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不结婚的女人们，选择成为单身妈妈 | 人间

在日本，“未婚化”和“少子化”几乎是同义词。

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这样说：“我是想要孩子的，但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所以生不了。”这背后的观念其实是：只有先结婚，建立起收入不低于“一般水平”的家庭，做好万全的准备，才有资格生儿育女。

尽管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正日趋多元化，许多人的生育观念依然保守，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养育新生命一事抱有强烈的责任感。人们总是认为“未婚生子”就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并且对别人结婚、怀孕的顺序指指点点。日本女明星在宣布结婚时，往往还要声明自己没有怀孕。

另一方面，生育存在年龄限制，即使生殖医学日新月异，这一障碍也无法突破。近年来，“男性不育”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是把不孕不育的责任归给女性。这也是许多二三十多岁的女性急于结婚的原因。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希望结婚就能结婚，日本就不会发展成未婚社会了。

在过去，日本女性若是结不了婚，就只剩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生育，要么被动成为未婚母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过，随着医疗技术进步、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生产，一些新的选项出现了。如今的日本女性既可以冷冻卵子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主动选择未婚生育。

不过，在生育观念依然保守的日本社会，做出上述选择的人仍是少数，而且很有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得知这些选项的存在时，我的反应首先是惊讶，然后便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何种原因做了这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采访她们的想法。

我首先采访了家住大阪的森田久美（四十岁，化名）。我是在某妇产医院主办的免费咨询会上认识她的。参加咨询会时，她已经基本明确了冻卵的意向，不久后就做了手术。

2016年12月25日，星期天。这天夜晚，全世界都沉浸在圣诞节的气氛中，39岁的久美则要独自前往大阪市的一家妇产医院。单身的她将在两天后进行冻卵手术，需要先去医院打针促进排卵。她已经连续打了整整八天促排针，卵巢在药物的作用下肿胀起来，裙子都变紧了。

“大过节的，我这是图什么呢？”久美如此自问，同时眼泪盈眶。

久美在38岁那年第一次听说了冻卵技术。再往前推两年，她已在一家婚介机构注册，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心里十分焦急。“我想让父母开心，必须生孩子。”

她记得大概是在三十五六岁时，她突然产生了这样的使命感，并且日渐强烈。至于是否真的能靠冻卵生下孩子，她也并不完全确信。但她已经不想每次来月经时，都为“卵子又变少”而焦虑了。抱着冻卵后能稍稍安心一些的想法，久美决定在40岁生日来临前接受手术。

12月27日，她按时躺进了手术室，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她为不必再来医院折腾而感到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则是不安和难以名状的尴尬。医生给她做了麻醉，大约15分钟后手术结束了，当天即可回家。

医生采集了12颗卵子，存放在液氮罐里。久美计划只存两年。由于冻卵项目不在医保范围内，久美一共需要支付六十多万日元的手术费和储存费，尽管如此，她的心情确实得到了纾解。“我会继续变老，但那12颗卵子的时间暂停了。”

久美收获了安全感，但也承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比如术前，她每天都得去医院打促排针，这一过程远比想象中辛苦，“有这种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找结婚对象。我不后悔，但也受够了。”

妇产医院每天都要接待形形色色的患者。久美做完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时，听到医院工作人员对隔壁床位的病人说：“您还是跟丈夫商量一下吧。”她顿时感到难过，心想：“我一个人在这儿折腾什么呢？”

久美长相美丽，为人亲切随和，也会因为年龄增长而倍感压力，焦虑到夜不能寐，最终欣慰地表示“我把卵子的时间暂停了”。这件事给了我不小的震撼。她充满感慨的话语至今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不过，久美告诉我，因为注射药物、来回跑医院过于耗费精力，她已决定未来不再冻卵，宁可把心思用来物色合适的伴侣。

冻卵能带来安全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复杂心情。

如果想要孩子，却没有结婚的计划，“未婚生育”也是一个选项。

在日本，人们通常认为“未婚妈妈”是因为有苦衷才被迫选择了不结婚。然而放眼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很多地方早已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非婚生子女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就开始倡导这种生活方式，并自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近年来，日本女性越来越独立，不再有趁早结婚的必要，也有人表示“不想勉强走进婚姻，只是想要孩子”。这部分女性不受婚姻制度束缚，按自己的意愿怀孕生育，与她们抱持的家庭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藤波塔子（48岁，化名）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主动单身母亲。她一边经营自己名下的公司，一边养育独生女，强势的职业女性气质中透着一丝母性的柔情。

2007年2月，塔子生下了女儿。未婚生育的决定，是她与当时的男友岛田哲（化名）商量后最终做出的。塔子的父母离了婚，但一家人依然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因此她持有“家人之间的纽带不需要制度来维系”的观念，一直没有结婚的意愿，对生儿育女也并无兴趣。然而与男友相爱后，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本能地爱上了他，觉得一定要留下他的基因。”

但男友阿哲并不想要孩子。于是塔子开始了漫长的劝说。阿哲起初不为所动，最后还是被她的热忱改变了想法。他们也考虑过“事实婚姻”这种生活方式，却无法在工作、生活安排等方面为彼此妥协。最终，阿哲让步了，同意塔子在不结婚的状态下生育二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们商量着取的。

女儿出生几年后，他们分手了，但在确认父女关系、支付赡养费等方面二人没有闹过矛盾。阿哲经常去国外出差，所以即便在分手前，他与塔子母女相处的时间也有限。塔子当时刚创业不久，还要照顾婴儿，经历了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但她从未产生过“有丈夫帮忙就好了”的念头，而是认为：“如果我结了婚，就不得不做更多家务，反而会更辛苦。”

女儿绫香从小就听母亲说，父亲不和她们一起住，但这不是问题，世上本就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直到现在，绫香每年生日都能收到父亲送的礼物。

像塔子这样自愿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生育的女性就被称为“主动单身母亲”。这个起源于美国的概念在日本不太有名，不过法人组织“女性与育儿研究所”的代表高田真里等人创建了一个主动单身母亲研究交流小组，近年来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咨询量直线上升。

该组织于2018年3月举办了一次单身母亲交流会，共有7位三四十岁的女士参加，其中有的还在考虑，尚未有行动。大多数人与男友生下了孩子，也有人借助了外国的精子库。

高田代表表示：“目前不是任何人都能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毕竟单身母亲需要有人帮忙照看孩子，或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雇保姆。”但她补充道：“婚姻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如果你有明确的人生规划与事业规划，未婚生育也未尝不可。”

高田代表告诉我，尽管目前疫情越来越严重了，她仍然收到了大量的咨询邮件与入组申请。组员们也会自发组织线上交流会。

塔子对她的选择既自信又坦荡。这大概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围着家庭打转。我时常听到女性朋友感慨，只要有足够好的抚养条件，即使单身也会考虑生育。

然而，2019年的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日本单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48%。单身母亲的收入普遍较低，感觉“生活困苦”的家庭高达近87%。由于经济原因被迫放弃生育的人不在少数。我感到，日本有必要对工作方式和社会制度做出调整，以免独自抚养子女的女性陷入困境。

2018年，我认识了特立独行的加藤结子（32岁，化名）。她性格随和、待人亲切，毫不避讳地与我分享了自己的生育经历。

结子在2017年9月生下了大女儿，她没有结婚，但在29岁时有了生孩子的想法。当时结子正与男友住在一起，但男友的生活方式很混乱，她无法想象和这样一个人走进婚姻。“我想要孩子，但不想帮有问题的男人料理生活。”

几个月后，结子结束了这段关系，开始为孩子物色更合适的“父亲”。她先联系了一位是公司职员的朋友，提出以怀孕生子为目的与他交往，对方断然拒绝。后来她又接触了几个人，也曾和情投意合的人同居，但因双方婚姻观不合，没能走到最后。

2016年秋天，结子遇到了小山真（31岁，化名），他完全符合结子的理想型。结子决定：“就是他了！”第三次见面时，结子便对他表达了好感。根据以往的经验，她没有急于求成，而是谨慎地表示自己有生孩子的意愿。阿真的反应很平淡，但没有明确拒绝。

2016年12月下旬，结子怀孕了。尽管结子早就告诉过阿真，不会因为孩子的事给他添麻烦，阿真得知这一消息时还是惊愕又慌乱。阿真起初对此比较消极，但在陪同结子做产检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还陪产了。

另一方面，结子对婚姻制度的质疑也更深了。日本法律规定，夫妇必须使用同一姓氏，通常是女方冠夫姓。但她喜欢自己的名字，不想失去它，也不想剥夺对方的姓名。她认为：“这种制度非要夺走陪了你三十多年的名字，实在令人沮丧。”

结子希望和朋友们一起抚养自己的孩子，怀孕期间，她跟阿真商量后决定不登记结婚，阿真也不需要办手续确认父女关系。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而是各自生活。

采访期间，我和阿真聊过。他的想法有过变化，内心也曾充满矛盾，不过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谈及结子时说：“不管怎么样，我很感激她。”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旁人难以揣测的亲密时光与情感交流。

除了与男友共同生育之外，也有人做出其他选择。

例如，漫画家华京院玲（32岁，笔名）借助海外精子库独自完成了怀孕生子的全过程。因为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者”，她不想结婚，但想拥有血脉相连的家人。

小玲从小就对性别感到别扭。她对女孩的游戏不感兴趣，也不想当男孩。长大些后，无论男女都无法对她产生性吸引力，周围人的爱情故事也无法引起她的共鸣。长年以来，她都为这种隐秘的取向问题所困扰，20岁后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我是无性恋，对男人或女人都不会产生心动的感觉。”

与此同时，小玲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她的父亲因中风倒下了。

“这样下去我就要变成一个人了。我希望能有家人陪伴左右。”作为独生女，小玲心中产生了对家人的强烈渴望。她考虑过领养孩子，但做过功课后发现单身人士很难满足领养条件，于是她只能做出决定：自己生。

除了借助精子库，小玲没想到其他途径。她从27岁开始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到日本没有可供单身女性使用的精子库。虽然有一些人愿意免费捐赠，但她出于种种顾虑，还是决定使用美国的精子库。

精子库网站上公布了捐赠者的情况，包括种族、身高、学历等个人信息。小玲本想找亚裔捐赠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将条件放宽到没有病史、能在孩子十八岁时取得联系。

而这种服务的需求量之大，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该网站上的捐赠者并不少，但缺货是常态，每次一有身体健康且条件优越的捐赠者出现，便会遭到哄抢，以至于小玲不得不用排除法进行筛选。“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小玲不无震撼地说。

2015年11月，小玲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这笔订单包括邮费在内的费用约为30万日元。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未气馁，第二个月再接再厉。一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2016年秋天，她的孩子出生。

在日本，有关精子捐赠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所以单身女性只能求助于个人志愿者，或是像小玲这样使用海外精子库。

“其实日本有很多人希望能使用精子库，她们的需求完全被忽视了。”小玲对此愤愤不平。她希望政府认可这个群体的存在，完善相关法律。

“有了新的家人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很幸福。”

要是孩子有朝一日问起自己的父亲是谁，小玲打算坦诚地告诉她这一切。

现在，小玲有意再次借助海外精子库怀上孩子，并且已经开始尝试。小玲这么做的原因是，女儿以后或许会为自己的身世烦恼，她不希望女儿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这一次，她对捐赠者的要求仍然是，希望孩子年满十八岁时联系得上对方。

截至2018年采访时，日本还未针对涉及第三方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包括捐赠精子、卵子）制定法律。换言之，这是法律上的空白地带。直到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局势才发生转变，不孕治疗与生殖医学开始受到关注。

政界迅速采取行动，在2020年12月出台了关于亲子关系的《民法特例法案》。法案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女性利用第三方捐赠的卵子生下孩子，法律将认定接受捐赠的一方为生母，而非捐赠方。法案还明确规定，如果妻子在征得丈夫同意后使用第三方捐赠的精子生育，丈夫不能否认自己与孩子的亲子关系。这意味着“第三方捐赠”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不过，上述法案没有明确规定孩子是否有权知晓自己的遗传学父母，也没有关于精子或卵子交易的限制条款。精子或卵子捐赠者的信息管理及披露机制也尚未建立。有关部门表示，专家将进行为期两年的深入探讨，从而得出最终结论。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客的热情与时机，因此法案能推进到何种程度尚不明朗。

不过，随着日本社会的未婚化与晚婚化趋势愈演愈烈，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精子或卵子生儿育女的人越来越多。若不采取措施，未来甚至可能出现“同一捐赠者的后代因不知情而结为夫妇”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采取具体措施，规范整个环境。

 后  记

刚开始采访时，我的侧重点还是“如何应对少子化”。但在倾听大家故事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想要的人生。

通过对单身母亲的采访，我深切地感受到，“幸福的家庭”并没有固定的配方。她们都在为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不懈奋斗。这世上本就存在想生却生不了的人群。有意愿生儿育女的人，大可权衡各种方法的利弊，自行选择。如果并不执着于生养孩子，静下心来品味自己的人生也未尝不可。

无论选择哪条路，我们都应该予以尊重。

（本文选自南海出版公司《婚难时代》第四章，略有删减）

| [日]  筋野茜、尾原佐和子、井上词子 著

曹逸冰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