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的天秤

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本土疫情防控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毒株时期、德尔塔毒株时期、奥密克戎毒株时期，每个时期的防控模式有明显区别，以下分别做具体介绍。

一、原始毒株时期（2020.1—2021.6）

特点：传播链控制与北京模式

2020年初，新冠原始毒株在我国扩散，一度导致湖北封城。原始毒株的致死率达到2%，如果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则更高。但原始毒株的传染性远不如后来的德尔塔和奥密克戎，R0在3.3左右。针对这一特点，我国选择清零策略，在经历3个月的封控后，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也进入恢复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5月—2021年6月期间，我国在并未大规模封城的情况下，依旧有效控制住本土疫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得益于“控制传播链”策略。

由于疫情是以传播链的方式传播（比如A传染给B，B传染给C），当发现一例感染者B后，可以通过筛查密接者等方式，来锁定其上下游传染者A和C，那么接下来只要将A和C的密接者也找出来并隔离，就能阻断疫情传播，有效控制扩散。成本很低，代价很小，无需封城。

在新冠原始毒株时代，“控制传播链”的策略非常高效，因为大部分人感染原始毒株都会发烧，发烧就得去就医，去医院就能检测出来。因此那个时期根本不用大规模筛查核酸，靠检测体温就能判别是否感染。所以那个时候出行很方便，坐飞机只要测个体温就行。

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走势：

在原始毒株时期，北京疫情控制得相对较好，即便是2020年6月丰台一度爆发新冠，但仅用了半个月就控制下来了，也基本没有影响民生。作为一个每天都有国际航班输入、人口流动极高的城市，为什么北京能有如此抗疫成绩呢？这离不开当地居民的配合。我们知道北京居民应该是全国最拥护国家政策的，所以在新冠1.0时代，很多北京居民只要发高烧都会去就医，刻意隐瞒的人并不多。北京的居委会管控也相对严，公共区域不戴口罩基本进不去。不仅如此，北京居民在做流调的时候很配合，行程报得比较清楚，这样就有利于快速筛查密接者，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凭借居民配合度，北京成为原始毒株时期的抗疫模范生。

二、德尔塔毒株时期（2021.7—2021.12）

特点：精准防控与上海模式

2021年7月，南京禄口出现疫情，标志德尔塔病毒进入我国，代替新冠原始毒株成为新的传播源。

与初代病毒相比，德尔塔病毒虽然致死率有所下降，但传播能力却大幅上升，R0保持在5.1左右的水平。如果只是这样，那对我国影响还算有限。更麻烦的是，德尔塔病毒叠加大范围的疫苗接种，使新冠感染出现了大量无症状病例，这就对过去追踪传播链的模式构成挑战。

在新冠1.0时代，感染者通常会发高烧，只要他们去医院就会被检测出来。但在新冠2.0时代，很多感染者不发烧了，也没有其它症状，然而他们仍具有传播能力。这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感染的人一旦大量流动，就会使新冠快速传播，造成疫情大面积扩散。

不仅如此，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使新冠溯源工作变得极其困难，2021年的内蒙疫情和西安疫情之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被控制，就是因为一直没找到传染源头。当传播链里面有大量无症状感染者时，追踪溯源的时候很容易失去线索。本来通过A筛查B，通过B筛查C，结果现在B变成无症状了，那整个追踪链条就断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防疫策略发生转换，部分爆发疫情的城市开始搞大面积核酸，目的就是为了把无症状感染者筛查出来，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出行要求从检测体温变为核酸证明。

凭借密集的摄像头，上海一度实现“精准防控”：

如果不想搞大范围核酸，有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疫情呢？去年的上海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精准防控”。所谓“精准防控”，就是利用摄像头监控等高科技手段，对感染者的行程轨迹快速追踪，在疫情大面积扩散之前就把密接者完全控制住。以快制快，将感染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

上海的“精准防控”，其实需要很充足的人力和物力，当出现一例阳性确诊时，需要上百个流调人员反复翻看监控录像，将确诊者近一周内所有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全部找出来，这是一个体力活+技术活。但好处是能避免大范围核酸，也不用封太多小区，也不存在漏筛无症状感染者的问题。一度成为全国典范。

因此在德尔塔病毒时期，上海成为中国疫情防控最出色的城市。

三、奥密克戎毒株时期（2022.1—今）

特点：常态化核酸与深圳模式

今年年初，奥密克戎在我国新增确诊病例中的占比逐步提升，最终取代德尔塔成为主要流行毒株。

奥密克戎虽然致死率进一步下降，但传播速率大幅上升，初代奥密克戎R0飙升至9.5，也就是说在不做防备的情况下，一个阳性病例可以传染9.5个人。

奥密克戎的出现，使上海“精准防控”的模式受到冲击。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太快了，以致于无论流调人员如何加班加点，筛查密接人员的速度都赶不上新冠传播的速度。今年3月，上海出现大面积感染，最终不得不靠大面积核酸+封城的手段来控制疫情。

在奥密克戎时代，光靠流调追踪已经无法控制疫情，再搞“精准防控”已然不现实。因此在今年4月之后，我国防疫策略发生变化，开始推行“常态化核酸”。

所谓“常态化核酸”，就是在各大城市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并对城区居民实行定期“全员检测”。通常来说，核酸检测频率最高一天一次、最低七天一次，平均三天一次，也就是查72小时核酸。而且做到“应检尽检”，居民必须持有效期内核酸阴性证明才能进入公共场所。

今年入冬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

客观来说，在今年夏季，“常态化核酸”取得了良好效果，本土疫情一度被压制。但进入秋冬季以来，本土疫情再度扩散。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1、冬季气候较冷、紫外线强度较弱、空气对流差，有利于冠状病毒传播；

2、变异后的奥密克戎BA.5和BF.7传播更快、更容易隐匿。

新冠病毒变异情况：

这里做一个对比，新冠原始毒株的R0为3.3，德尔塔毒株R0为5.1，奥密克戎BA.1的R0值为9.5，奥密克戎BA.2的传染系数为13.3，奥密克戎BA.5的R0值高达18.6。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意味着在未做防护的情况下，一个奥密克戎BA.5的携带者平均可以传播18个人。奥密克戎BA.5超越黑死病，成为人类历史上传播速度最快的病毒。

当然，R0是在未做防护情况下的传播能力，由于我国大量国民佩戴口罩、并积极接种疫苗，新冠病毒的实际传播系数Rt会低一些，综合来看：

夏季时期奥密克戎BA.2的R0为13.3，Rt为4左右；

冬季时期的奥密克戎BA.5的R0为18.6，Rt为7左右。

接下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采取常态化核酸的情况下，入冬以来疫情仍出现扩散。

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常态化核酸虽然能帮助防治疫情，但存在漏检的可能性，原因包括：

1、部分居民不需要频繁进出公共场合，因此不经常去核酸点检测；

2、部分检测人员操作不太规范，可能会造成漏检；

3、在普遍采用咽拭子检测的情况下，一些核酸试剂本身存在漏检或误检的问题，比如假阴和假阳，有时候这可能是人为因素，因此需要多次检测来筛选阳性病例；

4、新冠感染初期病毒携带量较低，Ct值＞35，隐匿性强，难以被检测到。

综合来看，在混管检测的情况下，单次核酸漏检率可能在10%-50%之间，不同的城市差别很大，一线城市漏检率应该会低一些。

这里列出一个公式：

常态化核酸下的疫情传播系数λ=病毒实际传染系数Rt×（1-核酸漏检率）÷全民核酸检测频率

实际的计算方法会复杂得多，公式这么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通常来说，新冠实际传染系数越大，核酸漏检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扩散。核酸检测频率越高，疫情就越容易控制。

根据传播动力学，可以根据λ（常态化核酸下的疫情传播系数）来判别疫情处于扩散还是收敛状态。当λ＞1时，疫情呈扩散状态；当λ＜1时，疫情呈收敛状态。

当Rt=4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今年夏季，大多数城市可以靠常态化核酸来控制疫情传播，因为此阶段主要流行的是奥密克戎BA.2，在夏季高温的情况下实际传播系数Rt被压低到4左右。对于北京等一二线城市，由于漏检率低，因此在三天一检的情况下也能把λ控制在1.5以内。这样的话，只要对中高风险地区采取局部封控措施，就能有效控制疫情。但对于内陆地区一些三四线城市以及部分乡县地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口罩佩戴率低、居民核酸意愿弱、检测误差高、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等），这些地区漏检率较高，同样是三天一检，λ也会处于较高水平，因此面临疫情反复扩散的问题。

当Rt=7时，不同频率的常态化核酸下疫情传播系数：

但到了冬季，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奥密克戎BA.5进入中国，成为主要流行毒株，该毒株传播能力相当强，具有免疫逃逸能力，可以靠气溶胶的方式传播，最远传播距离达到80米，这种传播能力相当可怕。而且在低温的加持下，传染能力进一步上升，广州等一些城市甚至出现实际传播系数突破8.2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三天一检甚至是两天一检的城市，即便漏检率很低，但也出现了疫情扩散现象。

奥密克戎BA.5已经可以实现气溶胶传播：

因此，今年冬季以来本土疫情扩散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冠传播系数的大幅上升，而非所谓的地方“躺平”，很多城市一开始就在努力防疫，但仍面临疫情扩散的压力。事实上，如此强的传染性在病毒史上是很罕见的，传播速度已经超过麻疹，面对这样一种病毒，防控压力可想而知。

深圳疫情走势：

但在本轮疫情里面，深圳是为数不多的疫情没有扩散的大城市，今年下半年以来深圳新增确诊病例从未突破年初高点。要知道深圳跟香港就隔着一条河，香港大部分居民已经感染过新冠，深圳应该是全国最容易出现输入型病例的城市。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下半年深圳依然控制住了疫情，这是为什么呢？

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圳的核酸频率是一天一检，大部分时期，深圳都要求持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报告才能进入公共场合。从前面的计算我们知道，一天一检的防疫效率远高于三天一检。即便是在奥密克戎BA.5时期，一天一检也能将λ控制在1.5以内，这就大大延缓了疫情传播速度。

这就好比拿渔网在池塘捞鱼，要想把鱼都捞起来。要么把网眼弄得很小（降低核酸漏检率），这样不容易有漏网之鱼。要么就增加捞网频率（缩短核酸检测频率），通过多捞网来多捕鱼。

既然深圳的效果这么好，那为什么全国其它城市不学习深圳，也搞“一天一检”模式呢？

并不是不想，而是大多数城市做不到，财政是最大的约束条件。

2021年副省级和地级市公共财政收入排名：

深圳为什么能搞“一天一检”？为什么能推行“精细化防控”？根本原因是因为深圳财力远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深圳一年的公共财政收入就有4200多亿元，同等体量的广州才1800多亿元，差距相当大。深圳有大量制造业中心和外贸企业，每年能创造惊人税收。而且深圳作为计划单列市，属于二级财政，只用给中央交税，不用给广东省交税，财税自留比率较高。不仅如此，深圳大部分人口是年轻人，养老负担非常低，每年可以腾挪出大量资金。如此一来，就可以理解深圳为什么能搞“一天一检”了，因为它能出得起这个钱。所以深圳可以在全市各个区域建立密集的核酸检测点，甚至很多小区、很多公司也可以提供核酸服务，正是靠着全领域覆盖的核酸体系，深圳才能维持“一天一检”的模式。

这里可以做个测算，深圳有1800万人，如果搞一天一检，意味着每个人每年需要做300次核酸（考虑周末和节假日因素）。在大部分都是混管检测的情况下，平均检测成本大约5元左右（不仅要考虑核酸试剂成本，也要考虑人力、储运成本）。如此一来，深圳每年的需要耗费1800万×300×5=270亿元，这占深圳全年财政收入6%左右，勉强还是出得起的。

但换成别的城市就不行，这里以河北保定为例。保定市有1000万人口，如果搞一天一检，每个人年均核酸300次，那保定每年需要消费1000万×300×5=150亿元，而今年保定财政收入不到300亿元,这意味着保定需要拿全年50%以上的财政收入做核酸，这钱根本出不起。更何况，深圳基本能做到财政平衡，保定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约800亿元，是财政收入的一倍多。在这种情况下，保定自身是很难挤出钱来搞“一天一检”的。

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目前靠自身财力能推行核酸“一天一检”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苏州、杭州等极少数城市，大部分城市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但防疫又必须全国一盘棋，否则一个城市没防住，就容易传染到别的城市。

假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天一检”，那财政缺口就更大了，10亿城镇人口，每个人日均检测300次，平均检测成本5元左右，那么每年核酸检测成本=10亿×300×5=1.5万亿元。2022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大约19万亿左右，也就是说，需要拿出全年8%的公共财政收入做核酸。其开支占比会超过军费支出和教育支出，成为财政支出最大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维持财政平衡，只能像2020年那样发行一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发钱，用于推行“一天一检”的常态化核酸模式。

因此“深圳模式”虽然看起来很有效，但很难在全国其它城市复制，深圳的氪金能力是大多数城市无法匹敌的。如果是靠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来筹钱的话，宏观杠杆率就得继续上升。2022年9月我国实体部门宏观杠杆率达到273%，较疫情前上升了将近30%，继续加杠杆得慎重。

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天一检”，又想控制疫情，那部分城市可能就得采取严格封锁或者静默的政策，否则疫情还是会快速传播。

重庆疫情感染来源分布：

从重庆的疫情数据可以看出，11月以来，重庆有一半以上的病例都是社区感染所致。其中最多的是房间内感染，病毒很容易在家庭内部传播，因为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房屋内。其次是同小区感染，一些重庆市民即便是封控时期也喜欢在社区打麻将，而且不戴口罩，这就造成社区传播。其次是朋友、同事聚餐、聚会引起的感染，占比19%。再次是因为上班而引起的感染。

由于无法杜绝家庭内部传染。因此能做的办法主要是限制社区内部流动，对高风险地区私自外出行为予以限制。并且限制堂食，因为吃饭的时候要摘口罩，此期间很容易传播病毒。

因此在不搞“一天一检”的情况下，理论上通过管控高风险社区人口流动、限制堂食等方式也能控制疫情。

但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东部发达城市，基层执行能力相对较强，民众配合意愿也相对高，因此勉强能做到精准防控。但对于内陆欠发达城市，受人力和物力约束，基层执行能力较弱，很难做到精准防控。经常面临“社区管不住、流调跟不上”的问题，如果想完全控制疫情传播，往往会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比如加大封控范围、增强防控力度等。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因为再好的政策也是人来执行，不可能要求三四线城市基层人员的执行水平跟京沪一样。事实上，在面对面对奥密克戎BA.5的时候，即使是北京和广州也出现了疫情大面积扩散，连一线城市现在都很难做到精准防控，更不用说基层治理能力薄弱、财力匮乏的三四线城市了。这根本不是愿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能不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搞防疫“一刀切”或者是严格封控的话，虽然能降低疫情传播速度，却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换句话说，如果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低成本防控，需要内陆城市具备：北京的居民配合度+上海的流调水平+深圳的财政实力+超低的核酸漏检率。还是那句话，防疫必须全国一盘棋。除非切断/限制全国各城市之间人员往来，像上海那样对来沪人员管控5天，否则一个城市疫情扩散，就会导致其它城市也面临疫情输入的风险。这是一个木桶效应。

另一方面，如果不搞“清零”，同样也会付出巨大代价。

台湾省历年各月死亡人数对比：

台湾省从今年4月开始走向“共存”，因此可以发现，今年5月以来台湾省的死亡人口数大幅攀升。2022年5月—10月期间，台湾累计死亡10.8万人，往年同期值为8.6万人。也就是说，台湾走向“共存”以来，超额死亡人数为2.2万，这个数据比台湾统计的1.4万新冠致死人数要多。原因在于台湾出现医疗挤兑，导致患其它病的患者因未能及时就医而死亡。

压平感染的曲线不仅是为了保护新冠病人，也是为了保证其它病例患者也能享受医疗救治：

台湾省虽然老龄化率比大陆高，但人均医疗资源比大陆丰富，因此如果大陆这边搞“共存”，超额死亡的问题不会比台湾省轻。而且台湾省选择在今年夏季放开，一方面是高温天气降低了冠状病毒活力，另一方面当时流行的奥密克戎BA.2传播能力没有后来的奥密克戎BA.5那么强。因此台湾虽然出现医疗资源挤兑问题，但感染曲线被压平，整体医疗系统并未被击穿，否则死亡人口远不止2.2万。大陆如果在冬季放开，且面临的是奥密克戎BA.5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以台湾省为参照，台湾省放开后死亡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大约是0.1%左右，对应到大陆这边就是14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正常情况下我国每年自然死亡1000万人左右，意味着放开后当年我国将多死14%的人。能否接受这样的代价，不同人心中有不同答案。

事实上，社会上还是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是支持清零的，姑且可以称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平时在防疫问题上很少发声，因为本身被保护得很好，离病毒远、离防控近。可一旦转向共存，支持清零的人就会纷纷站出来指责，届时舆论会更加混乱。石家庄防疫松绑期间，家长普遍不敢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大街上空无一人，可以说是用脚投票。所以有时候不能把舆论和现实混为一谈，要考虑一碗水端平的问题。

或者我们可以做个有趣的猜想：假如新冠改成对年轻人产生高致死率（5%）、对老年人产生低致死率（0.01%）。可能现在支持清零和支持共存的人群会互换过来，年轻人普遍支持清零，老年人则希望放开，互联网舆论也会大有不同。很多时候，立场决定观点，古今中外皆如此。

疫情下的“三元悖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的选择都要付出代价。面对R0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病毒，我们面临取舍悖论，从执行的层面来看，想做到低成本精准防控其实并不容易。有三种情况：

1、既要防住疫情，又要避免严格封控，那就只能发行一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核酸“一天一检”。虽然这也会为居民出行带来不便，但已经比“静默”等方式好很多了；

2、既要防住疫情，又不想在财政上耗费大量钱财，那出现疫情的城市只能采取严格封控，限制社交活动。通过大幅压缩人口流动的方式来降低感染；

3、如果既不想限制人口流动，又不想出现财政缺口，那就得面临疫情扩散的问题。如果最后走向放开，预计会有上百人死亡。

历年各月累计公共财政收支差额走势：

无论是严格封控，还是发债搞“一天一检”，都会增加财政压力。今年1-10月，我国公共财政收支差额（公共财政收入-公共财政支出）为-4.1万亿元，去年同期则为-1.9万亿元，预计今年全年公共财政缺口将同比扩大2.5万亿元左右。这既有财政支出增多的因素，也有财政收入下降的因素。面对传染系数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如果想继续压低感染，明年财政缺口预计将比2021年扩大3.5万亿元。

另一方面，如果是选择放开，在医疗防线没有被击穿的情况下，我国将超额死亡上百万人口。如果是因为疫情传播过快、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防线被击穿，超额死亡的人数只会更多。

“电车难题”一直是个难解的悖论：

所以防疫就是个天秤，天秤的左边是3.5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天秤的右边是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社会公共领域的任何决策都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任何选择都会有代价。关于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应该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终的决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