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使用网络相亲时，人们通常会提出比线下相亲时更为苛刻且具体的择偶标准。在没有其他人情因素需要权宜时，谁也不想浪费时间。”
我没经历过相亲，但安排过一次相亲。女方是我的大学同学，男方是我的小学同学，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俩都单着。女方好看，文艺，男方个高，读清华。我发誓，以我社恐的程度，并不爱干这种牵线搭桥的事儿。撮合他们俩，就是因为一句玩笑：俩人有夫妻相。也不是因为都好看，而是当年他们俩都黑瘦黑瘦的，就想，不如组个局吧。在那个为他们衡量彼此的短暂过程里，我很像是一台电脑，计算着数据的重合度。数据并不精准，双方的条件、需求，都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猜个大概，更多基于喜好的重合度，喜欢的书、爱看的电影之类。有一些问题，我在自己盲目的恋爱中都不曾考虑，但它们却也被我像模像样地列入了两个人的“数据库”，比如学历、专业、家庭条件之类。两个朋友的父母，都是我熟悉的长辈，所以心里多了个包袱。算计一遭，觉得这事儿并不草率，就拽着俩人见面了。
结果，相亲真的成功了。他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如今也应该有十几年了。现在回过头去想，我当时心里经过的那番暗暗权衡、那个包袱，究竟来自什么呢？为什么我在恋爱中不屑于考虑的问题，却要求自己在安排他们“相亲”前，为他们弄清楚？这一番红娘的自我修养，照猫画虎的职业操守之间，可能就是我对相亲的认识——一种数据的匹配。我在脑中计算他们数据的重合度，其实就是在考虑所谓的门当户对。相亲的形式可太多了，换句话说就是交换数据的方式多。我所谓的“数据”，也就是个人的条件，可能在饭桌上的一句话中被抛出来，坐在对面的人接住了，就干一杯，接不住就说拜拜；也可能在什么相亲活动的现场被大屏幕播放出来，屏幕外的人接收到了，就会把心形的贴纸或是手中的玫瑰送给他/她，接收不到，就拍灭手里的灯，继续等待。总之各有各的招数。比较夸张又有些特殊的，“相亲角”算一个。
有名的是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一到周末，上千位父母聚在小小的公园里，塑封的A4纸铺天盖地，有的夹在衣领上，有的挂在树上，有的立在地上的小马扎前面，上面写满子女们的信息，性别、年龄、身高、学历、年薪、房车资产，一目了然，数据完成交换再不用多费口舌。这些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人们，但凡有备而来，通常是准备打持久战的，少则半天，多则一整天。每个周末都去，有的人一去就是一年、几年，有的人甚至一去就是10年，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是一点儿都不夸张的。
2018年9月9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 （连国庆 摄/IC photo 供图）
据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学英语热潮里，人民公园曾经是个“英语角”。后来有段时间，它变成了交换公房的地方。人们的需求变了，这个位居城市中心点的公共空间，扮演的角色也就跟着变。2005年，一个为女儿婚事发愁的妈妈牵头儿，几个家长参照着北京龙潭湖公园，又把它变成了相亲角。所以也可以说，相亲角是始于焦虑的。如果不是因为焦虑，谁会用10年的周末，挤在人山人海中，认定那一张张A4纸上，那些大同小异的个人信息中间，就有他的孩子要寻找的另一半呢？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计迎春是在2018年聚焦人民公园的，她组建的研究团队有十几个人，花了几年时间在相亲角进行观察，与人聊天，或做深度的访谈。她告诉我，他们的调查和研究虽然还没有到得出结论的阶段，但其间有很多发现。就刚才那几个问题，我没有抛给计迎春，她就已经解答了：到相亲角积极地为子女张罗婚事的父母们，他们的子女可并不一定急于步入婚姻。他们当中有些是瞒着子女去的，另一些虽然和子女商量过，但也没有得到赞同。即便子女同意，父母在相亲中扮演的也只是辅助性的角色，没有决定权。看到不错的人选，让子女互相加个微信，基本上就石沉大海了，于是父母又开始新一轮的数据碰撞和搜寻。相亲的方式的确很多，对象并不一定非要在相亲角寻找，可是当年迈的父母们把身边依赖的人脉都用光后，除了去相亲角，又似乎真的无计可施了。父母为什么那么焦虑呢？计迎春曾经提出过一个“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说的是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会，家庭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家庭成员的纽带比以往更为紧密，大家更加相互依赖。这种复兴修正的家庭主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父系家长一支独大的传统父权家庭主义有所不同。它体现出的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并存交错，是父母子女、夫妻相互依赖和分工合作的家庭模式。家庭的重要性增加，父母们对子女结婚成家的希望自然也就更为迫切，他们希望看到子女有人照顾支持，老有所依。对子女婚姻的焦虑，实则是为子女的养老焦虑。相亲角也许并不能真的解决他们的担忧，但可以暂时容纳他们的焦虑。计迎春发现，一些父母的焦虑中还包含其他的情绪。比如王阿姨，她来相亲角的原因，是曾经干涉过女儿的恋爱，女儿分手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再帮她找一个。当初，她觉得女儿只能嫁给上海本地人，就硬把恋爱多年的两个年轻人拆散了。在那之后，女儿很长时间没再和她说话，并告诉她，自己再也不谈恋爱了。王阿姨不知道怎么办，被朋友拉进了相亲角之后，她每个周末都抱回家一大摞资料，塞到女儿手里，可是女儿对此始终都以几个固定动作回应：撕碎，扔进马桶，冲走。王阿姨还是不停地前往相亲角，对她来说，那很像是一场赎罪，至少是可以打发掉一些内疚的。
婚姻焦虑当然不是父母们特有的情绪。计迎春告诉我，虽然大多数子女最初是反对父母去相亲角的，但是时间长了，一些子女的态度会发生改变：从拒绝到逐渐默许，再到开始主动询问，配合相亲。这种转变大多来自女性。
“在爱情领域中，女性的有限性是以生育年龄为特征的。”伊娃·易洛斯在《爱，为什么痛？》一书中写的这句话，在相亲角里有非常具体的画面：有两个坐在一起很久的家长，孩子一男一女，年纪差不多，家庭条件、学历也相当。怎么就没考虑让两个孩子在一起谈一下呢？男方的家长回答说，两年前就觉得他们两个蛮般配的，问过。但是人家女孩子说还想玩儿，原本就不想让她的妈妈来相亲的，就没谈成。现在呢？两年过去了，他们两个都30多岁了，我们不会再选她了。她的“价位”跌了。
我原以为，“婚姻市场”这个社会学概念只是一个学术用语，没想到相亲现场中出现的“降价”却能把“市场”这个词变成了真的。据说，如果你一大早就跑到相亲角，会觉得身边环绕的那些大大的纸上写的全都是“女”，男孩的父母特别少。但相亲角中真实的男女比例是没有那么大差异的。到了下午，男孩的父母们才会慢悠悠地入场。和那些清早就来“上班”，很晚才会离开的女孩家长们相比，他们显得相对淡然，因为他们拥有更多选择的时间。最初进入相亲角的男方家长，看到女孩们的学历、年薪之高，往往会表现得自惭形秽：“真的太优秀，这太难了，我们家儿子根本配不上她们！”很快，当他们发现女方家长们对那些“硬件”的要求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高，他们的心态就会迅速地扭转：“你们家女儿配不上我们家儿子！”也许他们发现了“时间”的秘密，它是相亲者手中最重要的砝码，原本谁的手中都有，可女方的，似乎总是用得更快。
张阿姨为了给女儿找对象，也曾经每个周末都驻扎在相亲角。但还没等到什么结果，她就不再去了。她说，男方的家长们给她的感觉很不好，说起话来就像选妃子一样，挑挑拣拣，评头论足。有一个男孩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他的家长对张阿姨的女儿也很满意。两个老人就互相留了微信。对方说：微信给你了，你的女儿要在某天几点联系我的儿子。语气就像是在发号施令，张阿姨心里不舒服，这件事就作罢了。没想到，两个老人转脸又在相亲角遇上的时候，男方的家长勃然大怒，质问的语气让张阿姨觉得，相亲角是一个何等奇怪的场域，里面似乎有一种不对等的权力，使他们的人格也变得不平等了。这种失衡是非常戏剧化的，但在矛盾高度集中的相亲场域里，又发生得那么自然而然。计迎春在相亲角还见过另一种“降价”：一个女孩儿的个人信息上原本写着：年薪90万。过了不到半年：年薪60万。又过了一段时间：年薪40万以上。一年的时间里，她的其他条件都没有改变，但年薪一降再降。她的母亲说，原本以为自己女儿的高薪是值得骄傲的优势，但后来才知道，这是会吓跑相亲对象的。即便对男方的收入不提要求，只要一说到女儿的年薪，人家就直接拒绝了。男方觉得，压力太大了。相亲角里的“收入观”通常是：年薪90万的女性，不会断然拒绝年薪30万的男性；但反过来，年薪30万的男性，并不愿意和比自己收入高的，更别说是高几倍的女性交往。
那么学历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学历和年薪通常是成正比的。如果女性的高薪“不被允许”，那么，“女博士”是否也依然像很多年前那样在婚姻市场中受到歧视呢？计迎春告诉我，女博士曾被“另眼看待”，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高学历者是少数，她们因为稀有才被视为异类。如今，博士并不罕见，几乎不再背负偏见了。有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城市中，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全面超越了男性，无论本科、硕士还是博士，女性的入校比例都更高。相亲者们对学历的看法，是很微妙的。女方通常认为，学历代表见识、趣味、共同话语，男方则把学历对标智商、基因、生育的质量和教育孩子的能力。所以，他们虽然不希望女方的薪资太高，但是期待一定的学历。总结下来，30岁以下、高学历、有工作，但无过高薪资，一旦被选中要表现积极，这大概是男方家庭通用的择偶标准。相比之下女方家庭的标准既不明确，也不固定。在婚姻市场中，女性作为弱势已是共识。相亲角中贮满的焦虑，又将它一再放大。作为一个不符合标准的女性，我想赶紧走出相亲角了。我想起了Nana。她是一个37岁、定居上海的单亲妈妈，有自己很愿为之拼搏的事业、自信，潇洒。2020年初，疫情刚起不久，我们做过一期“重新看待亲密关系”的封面故事，那时她就是我的采访对象。当时，孩子因为疫情延迟开学，和老人留在老家，Nana先一步回了上海，开启了离婚几年后第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在手机上下载了Tinder，开始约会。换一种说法，就是开始了网络相亲。这两年，她始终没有离开Tinder，从免费用户升级成付费会员，认识了不少人，和很多人见了面，也正式交往过几个。很显然，以Nana的条件，是没办法在相亲角那样的地方立足的。我想知道，在网络相亲中，她会不会也感觉到自己处在婚姻市场的底端，有没有因此受到鄙视，需不需要一再地为自己重新估价？她说：“不敢有人对我鄙视，否则我就直接取关了呀！”这个回答说出了很多人热衷网络相亲的一个关键原因：选择的自由。
和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相亲相比，网络相亲的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没人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没了下文。没人会要求你再给介绍人一个面子，和某某再吃上一顿。也没有人比你更知道你想和什么样的人做伴。网络相亲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事物。西方最早的相亲网站“Match.com”创立在1995年。国内最早发展起来的大型相亲网站“世纪佳缘”，创立的时间是2003年，比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还早了两年。2010年后，网络相亲开始转移到手机的客户端，Tinder、陌陌之类，它们自定义为交友工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钱岳说，使用网络相亲的人，一般比使用其他方式相亲的人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并且，越来越年轻。通常，当一个人处于随时可以碰到潜在对象的人生阶段，是不会使用相亲软件的。像大学生，他们的身边有大量单身、志趣相投的人，按道理说多多参加社团活动，与同学多交流，是不难找到另一半的。但是从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中看，如今像Tinder这样的交友、相亲软件，风行于大学校园。大学生使用Tinder或者其他相似的App，都是为了着手步入婚姻吗？当然不可能了。这正好体现出在使用网络相亲的人群最大的特点之一：需求的差异性。他们可能是在急着结婚，但也可能只是想谈个恋爱，找个性伴侣。或者，长远的目标指向婚姻，但眼下并不急于明确。比如Nana，又忙工作又带娃，没什么时间可以浪费，所以她从来没觉得通过Tinder约会只是在玩儿，但也不认为就必须在手指的左划右划间再一次踏入婚姻的围城。她不排斥再婚，甚至觉得遇到合适的人，可能还会再给他生个孩子。网络相亲不是铺天盖地的明码竞价，但也一点儿不少“市场”的模样。有人把这样的相亲比喻成网购，只要输入关键词，符合条件的“商品”就会占满你的屏幕，而那些不符合条件的根本不会出现。它是一种更为精细化的服务。国外通过网络相亲而结识的人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是同性恋者，4%左右的存在比例，使他们更需要以网络相亲的方式提高分辨彼此的效率。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只希望结识同种族、同民族伴侣的群体中。在国内，直指精细化需求的相亲，有对标学历的所谓“985相亲”、对标地域的以身份证前三位数字作为准入口令的“211相亲”之类。钱岳发现，使用网络相亲时，人们通常会提出比线下相亲时更为苛刻且具体的择偶标准。在没有其他人情因素需要权宜时，谁也不想浪费时间。并且，以人们对网络的了解，通常会认为无论自己给出多么具体的指向，诸如喜欢喝茶不喝咖啡，接受养猫但不同意养狗，也都是可以找到海量的匹配人选的。因此，没有必要模糊，没有必要妥协。这种选择的自由，是打破了局限，还是加深了局限呢？网络相亲最开始出现的时候，研究者就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网络显然打破了日常的社交圈层，让交友的范围扩大了；另一方则基于相亲网络使用的相似性算法，认为它在加深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例如，在一次朋友聚会中你认识了一个女孩儿，想和她发展成恋爱关系。这时你才知道，她是个女博士。你有可能当即认为，怪不得她这么有趣。你可能不会记得在创建网络相亲的账户时，你的择偶标准里有一条：博士以下学历。也就是说，网络平台基于你给出的标准，也许会向你推送千千万位潜在对象，但决不会让你和眼前的这位有趣的女博士相遇。
《Essence》杂志专栏作家卢卡斯（右二）会写下自己的相亲经历，为黑人女性如何挑选合适的男性给出建议 （视觉中国供图）
基于“网购”的特点，我回想起Nana说的，没有人敢鄙视她。我当然相信她的话，也相信随时“取关”的自由可以帮她保持自信。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网络相亲背后的婚姻市场，完全不同于传统相亲呢？不依托于父母，而是由相亲者自己，尤其是更为年轻化的相亲者们提出的择偶标准，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吗？
钱岳对使用网络相亲、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年轻人进行调查后发现。当他们被问到想要找什么样的伴侣时，最常见的答案是：一个聊得来的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它很少会出现在父母一辈想当年的择偶标准中，那个时候的高频词可能是：有上进心、孝顺、顾家。至少，聊得来不会是首要的考虑因素。那么，什么是聊得来呢？人们喜欢举反例回答。比如，有个男性说，我最喜欢去博物馆、听音乐会，如果对方最喜欢宅在家里看韩剧，那就聊不来。一个女性说，如果我想跟他聊毛姆，他连毛姆是谁都不知道，那就聊不来。“聊得来”看似是一个无形的标准，在提出者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解释时，我们很可能把它归结为一种飘忽的感觉，就像爱情。但实际上，它是基于客观现实的，比如相似的教育背景、不相上下的家庭条件、差距不大的收入水平，等等。说白了，还是门当户对。我们总是以为网络相亲给予了更多的自主权，使我们不再依据父母给出的框架进行挑选，但最终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和父母的选择，并没有相差很远。
也不是一切都没有改变过。在钱岳的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下面这个说法：男性应该专注于工作，女性应该主要照顾家庭？“50后”“60后”回答时，支持或反对，男女两方的答案差不多。“90后”回答时，男性明显比女性更加表示支持。性别观念的差异特别显著。对配偶年龄的选择上，男性表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越来越想找比自己年轻更多的女性。比如，25岁的男性，通常想找23～27岁的女性；30岁的男性，普遍选择23～29岁的女性；而40岁以上的男性给出的答案，是希望找到22～30岁的女性作为伴侣。而女性，不论什么年龄，在调查中给出的答案始终是：想要找与自己年龄差距3岁以内的男性。此外，和相亲角反映的状况如出一辙的是男女对教育的重视，以及理由。男性偏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名校毕业，理由是：未来能更好地当妈妈。女性同样重视教育程度，但没有人提出，关注男性的学历是觉得高学历者能成为更好的爸爸。同时，在有着高等学历的女性中，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未来不一定会选择生育。综合这一系列的调查结果，中国男性心目中最理想的伴侣始终是贤妻良母。在家庭观念、性别分工上，男女双方有着越来越大的差别。似乎，更高的教育，更多地改变了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但对男性的观念改变非常小。当男性和女性想法越走越远，而他们又认为小小的搜索框背后是成千上万的潜在理想对象可以随意挑选，不必去改变自己时，聊得来的人还会在吗？Nana说，下个App吧。我的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见人，不断地栽跟头。不要为了相亲而相亲，真实世界里没有相亲。这个说法听起来意味深长，我似懂非懂。她说，相亲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但两个人的关系和感情需要经历的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相亲并不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生产很多没有经历过验证的问题。真要相亲，就给自己个时间限、小目标，比如3个月、半年、一年，一步步推进，不能一见面就只想着这个人能不能白头到老。相亲中的人当然都带着各自的标准、条件，比如她吧，就是希望对方比自己的能力高一点，钱也多一点。但多一点儿就够了，重要的是能被对方赋能。相亲最终相的是自己。另外，她觉得相亲中最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挑我、我挑你，而是沟通，是如何表达自己。以她的经验，大多数人在相亲中对话效率是极其低的，一句“Hi”之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根本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或者相反，说起话来，没有分寸感，每句话后面都带个问号。交往中，愿意给对方留白的尊重始终是重要的。她说，两年前刚刚开始网络相亲时，她通常是表面故作潇洒，内心绷得很紧，拿着手机挑选对象，就像刷抖音一样，只要发现对方有一点点不合适，拔腿就跑。现在，她慢慢放松下来了。她发现，想要交往，是一定要赶紧把网络上的人拉到现实中见面的，要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联结。相亲是一种仪式，门当户对也是一种仪式，生活总是需要仪式的。（本文选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6/7期 ）
排版：然宁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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