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的启示：会不会打？别看嘴巴喊多响，要看这些做多少

原文发表于8月2日白天。

总有粉红喜欢质疑“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独立思考的价值之一，就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能在压倒性的舆论狂潮中，不被蠢货群体所挟裹，穿透信息封锁和污染，对实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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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政治军事矛盾激烈时期，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和演习就越是敏感。因为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作用并不只是演练军队和向外界传达武力威慑，实际上它也有可能是一场真正战争在发起前的掩饰行动。

这种掩饰又起到两种作用：

其一是达成作战的突然性。

己方大规模的军事准备本身是无法隐瞒的，但是外界对己方的判断是可以被干扰和误导的。

今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一直以演习名义在边境大规模集结军事力量，但即使是在美国不断的反复公开警告下，部分国家一直不相信俄罗斯将对乌克兰发起全面进攻，并痛斥美国情报就是个笑话，就是这种掩饰作用的最典型、最成功体现。

其二是尽量保留有政治外交上的后退余地。

在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中，直接爆发战争是最激烈、走向和结局最不可控、后果最严重的情况；是在主动决策过程中，不到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应该尽力避免的最后选项。

在从政治军事对立到开战爆发之间，必须要有一种兼具能表达强硬态度、能做好战争准备，但又能在必要时刻在保留政治体面的情况下、将局面冷却降级的灵活手法。

否则一旦调子喊得太高，从一开始就奔着对方要么怂要么就开战去；结果事到临头，又觉得实在打不赢或者打了太不划算，试图偃旗息鼓当做无事发生；那么此前被全面挑动沸腾的社会情绪，就会尽数化作反噬政权威信和合法性的政治代价。在各方都觉得是被迫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个很好的例子。

相对而言，军事演习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图：“西方-81”军演

比如70年代美国逼迫欧洲与之联手，对苏联进行技术与经济绞杀；持续到79年入侵阿富汗后，苏联经济急剧失血。全球范围内，越南战争后的苏联扩张/美国收缩的战略态势开始显著逆转，这引发了苏联最高决策层的强烈反应。

但当时苏联经济已陷入枯竭边缘，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再开辟欧洲战场；因此发动的西方-81演习，虽然达到军力展示和外交强硬的巅峰，但完全以展示军事威慑能力为主，并不具备多少实质性的战争威胁。

如何区分这些演习背后的真实动机？特别是判断会不会演变为真正的战争开端？

诀窍在于把握军事演习与真正的大战前动员准备工作的关键差异，这种差异必须难以掩饰、代价巨大。

图：2022年一月份，美国即对外公开了俄军正在筹备大规模的血液和其它医疗物资供应的情报

只有难以掩饰，才能通过非保密渠道也能窥见其启动与运行；只有代价巨大，才能证明其强烈的决心与意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血液的紧急储备，就是最典型的关键所在。

至少在现阶段，血液只能从人体中批量抽取，而且无法长时间储存，几个月过期后只能报废。因此只有在真正下定决心承受较大规模伤亡时，一个政权才会真正开始动员国家进行战前血液筹备。

实际上在俄乌战争爆发前，美国判定俄军的目标绝不仅限于军事演习和小范围的边境活动；最主要的依据，除了卫星等技术手段获取俄军重装备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调动集结，以及人力情报获得的俄国高层内幕消息外，就是明确侦知俄军在边境部署了远超演习任务所需的战地医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血液储备动员工作。

没有足够的血液，由于弹片、子弹等造成开放性创伤的战伤伤员，只能大批量的等死。实际上哪怕是在和平状态，正常社会中因为车祸等原因造成的创伤性死者，都有33-56%的人根本撑不到医院就已经失血死亡。

图：韩国医生讲解士兵伤情

在战伤救治中，弹片、子弹造成的开放性创伤，会带来难以遏制的失血。几年前从边境停火线叛逃到韩国的士兵，被击中5-7枪，韩国为了抢救这名伤员，全程输血超过10000毫升，超过该伤员（按体重和健康营养水平估算）自身血液总量的两倍以上。

从个例扩大到全面性战争上，血液的需求会变得十分惊人。比如在冷战期间，美国按照极端战况计算出来的欧洲战场需求，是每天10万伤员，需求6.4万升血液；这个数字，达到美国整个国家总献血能力的4倍。海湾战争中，美军按照每名伤员4U红细胞的标准，准备了105000U血液，折合4.2万升血液。

（注：U=单位。国内和美国的红细胞对应血液总量标准不同，1U国内对应200ml，在美国对应400ml）

相对而言，判断美军的意图难度要稍微高一些。因为美国是全球仅有的真正实施、并长期运行血液战略储备体制的国家。

美军除本土之外，在海外的4个战备血库，分别部署在韩国的Carroll和Humphries两个陆军基地，以及日本的海军冲绳医院、意大利的海军Sigonella医院。因此在一定程度内的血液消耗，美军通常不需要向国内社会面和当地民众发起血液筹备活动。

而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血液筹备的问题就很难掩饰，这通常涉及到一些社会制度设计的问题。

比如在一些国家，由于献血者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时常既没有利益回报，又可能遭遇自己或亲属需要用血时遭遇严重困难的风险；而且由于信息不公开，使得血液制品产业链长期在不透明的黑灰状态下运行，部分机构和企业得以牟取不当暴利，更进一步打击了公众的献血意愿。

在这些国家，维持正常医疗所需的血液库存都十分艰难，以至于很长时期内，都必须在实际操作中普遍实施诸如“互助献血”一类的强制献血手段，才能维持医疗用血平衡。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建立较大规模的战略血液储备体系；只能通过战前社会动员，才有可能满足战伤救治所需的血液。

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是不是真的准备好在近期进行大概率导致较大伤亡的战争行动，是否进行了大规模、无法隐瞒的社会献血动员，就是极具验证能力的关键判断标准。

这种战前献血动员一旦展开，必然首先在中低阶层公职人员和在校大学生中推广——而且必然是带有强烈的强制色彩。

这两个人群的组织程度较高，普遍健康情况较好，动员命令易于传递普及，执行阻力也较小。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存在年龄上的总体优势，即便其心智状态仍然停留在温室巨婴阶段，也并不妨碍其肉体成年并处于人生的最佳时期。

在相当大程度上，这种动员是否顺利、是否具备难以遏制的自发性和狂热性；也是判断社会真实战争意愿、承受战争代价意志的重要依据。

对于战线后方的民众，战争带来的直接代价当然是亲人的阵亡和伤残；但从比例上讲这是很小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民众需要直面的是经济上的艰难。

而中低层公职人员和在校大学生，前者是财政供养人员，由纳税人提供代价；后者是家庭供养人员，由父母提供代价，均对经济恶化的感知能力最低、对战争代价最不在意——反正不是他们付。

看起来这与流氓无产者相当近似，不过流氓无产者的心态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他们更乐意看到社会秩序的崩塌与重组，从中获得心理满足，以及健康社会正常状态下、他们不可能有的跃升机会。这类人通常也热衷于战争，但是组织程度差，年龄和健康状况不一，主动献血意愿极低，并不是品质较好和易得的血液提供者群体。

图：俄罗斯战争至今仍然能维持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阵亡士兵主要来源于偏僻的落后地区和非主流民族成员，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核心地区的民众付出代价较小

当社会面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在风险最低、代价最小的情况下，这几类人群都对战争动员准备工作没有大规模的实质性付出，那么社会总体在实质性上的战争意志就必然是有限的，能承受的代价是非常有限的。

打XX出一个月工资，打XX出一年工资，打XX出一条命......抽400毫升血液的代价，至少是显著低于一个月工资的，而且不会像在公交车上呵斥小偷一样面临人身安全和司法风险。

当普遍性的400毫升血液代价，都没有规模性的自发响应和支付；那么斗争的意志，必然在未来只能体现在这些方式上：

比如以绝无回旋余地的态度，抵制衣服鞋子等无关紧要的可替代品，或各种其它类别的行为艺术表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