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许倬云和项飙的追问：从激情出发，还是从老百姓生活状况出发？
一直不间断追着看的《十三邀》，有两期印象深刻，一期的嘉宾是历史学家许倬云，另一期的嘉宾是人类学家项飙。
在许倬云那一期里，主要谈的是中国文化重建和知识分子话题。先说说许倬云，1930年出生的他，现年已经是92岁高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他更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与胡适的渊源，而且他还是王小波的老师。王小波在写完代表作《黄金时代》后，曾给许倬云写过一封信。之前买《黄金时代》的时候，出版社还随书赠送了这封信。
在《十三邀》中提到曾经帮自己申请奖学金的胡适时，许倬云除了表达敬佩之外，也很温和地对胡适进行了批判，因为在许倬云看来，五四运动期间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德先生、赛先生，被过于简化了，自由和民主背后的复杂性被忽略了，包括胡适在内，也不可避免带着局限性，被历史嘲弄了一番，最终走入了盲区。
而在提到抗战时的往事时，许倬云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含着泪说出的一句话是“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这份自信从哪里来？不是相对抽象的、总是被人们挂在嘴边的绵延不绝的文化，而是那些生生不息、扎根黄土地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正是许倬云口中的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得以真正站立起来的最大底层和支柱。
对于中国文化今天的局面，许倬云是有惋惜的，里面有一段话印象很深——
“全世界人类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但是，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出这种人来了，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是过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个导演导出来的文化，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许倬云说，他的历史观是，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对于已经92岁高龄的许倬云来说，他最终看到了人之“短”，文化和自然之“长”。
再看项飙那一期，也有不少收获和刺激，尤其是其中提到的“附近的消失”，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因为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周遭，其实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结构性变化。
项飙是牛津人类学教授，早年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因为对北京“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这部著作也成为他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作为人类学家，他对具体事物的观察的确细致入微，每看到一个“说法”，看到一个商铺的招牌，第一反应便是，它为什么是这样，背后是什么，同类现象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一样存在，又有什么异同，等等。
如此一番观察后，所有的人与物，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或者至少给他的研究提供了灵感和素材。比如我们日常再熟悉不过的快递小哥，他提供了某种即时性，但这种技术变革带来的即时性，却不仅让“附近”消失了，也让每个人都在满足即时性的过程中变得急不可耐。
用项飙在《十三邀》中的话来说，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平了“附近”，越是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越没有附近的生活。人们只关心家里和世界发生的事，对“附近”不关心或者无感，这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和尊重，人变得更加情绪化、极端化。
其实在2020年7月出版的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能更全面认识项飙及其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出发构建出来的那一套理念。其中，项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坦诚，他说读书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他不喜欢读历史，理论功底也不够，很多时候，他会很焦虑，因为写不出来东西，没有办法突破。不管是在《十三邀》中，还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始终不避讳自己的弱点。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他的确把自己看得很透，也可能因为看透了，所以才会知道怎么把自己作为方法吧。
另外印象深刻的一点是，项飙一直比较关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对过于宏大的叙事、过于自信亢奋的表达保持警惕和距离。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很突出的问题，人人一张口都可以谈很宏大的事情，比如中美冲突、俄乌战争，但对发生在自家之外“附近”的事情要么没有多少热情，要么简单粗暴澎湃一番热情很快就退却。包括我自己，也经常是这样，所以常常会有“地命海心”的错乱感。
《把自己作为方法》中，还有对中国当下境况的解释，“中国很复杂，但中国中心的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有一些人，理解政治化也是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不是从今天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出发。”
一旦简单化、统一化，便只能借由宏大的叙事和表达。凡是具体的，一定是复杂的，表达起来也一定是琐碎的。而项飙所说的去定义而不是去观察，就是我们熟悉的扣帽子、抡棍子，以为自己掌握某种真理的自信，总是让人生疑。至于从抽象理念出发、从一种激情出发，恰能解释自由主义这么多年在中国的起伏，因为从一开始，自由主义者似乎就没有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里，单纯以抽象理念和激情来对抗老百姓的“吃饭”和“生存”问题，所以注定失败。
从许倬云到项飙，他们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方法，便是具体地活着，知其所见，解其所见，识其所见。只是，在这样一个到处充满着虚妄的诱惑，人们也惯于匆匆赶路的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又是何其艰难！
仅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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