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青年女性创作者跨越电影／文学／艺术的灵感游吟

说起《海边》的创作契机，陈剑莹坦言与疫情期间自己的状态息息相关。那是一段停滞、摸索的时日，突如其来的旅行禁令，让她无法按照计划开启自己的长片。而彼时，她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没有出作品了。不安的心绪在所难免，作为新导演，她在平日经常受到的各方质疑，也加深了这种焦灼。但正是这段寝食难安的时光，重塑了陈剑莹的创作观，甚至是看待世界的态度。她突然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自己想拼尽全力往前冲就可以达成目标。疫情迫使她从“向外看”转变为“向内看”，她开始学会在独处中发现新的自我。这些观念的改变，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海边》的创作中。而这个诞生于朦胧状态中的项目，被当时的她看作是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悲情时代下的浪漫主义”，是陈剑莹为《海边》定下的先导概念。于是在脑海中，她建构了一个小镇少女寻找与游荡的故事，这成为了影片的剧本雏形。影片的取景地在宜宾，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时间仿佛在这里凝结。陈剑莹对此情有独钟，她希望通过对摄影、调色和剪辑的悉心编织，去复刻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直觉。在勘景的过程中，当地的风土人情进一步完善了故事的层次，也为主题增加了新的表达切面。超现实的视觉、长镜头的运动、胶片的质感，一个个细节不断得到确认，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末日来临前迷人的水边世界。

陈剑莹说《海边》最为顺利的部分就是融资，长片的投资方在听闻短片计划之后，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尽管在找钱上，项目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碍，但在其他方面，则远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胶片拍摄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得用数码机器拍摄备份，人员投入瞬间翻倍。影片一共有超过二十个场景，对于一个短片来说，堪称魔鬼工作量，转场的时候要扛着设备上山、下水，每一次都异常艰难。

在陈剑莹看来，与创作上的精神折磨相比，这些拍摄现场的“皮肉之苦”根本不算什么。影片在文本阶段就设置了很多层次的表达，试图让每一个观众都在其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内容——有的人看到对家乡的留恋，有的人看到的是对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上的摇摆，有的人则看到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珍贵瞬间。如何把这些层次用超现实的方式清晰地表现出来，让人心力交瘁。团队不断绞尽脑汁地推敲，又不断地将自己推翻。

回望整个过程，陈剑莹很自豪地说，《海边》是她完全跳出舒适区的创作。她过往的作品更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新作讲的是人与自身所处的环境、时代时间的情感，更为抽象，是她给自己在主题上设置的第一个挑战。视听语言上，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作品中设置如此多的外景。如何在没有条件创造光效的情况下，用摄影机捕捉自然的天光，同时保留独特的视觉风格，也成为拍摄时的一大难题。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第一次”，完片后陈剑莹惴惴不安，她无法预知观众目睹成片后会有怎样的反应。好在最终的结果证明，一切的付出和推敲都是值得的。

陈剑莹从来都是一个勤奋的人，早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她就不让自己有一刻闲着。她跑遍全球，在世界各个角落体验不同的生活。为了不让自己手生，她更是满世界飞，努力抓住每一次拍片的机会。“对我来说，勤奋一直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而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更离不开‘坚韧’二字。”在陈剑莹看来，青年导演的成长之路上布满荆棘，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怀疑，会让人随时随地想要放弃。但好在，她在创作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方式。也得益于强大的行动力，让她在一个大体量项目无法顺利展开时，及时调整方向，投入短片的怀抱，以小博大地完成了自我价值的体认。

在不断工作的过程中，陈剑莹最大的感悟是“电影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ready’。在执行中，人才会变得越来越‘ready’”。剧本永远都在打磨，剪辑永远都能调整，如果一味等待，将会丧失很多机会。而试错，也不啻为一个实现自我成长的绝佳机会。

说起戛纳获奖后自己生活上发生的最大变化，陈剑莹发现自己突然多了很多与更年轻的创作者交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她欣喜于自己的经历能够给他人带来一些力量；而这本身也成为燃料，反哺了她的精神状态。金棕榈的加持，不仅为她接下来开发的新项目带来契机，也帮助她摒除了此前的顾虑和浮躁，变得更加纯粹。她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把手头第一部院线长片做好。

在陈剑莹看来，高光时刻永远都是短暂的，低谷才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事情无法陪伴人的一生，但是“爱”却可以，无论这个爱来自他人，还是源自自我。也因此，“爱”会成为她接下来持续探讨的电影主题。她希望自己的影像语言能够一直饱含深情，踏踏实实地为观众、为自己讲好一个又一个故事。

棕色长袖毛衣 Giada；黑色百褶裙 Hermès；

耳饰 Bimba Y Lola

人们常常把杨好定义为一位“青年女性作家”，但她却对这样的前缀不以为然。她认为一旦把任何限定语加在了‘作家’这个名词前面，就仿佛把创作者划分为一个个特殊群体，造成一种不公平竞争。“文学的竞技场上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在进化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的成长过程中，杨好绕过许多“弯路”：出生于文学家庭，从小就想当作家却一直“逃离”文学，不断在文字以外的世界尝试着“是否可以用更实际的行动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她学过电影剧本写作和德语，学过比较文学、艺术史、艺术商业，甚至在前几年搞过创业，但终于在创业壮烈的失败之后，“被打回到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文学也是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的”。

于是在2019年3月，杨好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黑色小说》。故事发生在伦敦，青年M想当作家，女孩W是留学的美术史学生。这些不难看出杨好自己生活经历的投射，她形容这是一段“把憋在心里的感受、把保存的记忆倾涌而出的感官刺激，一种依赖直接经验转化而成的文学体验”。而到了2021年出版的《男孩们》，她对创作的出发点有了更多层的思考：是该继续在虚构上构建新的实验吗？还是找新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使命？随着写作、阅读、思考时间的增长，想法的变化不断雕塑着她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成长。“我现在认为一个好的创作者不应只依赖于自己的体验，哪怕在看似特别同质化的城市生活里，仿佛不经历任何波澜，我们也会遇到关于人性的各种怀疑。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来说，遇到什么样的经历是你不能去苛求的。但是从这样的经历中，你转化出来对人性、对世界、对历史、对时间的看法和构建，这是对写作者能力的考验。”

在开始第三部长篇小说的漫长旅程之前，杨好决定进行新的尝试，让中短篇小说成为她恢复元气的 “回血包”。但即使是这个新的开始也不如她想象中顺利，一篇中篇小说写到15,000字，三分之二的篇幅已经完成，她既不满意，又无法进行修改，于是宁愿全篇舍弃。回顾这一年，杨好对创作上的“断舍离”显得十分淡然，与这些决定本身的沉重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会挣扎，今年的困难就在于总是写一写就要废一些东西，进展很慢。可能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也不断地在冲击着你的创作，而创作者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就自己编故事。”

从《黑色小说》到《男孩们》的两年间，关于多元化、包容性的进步议题，在后全球化时代受到保守主义的挑战，不同地区之间因为缺乏交流而加剧隔阂。杨好在更具象化地反抗一个二元的世界观，“因为那很轻易地促使人给文学作品做一个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而文学本身只指向人，只指向世界，无法简单去区分好坏善恶。所以当下的文学作品反而容易变得单薄，看似好像是代表了女性，代表了被压迫的群体，代表了看不见的人，但其实这些代表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每一个人处在世界上都是特别渺小的个体，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我们要看向个体，而不是看向我们代表了什么。让我难过的是，当聪明的写作者知道自己要代表什么的时候，文学也就成了一个手段，一种障人耳目的人际游戏。”

戈壁绿连衣裙、黑色长靴 均为Hermès；

金色纽结耳钉 Mistova

在刘佳玉2014年的毕业作品《隐形之内》（Within Invisibility）中，中国各城市的风力数据通过技术手段被伦敦幽蓝色的风扇即时感知，不同大洲和国度的空气在观众眼前发生了动态叠加。VICE以专题的篇幅报道了这件作品，刘佳玉开始被关注。2017年，在《河边》（The Riverside）中，一条经过长城的小溪的河床出现在了伦敦，“水流”经由立体建模后复刻的河床，汇入了泰晤士河。2020年，刘佳玉回国组建工作室，在桂林完成了个人作品《逆流而上》（In the Flow）。

相比绘画或雕塑作品能鲜明地显示艺术家的风格，新媒体艺术因为呈现的方式多样，且大量素材和程序都以开源形式存在，要在创作中树立个人风格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刘佳玉相信，清晰稳定的艺术语言或风格源于作品量的积累，“所以就不要着急”。在创作的过程中，她几乎都处在轻松快乐、自由自在的状态里。“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可能就是没有学过那么多年的画画，在一开始接触艺术创作的时候没有什么以前的固有思维，没有包袱和理论的束缚，反而做得会更加开心，更随意。不用总想着我得批判点什么，一定要从里面去寻找它的意义是什么。无意义可能也是一种意义，它是一种当下即时的反应，是你对世界和社会立刻的反应。”

正式回到国内已经两年，刘佳玉将要进入她所说的沉淀阶段。她将整理几年中新的实践经验，重新分配时间，计划再做一批个人作品。现在她也在筹备自己的NFT艺术项目。对于“NFT”这个概念，刘佳玉觉得它就像是“十年前你跟大家说你在做的‘新媒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会觉得你是创客，或者这就是数字艺术。那时候大家对‘新媒体’的定义也不太明朗。”

有趣的是，刘佳玉感觉NFT这个新概念的出现可能会让上一个新概念“新媒体艺术”被大众所接受。她很看重接下来的NFT项目，想单独把它作为一个计划来操作，因为她不认为数字藏品就足以代表这个名词。“NFT本身是一个新的创作逻辑和技术，我并不觉得 NFT会怎么样，而是在讨论作为技术和一种创作媒介它可以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的新项目是基于NFT媒介去完成的，而不是一个电子图片或者电子视频。”刘佳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