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养孩子， 压力太大了

早在《房价才是最好的避孕药》、《为什么网民对三孩政策态度消极》等文章中，我们就提到过，七普数据中2020年国内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预估值将降到1.3人。从国内1960年至今的总生育率变化中也能看出我国妇女的生育情况不容乐观。

在政策支持下，国内生育数量为何减少，大多可归因于现如今由经济、教育、医疗、时间成本等多方面带来的育儿压力属实太大。

而这些压力最后往往会加诸父母之上。

具体到生儿育女的抚育责任，许多家庭的责任划分仍可用“严父慈母”来概括。

父亲往往承担着儿童性格引导、社会性习惯等教养责任，塑造着威严的形象，对孩子的管理更为严格。

且大多数父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因工作繁忙而陪伴时间较少、参与不足，导致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母亲与子女间的关系那般融洽。

这么一来，父亲在亲子互动方面就会显得吃力一些。

而与父亲这一角色相比，女性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除了要在孩子的教育上多花心思外，还要更多地承担子女在生理性抚育方面带来的压力。

除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外，母亲还要持续性地关注子女的身体发育、言语发展、行为情绪、心理健康等等。

在许多琐碎又必须的事物需求下，大部分青年母亲会有失去自由的感觉，感到烦闷、不愉快。

另外，成为父母后，双方面临的家庭人际关系更为复杂。而在祖辈的介入下，母亲这一角色会比父亲这一角色承担更多的代际压力。

在一些家庭中，祖辈会参与到孩子的照料中。由于两代人存在成长时代背景、思想、教育观念之间等多方面的差异，加上祖辈对孩童的溺爱，容易导致祖辈与母亲这一心思更为细腻的角色之间的矛盾，致使她们在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承担更多压力。

此外，许多职场女性还背负着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压力。

因为在时代的变迁中，虽然人们对“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所改变，但在面临实际冲突和矛盾时，大多数的解决方法还是贯彻了这一思想。在面临家庭与工作冲突时，职场女性往往是最先受到冲击的那一个。

而目前我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大多数国家，这也就意味着成为母亲，国内许多女性就会承担双重压力。

在双重压力下，一些职场女性还易受到“密集母职”的“绑架”。

母职即母亲职能之意，密集母职即作为母亲的女性应首先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的抚养中，照料孩子的全面发展。

这种理念强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承担力度，促成了内部不平等关系。科学育儿、优秀育儿等理念的推崇，还会加剧国内母亲尤其是职场女性的“母职焦虑”。

总的来说，作为父亲，既要承担家庭大部分的经济压力，也要关注子女的教养问题，破除亲子互动的障碍；而作为母亲，则要解决孩子的日常生活问题，在人际互动中缓解隔代抚养的矛盾，一些职场女性还要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内外施压，加重养育压力

通过对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研究可以发现，许多内外部因素如托育服务、育儿理念的传播、年龄、职业、学历、子女数量、家庭结构、贷款压力等都会影响养育压力的强弱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高房价、低收入给家庭养育带来经济压力外，在许多研究中都会提及目前国内婴幼儿照料等托育服务缺乏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低收费服务的公共托儿系统承担了更多的儿童照料重任。在这一时期，妇女与男性都能在职业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双方在照料孩子这方面的养育压力较小。

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国内的儿童照料服务也逐步市场化。照料儿童的责任重新回到了育儿家庭当中，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

当照料儿童的责任回归到家庭时，父母要么选择自己照料，要么寻求祖辈的帮助，又或者将婴幼儿照料的职责交到市场上各类托育服务机构中。

但目前我国的儿童照料市场中，大多存在公共市场供给不足、城乡地区差异显著，私立市场机构发展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以保障，照料配备缺失等问题。

数据显示，国内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不足10%，远低于发达国家近50%的水平。

在优质托育机构资源少、托育服务价格高、托育机构位置或托育时间与工作时间不匹配等问题的影响下，一些青年父母不会选择儿童照料机构服务，近一半家庭的婴幼儿还是以家庭照护为主，最终的养育压力还是落到了父母身上。

而即使是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照料，养育费用的支出、人际关系的调节也会带给青年父母经济与人际沟通方面的压力。

另外，现在的社会中充斥着大量科学育儿、优秀育儿理念的传播，这也会加剧许多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

如为了孩子更好的成长，母亲们最好要母乳喂养到1岁；0-3岁是孩子一生中身体成长与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三年如何给予孩子充足的营养与教育将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

在这些观点的传播下，为了防止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为了给予孩子未来更好的发展，即使在强大的经济、时间压力下，父母们也会加大对子女的养育投入，但这反过来又会加剧父母们的养育压力。

来到家庭内部，除了住房贷款、代际沟通等方面加诸青年父母压力外，父母之间的婚姻质量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心情、态度，进而转换为不同程度的养育压力。

在高质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虽然会有争吵，但往往会以友好的协商结束。良好的夫妻关系会引导双方共同承担养育责任，形成平等关系。大多数时候，双方的情绪平和稳定，充满着安全感、幸福感、愉悦感，养育压力会得到缓解。

相反，低质量的婚姻关系不仅会加剧夫妻双方的矛盾，造成心理的不平衡，还会将负面情绪转移到子女的养育过程中，造成养育行为的不积极、亲子互动减少，加剧养育压力。而养育压力的加剧又会反过来制约婚姻质量的提高，破坏家庭氛围。

这对幼儿的长远发展很不好

为养育子女，青年父母面临的多重压力不仅会影响双方的心绪、时间安排、事业发展与人际关系，也会妨碍孩童的性格塑造、气质培育与心理健康。

从外部影响来看，社会环境的变化会加诸父母养育压力，在同一个时空中，这些压力又会传导到孩童身上。

如上面提到，现在社会上许多育儿理念都提及0-3岁是孩童发育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孩童的大脑高速发育，这三年中接受的启蒙与教育甚至会影响到他们一生的大脑功能，影响到他们后续的学习、就业、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等多方面。

反之，若在这一时期的孩童缺乏相应的陪护照料及营养，他们后续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所以也会影响到青年父母的养育选择，促使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孩童0-3岁的时期内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照料孩子的成长。

但在社会普遍的宣传与引导下，一些在经济、时间等方面力不从心的父母的养育压力则会加剧。而当压力加剧时，自我调节力度的不足就会影响父母们的积极情绪，减少积极的养育行为。

曾有研究发现，过高的养育压力会使父母更多地关注自身而降低对孩童的教养程度，减少对孩童的关注与支持。

另外，养育压力加剧而难以缓解的家庭也容易形成消极的情绪氛围，而父母的养育压力能够通过感知效应等传递到孩童的身上，使他们也感受到压力。

在照料不足、氛围压抑的环境下，孩童的安全感减弱，在后续的发展中，多数容易养成胆小、不敢表达自身想法、缺乏安全感的性格。

而当父母给予孩童充足的照料，做出如温暖接纳、理解引导、温和回应、鼓励民主等积极的养育行为时，孩童的安全感则会大增，更能大胆地去探索未知环境，好奇心、冒险性、挑战性以及想象力多方面都会得到保护，在后续的发展中也容易形成善解人意、创造性的性格。

此外，当孩童在养育压力较大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时，他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一个是周围的低气压氛围会通过感知效应传递到孩童身上，致使孩童容易受到惊吓，产生害怕心理。另一个则是养育压力会促成父母的养育倦怠，忽视对孩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关注。

所谓养育倦怠，是指个体在自身的父母角色及长期的养育压力下，会出现情绪与行为疲惫、消极的症状。

当父母的养育压力得不到缓解时，就容易产生养育倦怠。个别研究表明，在高养育倦怠下，个体会出现较高的逃避倾向甚至自杀倾向，同时也会伴随更多的心理疾病、失眠时间、与配偶的争吵时间。

在父母的倦怠行为下，孩童的需求经常被忽视，个别父母甚至会增加对孩童的暴力倾向，加剧孩童的不安全心理。

曾经广为流传过一句话，“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孩童时期所处的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一生，即压抑的家庭氛围也会影响到孩童后续的心理健康发展。

双重关注“生育友好”与“性别友好”

为减缓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达到提高生育率、缓解老龄化问题的效果，从中央到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努力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可理解为塑造生育“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环境友好”的社会。

要提高年轻人的生育信心，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配套政策的衔接，提升托育服务水平，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增进家庭和谐幸福，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据了解，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而不敢生的前三名原因分别是经济负担重、儿童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所以，在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时，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经济负担重的问题。

诸如根据家庭收入状况进行分级经济补助、减免税收、发放现金奖励等直接经济补偿措施都会对育儿家庭有所支持，稍缓育儿压力。

另一方面，鉴于国内目前托育服务还不够完善，加强地方政府的统筹力度，为婴幼儿提供便捷、优质、普惠的托育、教育服务，也会有效缓解青年父母带娃的压力。

目前在这两方面，中央、地方政府层面也都给予了不少的政策支持。

如对孕期健康检查服务进行补贴、加大住院分娩补助力度；适当延长产假、护理假、育儿假，并发放生育（护理假）津贴；加快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给予符合条件的二孩及以上的家庭一定的住房优惠或优先度……

另外，由于现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正在发生一个转变，她们面临的生活与职业平衡压力较之男性更甚。故而也有不少的言论强调保障生育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双方在家庭养育责任承担上的平等化。

而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有所缓解、儿童照料服务的普及性加强、女性人力资本及工作机会增加，生育压力也将有所缓解，生育受限的影响也会降低。

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改善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如欧盟曾在2002年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到2010年为90%的3岁到法定入学年龄的孩子提供儿童照料，为3岁以下儿童提供至少33%的儿童照料”的目标。

至今，欧洲几乎所有国家中基本都可广泛获得3-5岁儿童的照料服务，0-3岁儿童的照料服务增加速度也很快。其中北欧国家在儿童照料方面实施了普遍的公共计划供给，保证所有孩子获得公共儿童照料服务的资格。

另外，诸如挪威、瑞典、比利时、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都有发展有工作保护的有酬育儿假，许多北欧国家也致力于推动父亲参与家庭育儿，提高父亲育儿假的社会认同度，促进性别平等。

虽然照搬这些北欧国家的政策福利定不现实，但多看看多思考，起码也能为我国目前的养育状况提供一个“前人经验”与解决思路，逐步推动国内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的构建。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