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这句流传甚广的话出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在这本书中，伍尔夫对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作了阐释和解答。《一间自己的房间》写作于1928年，将近一百年后，对于书中所描述的种种我们仍不陌生......
讲述 | 张悦然
如果我不提醒自己，就很容易忘记这篇名作是一部小说作品。很多推荐这本书的文章都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伍尔夫的亲身经历，在介绍小说内容的时候，声称伍尔夫在1918年前住在伦敦河边的一座房子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而后从姑母那里继承了500磅，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才终于能够坐下来写作。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叙述者并非伍尔夫本人，她在文本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个虚构人物，让读者可以叫她玛丽·贝顿，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她叫玛丽·塞顿，第五章的时候，她又以玛丽·卡迈克的身份出现。玛丽·贝顿有一位同名的姑姑，从孟买的马上坠落身亡，那份五百磅每年的遗产，正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可是真实生活里，伍尔夫的姑姑死得并没有那么传奇，而从她那里来的遗产，是1500磅而非500磅。应该说，伍尔夫的生活要比玛丽·贝登优渥许多，因此适当将自己的境况变得差一些，突出遗产所带来的决定性意义，似乎更有现身说法的作用。但这就是这部作品需要写成小说的全部原因吗？显然不是。这部作品来自伍尔夫的两篇向纽南姆的艺术学会和格登学院的奥德塔学会做的演讲稿，经过一番用心的修改之后，变成了一本小书。也就是说，在修改中伍尔夫变更了它的体裁。伍尔夫并非不擅长写评论，相反，她写过很多作家的评论，非常得心应手。但她有意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增加一层虚构性，我认为首先是因为她对小说这种文体的看重。事实上，在这部作品写完之后，她还打算继续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将随笔和虚构融合在一起，但最终随笔的部分被抛弃，小说部分则成了后来她出版的《岁月》。
在考虑《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文体时，伍尔夫显然希望有一个风格强烈的叙述声音统摄全文，她赋予她的叙述者一种调侃、戏谑的口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复杂度，但也使文本略显浮夸，有失真诚。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当然了，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情形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牛桥大学是虚构的，芬汉姆学院也是虚构的，就连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我’也不是任何人，而是一个方便的代称。我的讲述之中存在谎言，但也可能夹杂着一些真理。而你们，要自己找出这些真理，自己分辨其中哪些部分值得保留下来。如果你们找不到任何真理，那就把它们全部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吧。”像这样的戏谑段落小说里有很多，全文都是一种揶揄、诡秘、难以捉摸的口吻，有点像是在戏弄读者。正如学者MC布拉德布鲁克所说的那样：“《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伪装……让伍尔夫夫人免于不得体地作假定，或避免被指控为了什么目标在摇旗呐喊。论点论据显然是严肃的，也是她个人的，却又戏剧化了，加上了各种矫饰，使论证显得不像论证。”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为了让《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表达，与个人拉开一定的距离，显现出一种置身之外的客观与超脱，伍尔夫要做一定的“掩护”，因此她选择了用小说的形式以及这样一个叙述声音。就好比预想到自己可能受到攻击，因此做了一件厚厚的铠甲穿在身上。但是那身铠甲太怪异，以至于影响了自己表达的威力。
这层加诸于文本之上的装饰，从一个层面反映出伍尔夫所体会到的压迫感。当时她已经成名，和丈夫拥有一间出版社，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灵魂人物，应该说，她可能是当时拥有最多表达自由的女人，然而，她依然无法直接写出自己的观点。当然，长达九万字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有很多观点，今天看来依然犀利，丝毫没有丧失力量。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希望它可以被更多的人阅读，从而影响和改变他们。但是伍尔夫的过度设防，显然也把大多现代读者拦在了文本之外。事实上，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还表达了另外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伟大的艺术家应该是雌雄同体的。这个观点出现在这部作品的最后面，显得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那么重要，但事实上，它才是这本书，也是伍尔夫小说的核心思想。小说里是这样写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股力量，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大脑中，男性力量比女性力量更占优势，在女性大脑中，女性力量则比男性力量更占优势。这两种力量彼此和谐，形成了精神上的合作关系。一个人的内心才会处在正常和舒适的状态。对于男性来说，他脑中的女性的那部分依然发挥着作用；对于女性来说，她和自己心中男性也有交流。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他说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心灵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发挥自己全部的能力。我想，无论是一个纯男性化的心灵，还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心灵，恐怕都不能创作。”如果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和500英镑每年，是女性能够自由创作所需的物质条件，那么拥有一个雌雄同体的灵魂，就是女性能够自由创作所需的精神条件。因此我们看到，《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伍尔夫对女性写作所面临全部问题所提供的一份答案。它们也是伍尔夫个人面对那些困难所找到的解决方案。
从个人境遇的角度来说，一年五百磅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从来不是伍尔夫自己要关心的问题，她迫切要解决的是精神的困境，确切地说起来，就是如何处理女性气质的问题。在《到灯塔去》里，拉姆齐夫人和拉姆齐先生，分别代表着伍尔夫从父亲和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两种特质。男性的和女性的，理性的和感性的。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为我们展示了二者的和谐与交融有多么美好。这当然来自她童年的记忆，但同时也表达了她内心的一种渴望。但她渴望的是，这两种能量在她的身体里交融，和谐共处。伍尔夫还指出了一系列缺乏女性特质的男性艺术家，认为他们不够好。而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罕见的女性特质多于男性特质，是伍尔夫所认为的最好的艺术家。在这里，伍尔夫看似对男女艺术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即开掘自己身体里另一种性别的能量，方能让心灵变得更加伟大。但事实上，她是想通过这个观点，解决女性艺术家的弱势处境。也就是说，女性艺术家，想要变得伟大，必须是雌雄同体的。换句话说，有一部分女性特质应该被抑制，取而代之的是男性特质。
伍尔夫曾在论述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时表达过，她认为文本充斥着的女性仇怨，影响了作品本应有的力量。因此她提倡女人能摆脱日常事务和怨恨情绪，从起居室向后退一点，用一种克制的态度，去观察人类。这么评价《简爱》，的确有道理，也许很多人都会认同。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个评价几乎可以用在任何女作家的身上。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很熟悉的论调，人们普遍认为女作家的写作，情感过于强烈，缺乏客观性。我们需要警惕这个观点，因为它暗含着一种男性制定的评价标准，一种男性作家示范出的写作风格。美国学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中指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论是个神话，帮助她逃避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女性本质，不与之正面碰撞，并且使她能堵住自己的愤怒和雄心，把它们压抑下去”。在伊莱恩·肖瓦尔特看来，《一间自己的房间》里隐藏着一个黑暗面，那是流亡者和阉人的地带。阉人，这两个字有些触目惊心。特别是它被使用在伍尔夫的身上，毕竟，我们应该承认，作为女性创作者，伍尔夫曾拥有的创作自由，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令人羡慕的。肖瓦尔特对伍尔夫的论述里，充满了惋惜，甚至认为她辜负了自己的才华，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过于悲观了。
在我看来，伍尔夫的直觉比她的认识走得更远，在《到灯塔去》等杰作里，很多时候是直觉而不是认识在发挥作用，而直觉是一种不可能被阉割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她的才华是很难被辜负的。不过肖瓦尔特对伍尔夫的分析，的确非常尖锐有力，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伍尔夫给后世女作家所带来的双性神话，推翻了具有严重自我欺骗色彩的雌雄同体论。就我个人而言，我记得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曾着迷于雌雄同体的说法。那时候我很喜欢伍尔夫的《奥兰多》。主人公奥兰多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不断变换，意味着不再受到性别的羁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我希望在写作中不要表现得过于女性化，因为那是脆弱、自恋、多愁善感、歇斯底里等负面特质的表现。而与之相反的是，应该追求一种中性化，甚至男性化的写作，比如像海明威那样，平静、克制，不露声色。海明威固然好，但并不是唯一的那种好，事实上，像他一样写作，对很多女作家来说，也意味着违背了自己的天性。雌雄同体的说法，不过是让女艺术家用习得的男性气质，来压倒天性里的女性气质。
但雌雄同体状态所允诺的和谐平衡的心境，是十分诱人的。至少对伍尔夫来说，这曾是她一心追求的幻梦。肖瓦尔特说，伍尔夫一直认为自己作为女人是不称职的，并因此感到内疚和亏欠：“身为女人的功能被剥夺了，男人的力量又不给她，她只得寻求平静的、双性同体的整体。而抓住永恒必然就是抓住了死亡。追寻双性同体就是伍尔夫对生存难题的解答，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不应混淆逃遁和解放。”也就是说，肖瓦尔特认为，双性同体的平静追求导致了伍尔夫逃遁式的自杀。为什么说身为女人的功能被剥夺呢，是因为肖瓦尔特认为，没能生养子女，对伍尔夫来说，带来了巨大的内心创伤。她还对伦纳德，伍尔夫的丈夫所做的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一直以来，伦纳德几是文学史上的模范丈夫。他深深爱着伍尔夫，并不惜一切保护着她的写作才华。他决定不让伍尔夫要孩子，正是处于保护伍尔夫的考虑。因为此前伍尔夫因为精神崩溃被送进过疗养院，伦纳德认为，她的身体状况不适合要孩子。肖瓦尔特说：“我不是要批评伦纳德的动机或怀疑他的诚意，也不是否认他对弗吉尼亚的爱。我们无法看穿他们共同生活私下的神秘。但是，很清楚的是他对她的看法已在相当程度上压倒了她本人的看法……有很多情形中爱的名义可以篡夺一个女人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削弱她，并毁灭她。”应该说，这种指控真的不多见。大多数时候，女艺术家的丈夫受到的指控都是逼迫女艺术家生孩子，做家庭妇女，承担家庭责任。但是这里对伦纳德的指控却是因为，他没把这些重负施予伍尔夫。
肖瓦尔特的论述当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争论。对肖瓦尔特的观点形成最大支持的，是伍尔夫的外甥，昆廷·贝尔为伍尔夫写的传记。关于生育孩子这件事，他写到：“在这一点上，我想伦纳德是对的，很难想象弗吉尼亚当母亲会怎样。但是这对她将会成为永久的痛，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只要想到她姐姐瓦妮莎有儿有女便不由地伤心忌妒。”不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伍尔夫生下孩子，并被照顾养育子女的家庭事务牵绊，她的写作和健康会不会更糟呢，那是不是另一种毁灭呢？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困难，都会有遗憾，都会让我们想象，会不会有一个更充分兑现了自己才华的伍尔夫存在，那个伍尔夫会是什么样？不过这种想法好像从来不会出现在男作家的身上——海明威同样是自杀身亡，但是我们很少会去想象，一个更多兑现出自己的才华的海明威会是什么样。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象三岛由纪夫，甚至死于车祸的加缪。似乎只有在女作家那里，人们会有一种她应该可以写得更好的惋惜。或许她的确可以写得更好，等她拥有更多自由的那一天。伍尔夫还在这本小说里假设过“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天赋异禀的妹妹，名叫朱迪斯”。她认为，就算“她和哥哥一样有冒险精神、想象力丰富，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因为时代对女性的束缚，那位天赋异禀的妹妹只能留在家里，“她没能去上学。她没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别提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了……很快，她还不到十几岁，就被安排和附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订了婚。她讨厌这桩婚事，又哭又闹，结果遭到父亲一顿毒打”。最后，在“一个冬夜，她自杀了，葬在某个十字路口，就是现在大象城堡旅馆外面公交车停靠的地方”。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你不要去锡德尼·李爵士的莎士比亚传里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可惜，一个字都没来得及写。她葬在大象城堡对面停公交车的地方。我相信，这位从未写下一行字、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我之中，活在许多其他女性心中。她们今晚不在这儿，而是在刷洗碗筷，哄孩子睡觉。但她还活着，伟大的诗人永垂不朽，是永远的存在，时机一到，她就会化作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想，这个机会就要到来，这个机会就在你们手中。我相信，等我们再活一个世纪，——我说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小的人生，等我们有了一年五百磅和自己的房间；等我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勇于写下自己心中所想……”这段话今天读来依旧感到鼓舞人心。伍尔夫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女性写作的传统。她将自己的写作，看作是一种准备。伍尔夫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是1928年，因此她在文中所憧憬的一百年以后，离我们已经很近了。我们还可以等到吗？那些被锁链锁住的女人，什么时候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什么时候才能养成自由的习惯呢？与此同时，文学正在不断衰弱，这个世界连莎士比亚都不需要了，还会需要莎士比亚的妹妹吗？女性艺术家想变得像男性艺术家一样伟大是很难了，但是男性艺术家变得像女性艺术家一样卑微，却很容易实现。这种感觉就好比女人们还在山脚下，正努力朝着山顶进发，男人们已经意兴阑珊地从山上走下来了。又好像一直在为了买一张游乐园的入场券而攒钱，可是游乐园却倒闭了。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那些围绕着文学的神圣光环散去，当这个舞台变得凋敝，或许意味着女性将获得更多机会参与其中。事实的确如此，近年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涌现出了很多出色的女作家。这可能因为她们更能忍受贫穷和孤独，因此更容易坚持写作。在做一件无望的、没有回报的事方面，女性或许比男性更有天赋。毫无疑问，文学的标准，也因为这些女作家的参与而发生着改变。即便它们是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假如我们都有一种信念，那就是文学不会消亡，它还会崛起，变得昌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不断壮大的女性写作传统，将会为文学的复兴提供巨大的力量。
*本文内容综合整理自由张悦然主讲的看理想App节目《女作家》第4讲，完整节目内容欢迎移步“阅读原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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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天真、小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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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时时刻刻》
封面图：《何时是读书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