教授）派我的功课，《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四个一起读，让我找它们的差别、异同。对我而言，在读古史方面我得到的帮助是一般学生得不到的，博士生的功课都不会这么周全。

留学美国：东西对比，形成体系

到了美国，我读的是东方研究所。因为美国人也搜了200多片甲骨文，他们也有整套的中国《四库全书》，所以我就扎在里头。

我读两河历史，读埃及历史，让我知道了比较文化的观念。两河跟埃及的生活形态不一样，发展过程不一样，种族背景不一样，通过对比，我得到的经验是，他们历史走过的道路跟中国不同，有山河之异。他们的山川河流、沙漠、海洋跟我们都不一样，造成了巨大的差异。人跟人对自己的解释不一样，对自己的期许不一样，对自然的分类不一样。

两河的两分法，干和湿，农田和沙漠，城邦和战争，山林和平原，枯水和干水，所以两河是两元制，后来落实在波斯就是两元。

埃及是一元的，一个尼罗河河谷，从头到尾都是这个环境，整个埃及的文化历史就在河谷发生，所以它是一元的、单纯的。但一元单纯里面各地的每一个小部落有自己的解释，他们将河里边的一种动物、山里边的一种野兽当作这个小部落的保护神，于是它就变成了一大堆保护神在一个大的圈子里，而上面则是一个法老王的元神太阳。

后来，我“碰见”马克斯·韦伯，在西方读书的中国学者没一个逃得出韦伯的圈，马克斯·韦伯编了五部书，每一部书是准备跟前面的一本书做对比的，新教伦理只是第一本书的一小部分，下面是新教和天主教之比，天主教和希腊罗马之比，独神教和多神教之比，佛教和回教之比，波斯教和犹太教之比，最后是中国儒家和印度之比。读文史科的学者们大概只记得韦伯的新教伦理，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比较研究。

我在东方研究所懂得了要对比。我的屋子有两个东西，一边是个陈列室，另一边是另外一个陈列室，一跨门槛就对比了。传说不一样，人的地位不一样，国家结构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怎么能不对比呢？欧洲没有农业，都是借来的，是征服者的杀戮场，是互斗的战场，是出去劫掠人家的，是维京人的港口，等等。

别的学校里边读古代史的教授大概一个系最多一个人，我们那边一大把人。这种环境和训练，让我一辈子不能丢掉比较，所以韦伯之后我马上跳到雅斯培（1883年—1969年，又译雅斯贝尔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之后马上跳到伊利安（也作克劳狄乌斯·埃利亚努斯，175年—235年，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作家兼修辞学教师，雄辩家），伊利安之后马上跳到法国的大历史里面，政治是最短的，最没意思的，经济社会长一点，最长的是地理，更长的是宇宙，这叫时间的长度、变化的线索。

所以我的古代史跟近代世界的观念，就有五六家不同的比较研究，使得我不必管汤因比（1889年—1975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必管西洋的历史里边罗马的陷落，我自有自己的天地。

东林风骨：走正道，天地宽

我的家族在无锡住了几百年，我也生在无锡。无锡有一群知识分子，从明朝开始就秉持着人间的正道，希望帮助朝廷、读书人、社会的一般人走入正道。这些人中有几个领袖是被朝廷处死的，一个领袖是因为抵抗朝廷不公自己淹死在水池里的，这些人拿生命换取一个他们心里的做人原则，这个传统在无锡被传承下来。

所以在无锡读书的人，在无锡长大的人，几乎家家读书人都记得东林两个字，这两个字是过日子一定要遵循的原则，是做人的正道原则，不欺不骗，不压迫别人，不剥削别人，不欺负别人。

儒家教导：“忠恕”

走正道也是有原则的，对儒家来说是两件事，忠和恕。

忠，凭着心里自己定下的做人原则，尽心为之。你雕刻一个艺术品，不能说雕了一半就不雕或者扔了，那样永远也达不到。你的心也是个艺术品，经过不断地改，不断地保护，让心变成光明磊落，让心不仅是对自己忠实，更要紧的是拿自己的忠实对待别人，这个忠不是忠于主人，也不是指忠于他人，而是尽心而为。

二是要想到别人，我不愿被人家欺负，我就不欺负人家，我愿人家对我好，我就对人家好，这个叫恕。宽恕是以很宽的尺度来衡量我跟人家的相处之道，要拿很宽的尺度原谅人家的失误，要以很严格的尺度将心比心地理解别人，这个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们家里还有一句话：“不管你是对和错，如果你在言辞上、在行为上伤害了别人，你就要跟他讲对不起，我让你受到了伤害。”

忠和恕合起来就是仁，两人相处之道谓之仁。

爱，是心跟心的交代，手捧着心交到对方手里，交心才叫爱，仁跟爱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爱不仅限于男女之爱，是人对人之间的情，相爱相敬。

这个道理跟刚刚讲的东林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人要走正道。不仅是一对一的关系，还有对大众的关系，东林的祠堂里面挂了一个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你要关心的不仅仅是你的事，不仅仅是家里的事，还要关心天下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不管天气好坏，读书这个事情是砥砺你自己、陶冶你自己、引导你自己的一条路。

父亲教诲：心旷方能神怡

1932年我父亲在厦门做事，那时候我刚2岁，无锡大瘟疫，死者无数，我的叔叔、婶婶、姑父、哥哥都去世了，三四个家庭的担子落在他一个人的背上。

那时候日本人一次次地侵犯中国，一步步逼迫着我们走向抵抗。我们是弱者，我们知道会输，但我们不能输，以我父亲一个海军出身的军人而言，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国仇家伤同抵而来。最近我们才知道，我父亲当时去了一个佛教的寺庙留了四个字，叫心旷神怡。

心旷神怡这四个字并不少见，佛寺的老和尚把这四个字刻在摩崖上，最近厦门的朋友照了相，寄给了我。我就揣摩我父亲的心情。也许是老和尚劝告他，因为那个环境里面他得到的启示是，虽然忧伤但不能让忧伤压倒他，忧伤要放在心里，日子还是要过，好几口家人在他背上，他不担下来怎么办，担下来也不能整天愁眉苦脸，必须拿心胸放大，心大到受得了忧伤也担得了喜乐，经得起困难也能盼望一切好转。心宽以后，人才愉悦，人才豁达。

我觉得这四个字忽然送到我面前来，似乎也是父亲在天之灵的安排，我的心情并不积极，并不舒服，老了无所谓，瘫痪了也没办法，当我看见世界的种种事情，叫人伤心。天灾人祸，国与国之间冲突，民与民之间的纠纷，人跟人之间的欺诈，看着真是不舒服。但一想这四个字，我会想到我父亲在教我，冥冥之中是他带我走路。说世界是如此之令人忧苦，但是不能让你放开、丢下、离开，你离不开就要好好做人，尽心为之，不要被忧伤悲苦压倒。

我正在忧伤悲苦的时候，心旷神怡这四个字正好来了，我看到父亲写的这四个字笔力刚健有力，好像他全身的力量都在这上面。怡字的那一笔一钩，确实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一个嘱咐，让我离开忧伤悲苦。

东坡启示：人生的风景和快乐就在眼前

我要告诉你一句话，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你可以欣赏很多东西。我现在面对着窗外，景象的颜色、光线看着叫人高兴。秋高气爽，树叶掉下来不是终老，是开始。树上结的果也罢，长的种子也罢，都在酝酿，明年春天的时候它会开花，一年一年，生命多美好，天地多可爱，这个不花一点气力，你自己张开眼睛就看到了，心情就开阔了，四周可愉悦的事情太多了，可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等到人悲伤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你要想想，行到水尽处，坐看云起时。水尽了、路尽了，缕缕白云一丝一丝在青天上升起，多叫人愉悦。你穷途末路时，发现另有一片天地。大自然跟你连接在一起，它在抚慰你，它在叫你安心，叫你快乐。所以寻找快乐，寻找可模仿的景象，不仅对人，在大自然里也可以。

我常喜欢讲的是，苏东坡在赤壁下跳脱同船的伙伴，忽然悟到宇宙里的无常，但无常之中他又想到常态，他的心情跟自然、宇宙是合在一起。我希望朋友们张开眼睛、放开心胸，你可以随时随地看见好人、好事、好天、好地、好阳光、好清风，帮助洗涤你的烦恼，帮助抹平你的伤痕。你看见白雪茫茫，想到白雪下面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想到春天来的时候满院开花，你觉得白雪这个阶段是冷，但却有它的美。

生命体悟：不要糟蹋自己，

要过正面的日子，对得起自己的角色

我们虽然是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但过日子要靠我们自己，你要对得起来到世界走的这一趟，你离开的时候可以说声谢谢，我终于可以安息了，希望我这一生没有糟蹋别人、也没有糟蹋自己。我想着重说的是“不要糟蹋自己”。

人生在世，你可以有事业，可以有自己的快乐，但最重要的是“你是个人”，这是最要紧的事情。我们在众人之中，做人包括：怎么样善待别人；怎么样让自己在众人之中是正数，而不是负数；怎么样善待自己，让自己一生过的是个正面的日子，而不是负面的日子。

最近韩国首尔发生灾难，一百五十多个年轻人死于践踏之中，就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万圣节。大家只记得向西方看，人家过什么节我们就过什么节。对这些被践踏人来说，不值得。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要做对得起自己心里的角色，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这是最好的事情。但这个理想和事业跟你的能力要恰到其分，高估或者低估了自己都不现实了。我们要做的是尽己在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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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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