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三个世代传灯人——读钱穆、费孝通与许倬云先生
以往读、写过程中，留下一些和许先生相关的片段印象。“三个世代”的说法，使这些片段连缀起来。印象转为意象，成了一幅图景。
远景是五千年人类文明演进，中景是百多年中国历史风雪，近景是三位抱薪人雪中行路。
钱穆先生在前，费孝通先生居中，许倬云先生殿后，可谓“秀才教”三人行。三位前辈“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钱先生语），不舍昼夜。
他们抱薪为续火，为传灯。对中国文化，他们怀敬意，寄温情，共认其正大光明。
01
许先生厚爱后生，为陈心想博士出版《走出乡土》写跋语，说到中国社会学的断和续，感慨作者“比费孝通、杨庆堃二位晚生六十五年，我读到他的文章，内心的感受，悲欣交集。伤心的是，要到三个世代以后，费、杨二位的工作，才有人真正接下去。欣喜者，三个世代以后，有这么一批人能接下去”。
从断裂看接续，出困境、向化境，是许先生的本领。天赋他不良于行，也赋他敏于求知、求智。读其“问学”，随其“观世”，听其“史论”，察其“心路”，像观赏一部人文纪录片。只见许先生志于道，据于德，勤于学，精于思，善于谈，游于艺。这一切，依于仁。
许先生伤心或欣喜，不为自己，是为他人，为学问，为文化，为众生。
他说过，“世界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也好过”。“我更多的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理解我们的时代。”（《许倬云十日谈》）“人溺我溺、人饥我饥”（《心路历程》），也是他说过的话。他相信同情心可以转化为责任感，去为社会公义坐言起行。
02
1930年，许先生出生，睁眼看世界。
1930年，钱先生从苏州省立中学转燕京大学任教。费先生由东吴大学转燕京大学念书。
钱先生在国文系，谏言司徒雷登，力促“燕大中国化”，对月考新生的学籍百般回护。费先生在社会学系，聆听老师讲“社会学中国化”，去社会底层做实地调查。
“中国化”话题背后，是国运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工具。
燕京大学
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自能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费先生对早年随母亲多次逃难有深刻记忆，没齿不忘。“一辈子啦！从小就知道‘国耻’‘国耻’的。有‘国耻纪念日’嘛！”（《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许先生说，他的童年被日军“切开”，开始“八年的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一再经历生死场。“躲不过炸弹与机枪；死的人没有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问学记》）
03
1939年，钱先生写成《国史大纲》。该书“国难版”扉页上，钱先生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让人联想曾慕韩先生一句诗：“书生报国无他道，只把毛锥当宝刀。”
1939年，费先生出版《江村经济》，投身云南三村调查。他说：
“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云南三村·序》）
战乱中，许先生继续流徙。他记录目睹实况说：
“在豫鄂边界的公路上，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慢慢移动的难民群；轧轧的机声和哒哒的枪声交织成我脑子中一连串的问号。在青滩之滨岸时，目击过抢滩的木船突然断缆；那浩荡江声中的一片惊呼，也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次列入我的脑中。”（《心路历程》）
钱先生以笔为刀。费先生作超前的学术准备。许先生经历日后治学的情感准备。
04
1949年，钱先生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费先生在大陆清华大学执教。许先生考入台湾大学读书。两岸三地，三所学校，三位学者，都在一个新开端上。
钱先生“手空空，无一物”，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课室和炮台街宿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费先生政学两栖，身负知识分子改造重任，组织清华园“大课”。许先生选课于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人类学系，钱、费二位都在其学术视野。
许先生少年时已仰慕钱、费两位乡贤。赞叹“《国史大纲》可说是在日本人的枪炮声、炸弹声中写成”，认为“费先生发在《观察》上的文章，每篇都有见识”，称费先生是“自己赶不上的天才”。
及修人类学、社会学，许先生确认费先生归属功能学派的同时，有新发现——“钱先生一辈子没有认识社会学中的功能学派，写《国史大纲》的时候，西方社会学的功能学派还未当令，但此书所用方法和角度，都与功能学派相当切合。”（《问学记》）
许先生见人未见。钱、费方法归一。这是现代中国学界尚未经人充分注意的一段佳话。
05
费先生想过一个问题，燕园、清华园和西南联大，和钱先生三度同处一个校园，为什么“我们两人一直没有碰头”？他觉得“被一层什么东西隔开了，相互间有距离”。（《费孝通全集》第17卷）后来，钱先生到了新亚书院和外双溪素书楼，隔得更远了。
1990年，钱先生作古，留下毕生著述。最后一课，留下对“天人合一”的彻悟。
1990年，费先生说：我今年八十岁了，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有看。我要补课。我的上一辈学者，从小熟读经典，用的时候张口就来。我想起一句，还要去查书，才能说得准。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
读了钱先生的书，费先生说：“越读越觉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觉得在社会和自然人的关系上，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读了钱穆先生的书，……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费孝通全集》第17卷）
早年里，十七岁的费先生曾对着风雪中人大声发问：“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老还要自己出来采薪呢？”（《山水·人物》）晚年补课，读钱先生，他有了答案，也有了体验。
殊途同归。费先生说，他想写一篇《有朋自远方来》，写写心中的钱先生。
06
钱先生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阳明学述要》）
许先生说：“学术研究就是不断给自己找问题。”（《许倬云十日谈》）
费先生说：“经济上休戚相关，兴衰与共了，文化上还是各美其美。……两者不协调，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怎么相处……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关键问题。”（《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为保持言语和文字通俗，费先生常作比喻。他说：“我曾借用中国历史上的术语，把二十世纪比喻为一个更大的战国时代，事实上的国家关系中也确实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合纵连横现象。”（《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
《许倬云十日谈》中，有人提问：“当前的形势和人类历史上的哪个阶段或者时刻是比较相近的？”许先生回答：“可能当今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希腊的城邦时期……”
07
观世变，回溯战国，看天下，说中国文化价值。费先生破题，许先生接续。
费先生说：
“中国人口这么多，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五十多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没有停止过创造与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总结出好的经验，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作出贡献。我也希望自己加入总结经验的队伍，做一点思考。”（《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
许先生说：
“中国地区从上百种新石器文化一步一步整合，从以前沿着河流的整合，变成沿着道路的整合，再变成网状的整合：最后到汉朝的时候，主流文化就有高度的异质性。这一路整合的过程中，古老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差异、承认差异。中国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在于容许不同的东西共同存在，在中国文化里，承认差异是常态。同中要有异，异里面可以加入和发展出新的同。”
“我个人的理想是，未来世界可以模仿中国几千年走过的过程，从中获取处理当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思想资源。”（《许倬云十日谈》）
两代学人，两门学科，呼应得如此默契，人意之上，有天意。
08
1997年，费先生参加香港主权回归交接仪式，现场见证“英国旗降下来，中国旗升上去”，切身感受改革开放以来累积的国家实力，领悟中国历史对不同文化和制度的融汇、统摄功能。回到大陆，他和三联书店读者座谈，大段说起钱先生，推荐《国史大纲》，推重钱先生“整理中国历史，认识中国文化”的功德和意义，提示年轻一代珍惜“现实当中从历史里边保留下来的活着的东西”。
费先生由现实说未来，提示年轻人想问题。中国“强大起来之后，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像美国一样，我们做老大？” “你们长到我这个年龄，很可能碰到这个问题的。” 他预言，“再努力二十年，而且能保持现在的速度，到2020年前后，……格局就真的改变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
周晓虹教授在上书“后记”中表达的一个愿望，可看作对许先生希望的回应。他设想，
“2029年即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五十周年的时候，完成本次遗漏的社会学家的补访，同时再访问五十位比我们年轻一轮的社会学家，用一百位中国社会学家的个人成长史与学术演进史，回应一百年前即1930年孙本文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建立中国社会学社及吴文藻、费孝通等创立社会学‘中国学派’时的伟大设想”。
尊敬的许先生，您看，届时又是一场三个世代的传灯。那年，您九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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