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还能说清道理吗？

社会

2022-05-18 10:05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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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说理的消失」

文｜陈赛

公开羞辱的复兴

20年前，我们对互联网所怀抱的种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包括全人类知识的共享、观点和视角自由交流的市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谊，到如今似乎都已渐渐转为噩梦般的威胁，比如虚假信息、信息茧房、网络成瘾、极端主义、仇恨言论等。

在所有这些威胁中，网暴可能以一种最为戏剧化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乌托邦陷落的讽刺性——网络给你力量，也剥夺你的力量；网络给你声音，也剥夺你的声音。一切依境况而定。

《社交网络》剧照

一个青春期的无知少年，可以成为网暴事件中战斗力超群的施害者，谈笑间轻轻松松毁掉一个陌生人的人生，并且全身而退，毫发无伤；而一个人沦为网暴的对象，也许是真的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恶行，也可能只是因为一个不高明的笑话、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评论。正如英国记者乔恩·罗森所言，社交媒体时代道德制裁的问题在于，罪行的严重性与惩罚的野蛮性之间常常是断裂的。

乔恩·罗森花三年时间周游世界，拜访了众多网暴事件的受害者，写成《千夫所指：社交媒体时代的道德制裁》一书。他认为，羞耻是世界上最被低估的情感，而公开羞辱是一种威力无穷的工具。19世纪早期，这种古老的刑罚因为过于残酷而被废止，如今却又在社交媒体时代得以复兴。只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杀伐都发生在文字和图片里，所有的羞辱都发生在隐形的众目睽睽之下，如果不是因为现实中的一些惨烈结局就摆在眼前，比如被网暴的寻亲少年最终自杀，因为200元打赏金额而被网暴的女子跳楼⋯⋯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的残酷性。

《3年A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剧照

在网暴事件中，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问。比如，如何定义大众正义的边界？网暴者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于陌生人如此强烈的恶意从何而来？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让我们试着从网暴者的画像入手，也许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1.他们的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之间有着深刻的鸿沟。本刊记者为本期专题采访的网暴者中，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化名“原子”的男子：34岁，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工程师，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末会开车带一家人去附近的公园玩。不加班的时候，他亲自下厨给全家做饭。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到了夜里，会在豆瓣和小红书，在首页推送的女生照片下依次留言“荡妇”“杀猪盘”，以及更多侮辱性的句子，然后满意地关机、睡觉。为什么一个人会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孔？仅仅是网络的匿名性赋予他们无所顾忌的吗？

在互联网上，网暴者们声势浩大，但当受害者试图抓住他们与之对质时，他们立刻缩进“马甲”里，如消失一般

2.他们的行为具有某种强烈的表演性。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就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一书中指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戏院，而我们每个人就是这偌大舞台上小小的一个表演者，我们戴上不同的面具，尝试不同的身份，引导和控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培养某种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的身份。

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认为，社交媒体深刻地重塑了现代人构建身份和寻求社会地位的方式。首先，社交媒体给予我们极大的灵活性，呈现不同版本的自己。我们可以选择性地分享关于自己的信息，也可以完全保持匿名。第二，社交媒体给予我们强大的工具监控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你在社交媒体上有多少粉丝，得到多少点赞，都与你的自我价值感息息相关。那么，这些网暴者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冷酷、狂热和固执，是否也是一场与身份相关的表演？他们是否在这种表演中找到了某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渴求的归属感和价值感？

《白金数据》剧照

3.他们有很强的道德优越感。一个人何以对自身的正义性如此深信不疑？这可能与某种黑暗的人格特质或某些惨痛的过往经历有关。心理学家认为，每一个羞辱别人的人，都亲身体验过被羞辱的滋味，所以发自本能地用羞辱惩罚羞辱。在美国电影《致命礼物》中，杰森·贝特曼扮演一个成功人士，遇到高中时曾经欺凌过的同学。他的妻子发现后，质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折磨那个同学，他回答说：“我父亲当年把我打个半死，我不也挺过来了，他为什么不行？”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优越感是一种很讨人嫌的特质。但为什么在社交媒体上却似乎可以一呼百应？

《致命礼物》剧照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莫莉·克罗凯特的说法，道德义愤的表达常常是双向的。一个人在谴责他者的同时，也是在宣示自己的美德、智慧和忠诚。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表达道德义愤，你需要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这种计算能力是进化赋予我们的生存本能之一。而社交媒体所做的，是将表达道德义愤的成本降低为零，而将收益调至最高——很多研究显示，在社交媒体上，道德义愤是最能收获点赞和分享的一种情绪。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看，长此以往，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正面强化，即极端者越容易走极端，时时以道德义愤搏出位。所以，克罗凯特说：“如果道德义愤是火，那互联网就是汽油桶。”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强烈的道德情感交付给算法，以及算法背后的商业力量？

结构性的愚蠢，结构性的暴戾？

不久前，美国社会心理学者乔纳森·海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流传极广的封面文章，探讨了为什么本该促进交流的社交媒体，却让美国人陷入到无止境的争吵之中。他认为，美国过去10年社会矛盾的激化、阶级鸿沟的扩大，以及民主和共和两党及其拥众之间尖锐的对立状态，让人们仿佛生活在巴别塔已经倒塌的废墟之中，而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壮大则是罪魁祸首。

他认为，关键的转变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Facebook推出了Like按钮，从此每个人都可以在拇指轻轻一点之间认可或者否决另一个人。Twitter在同年推出了转发功能，一个人的愤怒与不满可以在转瞬之间被传播到上千上万的人手中。据称，为Twitter研发出“转推”按钮的工程师事后曾经非常后悔，称该功能堪比“给了4岁孩子一把上膛的武器”。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Like按钮之后，Facebook再一次修改了Newsfeed的算法，开始按热门程度——而不是按原来的时间顺序——对内容进行重新排序。后来的研究显示，网民最乐于分享的，恰恰是那些情绪激烈的内容。比如，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显示“愤怒地反对”的帖子获得的关注（包括点赞和分享）几乎是Facebook上其他类型内容的两倍。

之后，全世界各个社交媒体互相抄袭——点赞、分享、热搜，在随后呼啸而至的移动互联网大潮中成为每一个手机的标配。再之后，主流媒体半自愿半被胁迫地卷入其中，全世界的新闻议程设置随之发生剧变。由此，社交媒体也终于从自我展示的平台变成一个可在全球范围之内、可在瞬息之间，散播情绪（尤其是道德义愤）的机器。

《网络暴力》剧照

乔纳森·海特指出，在这样的机器面前，质疑变得非常艰难。所以，社交媒体在放大极端分子的话语权的同时，也迫使大量的温和派陷入沉默。从大学、研究机构到行政机构的专家，哪怕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也会因为担心被网暴而选择不发声。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互联网曾经自诩给予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以声音，但现在最安全的方法是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但是，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要真正理解任何一件事情，都势必要依赖多重视角的对质和直言不讳的争论。当质疑声消失之后，海特悲叹，美国整个国家陷入了“结构性的愚蠢”。

这些年，我们对于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戾气太重，动不动就是群情激昂，各种骂战、互撕不断，言语中充满谩骂与羞辱，随时升级到对人格的攻击与打压。但是，这种弥漫性的戾气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海特的思路，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结构性的暴戾？除了撕裂人们的政治立场之外，社交网络机器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我们进行非此即彼的道德表态，或者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就像海特分析的，当少数的极端分子占据政治讨论时，大量的温和派闭嘴了；同样的，在网暴事件中，当一小撮极端的“网络喷子”占据讨论空间时，对温和派来说，退出恐怕也是不得已的最优选。

网络暴力首先是社会现象，而不只是网络现象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一直用“他们”来形容网暴者。但这也许并不公平。是的，我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跑到别人的帖子下留下污言秽语，去攻陷陌生人的评论区，随意曝光他人的隐私甚至威胁他人的人身安全。但是，在一个建立在持续的自我展示与观察基础之上的世界里，被认可、被接纳的渴望有多强烈，被拒绝、被排斥、被羞辱的恐惧就有多深。我们同样活在“后真相时代”，同样受制于“信息茧房”，同样每天在情绪的过山车中起起伏伏，也同样渴望在人前呈现自己的善良、忠诚和正义感。在这些事关网络生存的深层心理需求方面，我们与网暴者并无本质区别。

更重要的是，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确保自己了解事实的真相？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我们面对的甚至不再是同一个事实，那么，我们如何确保道德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对错的判断之上，而不是被接纳/被拒绝的取舍之间？

理解邪恶的第一步，

是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作恶

在一组很有趣的实验里，美国心理学家罗伊·F.鲍迈斯特让实验对象回想别人曾经对他们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描述发生了什么、作为受害者有何感受等。然后，他再让他们回想他们自己曾经对别人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他发现，实验对象对这两件事情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当你是受害者时，你视之为可怕的非正义，而且它对你的影响是长久的。但当你描述你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时，总是有各种不得已的解释、理由。比如你是被迫的，你处在某些巨大的压力之下，而且，事情没有受害者说的那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