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礼如期举行。青年作家林棹以作品《潮汐图》摘得首奖。创立五年以来，文学奖聚集了几百位青年写作者，理想国文化品牌创始人刘瑞琳在致辞中说：“我们看到，青年创作者们是如何通过文学记录时代、思考问题并尝试做出他们的回答，我们也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一代人对自我、对时代的感知，甚至他们身上蕴含的种种可能性。我们相信小说不仅能记录历史，在这个时代，它有所作为的空间可能更大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社会观察家，是思想家，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青年小说家能够释放出更大的文学力量。”除林棹外，此次入围决选名单还有郭爽、霍香结、魏思孝、周于旸（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四位写作者。他们的创作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本文摘选自2022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文学奖：为了写作这本小说，你做了大量的田野和案头工作，包括对于蛙这个物种的调研，包括书中其它动物，也有细致的描写，这些动物是否有其象征意义？林棹：如果讲实地考察这个部分的话，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种经验就是身临其境，我们这个世界像威化饼，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饼的最表层，它底下有好多好多层，可能是我们的集体回忆、我们书籍里面的东西、或者我们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它们拼成一个多层的东西。我们也一定会经历那个像缝隙一样的部分，会发现它的剖面，这个剖面包含所有这些层次，实地经历就是希望可以偶遇当间的缝隙。这个缝隙为我们展现一种剖面，把你的阅读、回忆、日常生活一下子都统一起来，并置在一起，这是实地考察对我而言的意义。我在写小说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每天有一个工作目标，很少注意到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或者我注意到了，可是这些发现没有一个去处，没有一个落点，散去了，然后我又开始忙碌。当我带着写小说的目的再去周围看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就有了一个落点，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收获，让我觉得我生活的地方跟我有了某种关系，而不是像过去某个时刻我找不到这种关系，可能意义感会比较缺失。这是写小说的过程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一种安慰，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东西。你刚才问到动物，我很受触动的动物是在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袋狼，我们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它最后的画面，是一段黑白影片，在一个水泥搭建的所谓的动物园里面，一只袋狼在晃来晃去，如今袋狼已经灭绝了——没有人再发现过它，人类就宣布它灭绝了。这只最后的袋狼留下的最后的画面给我很大的触动，所以我把袋狼放在小说后面，我就是想这么做，给它安置一个地方。包括跟它一起的粉头鸭也是类似的，它的头是粉色的，这个物种被人类大量捕猎后也灭绝了，类似的事情依然在发生。把这样两个动物放在小说里面，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但这是我想说的事情。我觉得小说就是这样，它不一定为了解决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解决什么问题，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去体验的过程，一个去经历的过程，可能经历完也不一定能得到非常确定的结论，所以我也倾向于不去解释我背后的意图，因为确实不能用几句话讲清楚。文学奖：延伸出来的问题是你作为一位女性的写作者，一定会面临不少关于性别写作的问题，你是否有觉得自己带着自觉的性别意识来书写？
林棹：我就是在写我的体验，我，这个物理实体，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东西，而我恰好是女性。这个物理实体是一个接受器，也是一个发射器。没有别的选择。
文学奖：对你个人来讲，《月球》在你整个写作历程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郭爽：感觉比之前更让自己满意一点，这种满意是多方面的：写作的技术，以及想表达自己的那种决心，不再回避很多东西。我记得有位法国艺术家发现很多创作者其实一直在回避对自己最重要的命题，人的本能是会绕开很多真正核心的东西。《月球》让我不会再去绕开很多东西了。我共情感比较强，我的前两本书更多地是在写想象中别人的故事，到了这本开始找到一种平衡感，也可以说更加勇敢了。譬如说，我不再去绕开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也好像不重要，跟我们每天都说“你要爱你自己”一样，听上去似乎很“鸡汤”，但看似简单的两句话，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要回答“我是谁”,不是回答身份证上的名字，也不是一串编码，它是一种认知的能力，你能够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一个表达者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有一些最想表达的东西。比如现在反反复复的疫情，大家都会有切身的感受，当真的被封在家里，或者外部生活被暂停，甚至完全不可控的时候，会发现物质生活不是那么能决定一个人，你只需要最简单的食物和水就可以生存下去，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你能够真的“活着”？我想，是人的情感现实，是人的情感生活，是你的精神构造在支撑你，而不是别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可能也直接反映在我写作的变化上。另外，写作给我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不在意任何人怎么看我，听起来很容易，但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用桑塔格的话来说，女性无时无刻不处在被观看中，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意识到你在被看，我们的知识结构告诉你在被什么看、在被什么塑造以及被什么决定，当你不在乎之后，这不是指一种态度上的不在乎，而是你有一种能量上的不在乎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自己了。文学奖：你是否觉得作者是可以摆脱自己的性别立场写作的？郭爽：我觉得这完全跟题材有关，我自己是可以处理很多不同的题材的。有一个朋友说《红楼梦》，曹雪芹是一个男作者，但是他写黛玉进大观园的时候完全是“黛玉之眼”，是一个女性视角，没有人怀疑过男性作家这样做的正当性。但是当女性作家用男性视角写作的时候，比如我有时候爱用第一人称，开口说话就是“我是一个男的”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被挑衅，但是我不在乎。包括叙事上的特点，我曾经也被一些朋友说我的叙事是辐射状的，是散点的，应该更集中、更线性，故事要长驱直入。最开始，我不置可否，后来发现他们的这种期待，不就是大部分男作者在做的事吗？既然他们都已经那么成功了，为什么我还要那样做？我忘记是不是伍尔夫说过，她说女作家只能从女作家身上学习。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文学史上的男性作家很多，但是他们的思维和经验，如果硬要去模仿的话会是一种自我戕害，不如就去发散真正属于自己的特点，也许不被理解，但你知道它是存在的就可以。文学奖：这本书其实是以你的家乡桂林北部山脉中的某个村庄为原型，但具体的细节其实是虚构的，我很好奇这本书的内容哪些是你的经验，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你为什么会采用这种虚实交加的写作方式？如果说电影有“伪纪录片”的说法，《铜座全集》似乎有点像是一本“伪人类学”著作。霍香结：《铜座全集》的文本形态确实有点复杂，之前也有读者搞不清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这本书根本就是虚构的，只是采用了不同于一般小说的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它的妙处就在于，这里面的一切看起来是真的。当然，你用“伪”这样的横向比方也没有错，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么做有它的好处，可以很好地处理一些真实的经验，而真实经验和虚构经验又是虚实相生的，符合小说创作的手法。其中我使用的方志体例也是提炼出来的，过去并没有这样一个体例，不管我们从史学、地方志还是人种学、民族学等等的学科出发，其实都没有这样一种体例。它是从史学、人类学甚至文学和诗学当中提炼出来文本的样态。
文学奖：为了写作这本书你做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能否详细谈谈这两部分的工作分别是怎么进行的？霍香结：这个可以细谈一下。我曾经想象《塞尔彭自然史》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或者像梭罗一样生活在某个地方，记录和观察那里的一切，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在“铜座”完整的“生活”过365天，一个自然循环，观察和记录铜座的一切。只是我处理素材的时候有点像人类学或者史学，再将这一切文学化，让它成为一种带有学术外衣的小说样式，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文本更加真实、可信。具体田野工作展开来讲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我要勘定田野调查的对象，对铜座这个地方划定边界，然后我要从语言、文献、习俗、族群、宗教以及草木、鸟兽、虫鱼方方面面入手。“铜座”原本是空白的，它就是一个词，我要在这里建筑一个看起来像有人居住的，乃至是在南方随处可见的村庄。随着作为叙述者的“我”不断地深入，真实和虚构的经验不断降临。文学奖：《王能好》的写作原型来自你已经去世的表哥，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创作背景？魏思孝：2018年，我当时想写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个在劳务市场打工的农民，由他七天的打工经历串联起乡镇生活的图景，设定的主人公一开始也并不是我的表哥。但是2019年7月1日，我表哥突然出车祸去世，我才想到可以把他作为原型。其实我表哥的死亡谈不上对我有直接的影响，他比我大十几岁，算是差了一辈，但是他的去世会让我觉得生活有了一个空缺，我一直想把写成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去世了，他的死亡加速了我将他写成人物的进程。文学奖：你有一篇文章叫《十年写作自叙》，谈到写作让你的人生有了寄托，让你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同时抵御世俗的挤压……这么多年的写作历程，你对文学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魏思孝：我人生的起点算是比较低，不论是家庭环境，还是个人能力，好像除了写点东西，没有其它能干的事。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经常想我以后能干什么，经过一番自我剖析和分析之后，我意识到写作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件事，不用上班，也不用让人管束，成本也比较低，一张纸、一只笔就可以。所幸，经过十多年锲而不舍地写作，文学还是为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我的生活有很多闲散的时间，我要学会如何打发时间，从而找到一个寄托。二十来岁的时候，我需要想每天干什么事情，自己才会得到满足感，我发现写作和文学能带给我这种感受，我挺感激文学的。十几年下来，我意识到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抛开物质考量，其实就是对文学充满热爱。热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需要十几年踏踏实实去做。二十来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写出一点名堂，现在越写越能接受自己平庸的状态，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要能踏踏实实把这个东西写好，越来越倾向于像工匠一样，每天写点东西，慢慢看自己能写成什么样。我虽然接受自己的平庸，但也对自己有所期待。这大概就是我目前对写作的认知。可能过几年还会有新的变化，因为这十来年经历下来发现，人的文学审美是在变化的，以前喜欢的作家现在不喜欢了，对这个事业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化。希望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自己还会继续写，也就可以了。文学奖：你曾说《马孔多在下雨》每一篇故事都是有关于逃离的，你是如何理解文学意义上“逃离”的意义？周于旸：我理解的逃离是很直接的，逃离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物理空间上的逃离。《鹦鹉螺纹》的主人公最后选择了消失就是一种逃离，《穿过一片玉米地》的主人公到外星球去也是一种逃离，《如虎之年》从头到尾都在迁移……回看这些作品，主人公都在移动，最后却不知所终，我觉得这种“下落不明”也算是一种逃离吧。文学奖：以你个人的经历来说，你是否经历过某种“逃离”？周于旸：我觉得写作本身就是逃离，最早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逃离现实生活，高中学习成绩不太好，也不是很想学习，那就总要找点事情做，又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才想到可以发展写作。写小说这个事情很方便，在上课的时候也可以干，老师在上面教我就在下面写，这就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逃离吧。文学奖：你是本届文学奖入围作者当中年龄最小的，跟其他作家能够拉开至少一个代际的维度，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觉得被称为Z世代的95后一代人是否有自己的独特性？周于旸：区别应该没那么大，而且我的小说也不大像95后的东西，因为我写的很多小说都是架空时代背景的，而且我经常会幻想它们是发生在1990年代左右的事情。我反而觉得当下是很难书写的，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怎么去把握，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交流，在以往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就是“科幻”的时代。那么以前写人物对话都是面对面的，还有肢体的动作，现在用微信和视频交流，它怎么呈现到文学作品当中去？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去书写的事情。因此，我还是更喜欢传统的方式，无论是交流的方式还是生活的方式，所以我的小说反而不是很95后。*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本文摘选自2022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有大量删减，完整版请点击小标题或前往理想国公众号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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