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幼女强奸案，险些断送了三个警察的职业生涯 | 人间

2006年8月12日，成片的黑云铺天盖地碾压着这座巴掌大的县城。本该转凉的天气却异常地燥闷，人人身上像裹了一层塑料膜，汗久久不能发散，不免心烦意乱。

上午8点30分，我和一大队一探组的2位搭档准时来到督查支队，等待督查分头讯问。没过一会儿，纪委书记和督查支队长带着3名检察官走了进来。带队的那个检察官我不认识，他1米6几的个头，却挺着六甲孕妇一样的肚子。另外2个我认识，一个曾在法纪科工作，一个曾在反贪局工作。

纪委书记向我们介绍了3名检察官，我当即明白大难临头了，只得苦笑着说“领导好、领导好”，可他们却连鼻子都不哼一下。

大肚子检察官一屁股塌在沙发上，一边用档案袋扇风，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王福贵受伤一事进行了初步调查，根据目前的事实和证据，认为你们涉嫌滥用职权，决定对你们立案侦查。”

看到立案决定书的那一刻，大山一样的黑云刹那间压在窗外，让人心头猛然一紧。接着一道闪电突然划过，一声惊雷在窗外炸响。大肚子检察官扭过粗壮的脖子望着窗外，说：“暴雨要来了。”

纪委书记立即跟我们仨谈话，让我们一定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务必用最诚恳的态度配合调查。

3辆带着“检察”标识的警车已经在公安局大门口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后排车门敞开着，每辆车左车门边都笔挺挺地站着法警。3位检察官把我和2位搭档分别带上警车，夹在后排中间坐着。

纪委书记、督查支队长堆着笑脸和端坐在车内的检察官们握手道别。之后，警车亮起警灯，我和大肚子检察官坐的头车“哞——”地响了一声警报，便一溜烟驶出公安局。

刚出公安局的大门，桶浇大雨接踵而至，驾驶员将雨刮拔到最高档，我还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我当警察十几年了，三天两头抓人，自认为历经过大风大浪，抗压能力强，但从看到立案决定书那一刻起，我的羞耻感还是油然而生——我成“阶下囚”了？！

一进检察院的大门，检察官将我们仨带到不同的楼层分头讯问。我暗自庆幸好在没带我们进讯问室，没让我们坐审讯椅、戴手铐。

检察官先给我宣读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然后让我回忆是怎么办理王福贵的案子的。

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往事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

7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组装案卷，突然接到值班室的电话，让我马上过去接警。报警人就坐在条凳上，老妇带着个女孩。老妇一头枯发白多黑少，脸上沟壑纵横。女孩顶着一个妹妹头，面孔是16、7岁的样子，个头却不高。

我问老妇怎么了，她立即起身，细声细气地说：“同志，这是我女（儿），脏（方言：羞）人，说不出口哇……”

我当即明白了八九分，立即将她们带到办公室。妇人站着，不停地叹气，我几次喊她坐她都不坐，说自己满身臭汗，怕把沙发弄脏了。我牵着她的袖子到沙发边，她才坐下。女孩一直依偎在母亲身边，低着头，要么捏着两个脏兮兮的衣角，要么刮弄着指甲里的黑垢。怕说话不方便，我就让搭档将女孩带到隔壁办公室，请内勤女警帮忙询问。

女孩走后，妇人一开口就带着哭腔：“我这辈子走的是啥子运啰？冬瓜投的胎吗（方言，很倒霉的意思）？”

妇人姓张，55岁，她夫家姓李，是西城街道二塘村人。他们婚后生了个儿子，7岁时下河洗澡被淹死了，此后夫妻俩天天盼望再有个孩子，可张大姐的肚子却始终没有反应。眼看着年纪越来越大，两人都慌了，总怕老了没人在床前端茶送水，更怕百年归天时没人端灵牌。

1995年农历腊月初八这天，夫妇上街赶场，在供销社门口看到有个纸箱中装了个弃婴，女孩，也就才几天大。两口子欣喜若狂，立即将孩子抱回家中收养。腊月间谷进仓、肉上梁，到处都充满了腊月特有的年香味，李家在此时添人进口，故给女孩取名李腊香。

腊香一天天长大，张大姐两口子却焦虑了起来。二塘属于高山大盖，不通公路，经济条件较差，夫妻俩守着3间祖上传下来的木屋，虽然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但手里始终没有几个活钱。按照目前这个条件，他们觉得腊香出嫁时肯定寒酸，在婆家多半抬不起头，最好能修一栋一楼一底的水泥砖房，以后招个上门女婿给自己养老送终。

两口子不约而同想到了出去打工，可他们在县城转了几个月都没有人要，不是嫌他们年龄大，就是说他们没技术。2005年底，张大姐娘家侄儿回老家过年，说自己在广东承包了个小工程，工期大约半年。在张大姐的反复恳求之下，侄儿答应让她去工地煮饭，让李大哥去当小工。

找到了工作，张大姐两口子又不放心让腊香一个人在家，想只一个人去打工就好。没想到11岁的腊香安慰父母，说自己从小就在悬崖陡坎上来往，早就会煮饭、喂猪、种菜、打柴了，一个人在家不成问题。

两口子觉得都走了对不起女儿，但看看周围的情况，也只能狠下心：村里留守儿童并不少见，父母都外出打工，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娃儿满坡都是；还有几户人家，连老人也没有，一两个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读书，也没听说出问题。

于是，这年春节都没过完，两口子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8月初，广东的工程完工，侄儿要转场甘肃了，张大姐就顺道回家看看腊香。可一进门，她就发现腊香走路姿势不对劲，两腿分开，似乎裤裆里藏了一个什么东西。

她问起，腊香说自己胯子根部长了一个疱，正在吃消炎药，过几天就好。3天后，腊香突然发起高烧，张大姐给她换洗衣服时，发现腊香内裤底部硬翘翘的，像脓血干燥后留下的东西。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腊香的私处有问题，强行查看后，发现果真肿得像烂桃子。

张大姐立即拉着腊香去医院，医生一边检查，一边劈头盖脸地骂她：“你怎么当的娘，怎么管的娃儿？这么小就多次和男朋友那个，还染上病了！”

张大姐当即懵了——腊香才11岁啊！她一把揪住腊香的头发，“噼里啪啦”甩了一通耳光，还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骂她年纪轻轻就侮辱门风，又质问她男朋友是谁？

腊香埋着头，哭着说自己没耍男朋友，“是李全二爷强迫的”。

李全跟李大哥共一个祖宗，两家算是亲戚。张大姐当即抱着腊香哭了起来，医生让她莫只顾着哭，要赶快办住院手续，到公安局报案。

3个多小时后，内勤女警送来了腊香的询问笔录。

腊香说，大概在父母出门3个月之后，二爷就来家里侵犯了她。事后，二爷警告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要杀她全家，“只要不说出去，随时给你零用钱”。在这以后，二爷时不时出现在她身边，前前后后几十次，具体次数她已经记不清了。

当天夜晚，我和搭档赶到二塘抓捕李全。这糟老头子71岁，一副国字脸上布满了花白的络腮胡，再配上寸板头，看着很精神。他老伴死了十几年，一个人在家，一直跟我们顽抗了5、6个小时才投降。

在讯问室里，李全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末了却鄙夷地说：“这丫头也不是什么好货，别看才11岁，那个事肯定做过好多次了。”

一旁记笔录的搭档气得顺手将一本刑法书砸向李全，又站起来冲过去，抡起了蒲扇大的巴掌。我赶紧拦住他，说打人就是刑讯逼供了，“再说，他的话里有重要线索！”

李全在笔录上签字后，我就给他普法，说与14岁以下的幼女发生关系，无论幼女自愿与否，都以强奸论处。李全委屈地嚎叫：“她从来没反抗过！有几次我还拿钱的，这是嫖娼，怎么就成了强奸呢？王福贵从没拿过钱，那才叫强奸！”

这些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不像说谎。我当即一惊，难道是我们的内勤女警没问到位？于是我假装漫不经心地解下李全的手铐，笑呵呵地给他点了一支烟，坐到他面前“吹聊斋”。

李全贪婪地抽着烟，说他是发觉王福贵有事无事在腊香周围转，才动了心思的——作为过来人，他晓得王福贵对腊香已经起了歹心，甚至可能已经得手。

后来，王福贵发现李全也在打腊香的主意，还开玩笑地般告诫他不要对“孙女”起歹猫心肠，“那意思是他要独占”。

我给检察官交代时，没说到底是谁举报了王福贵，只说我们是在调查走访中获取了这一线索——李全是“证人”，我们要给他保密。

交代完，检察官问我对王福贵立案没有？我说接到群众举报后就开展了初查，根据初查情况报请局领导批准立了案，卷宗里的法律文书记载得清清楚楚，程序上绝对没问题。

“初查情况如何？”检察官步步紧逼。

那天深夜，我和搭档将李全送进看守所后又立即赶到医院。我们在医院找了一间办公室，让支队的女政委负责询问腊香，并请了精神科的一位女医生辅助。她们先是和腊香聊学习，然后聊家常，再慢慢切入正题。很久之后，腊香突然“哇”地哭了起来，说王福贵在李全第一次来家前的2个月就欺负了她，次数不比李全少。那天她在医院被母亲打怕了，所以才不敢说。

第二天中午我们去抓人的时候，王福贵正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摇着蒲扇，跟一群大妈大爷摆龙门阵。他69岁，比李全高出半个头，膀子、腿上是一坨坨的腱子肉，手臂有碗口粗，铐子最多铐进去两三颗齿。

这老头嘴巴很硬，顽抗两天一夜后才撂，之后又问：“同志，可不可以交点罚款放我走？我回去立即给李腊香全家跪下认错，多赔点钱，他们家差钱。”

我鄙夷地瞪了他一眼：“拿得出好几十万嘛？”

没想到王福贵信以为真，连忙说：“我几个娃儿都不错，和城里好多当官的都有往来。老大在县城开建材门市，老二在省城当包工头修房子卖，幺女在县城开汽修厂，他们肯定愿意出钱救我。几十万不说嘛，几万、十几万分分钟就凑起了。”

王福贵的几个儿女“都不错”，我早已领教过了——刚把他抓回队里时，我就连续接了局里3个科所队长的电话；后来审讯时，还有个局领导打电话来问王福贵的案情，要约我和2个搭档吃饭。

谁家没有姐妹、女儿？为这种案子说情，我反感至极，只透露了他们早就知道的“奸淫幼女”，断然拒绝了所有人的吃请。

我对搭档说，王福贵有背景，我们更要三下五除二把询问受害人、讯问嫌疑人、调查知情人、指认现场等工作做完，“把证据锁死，争取最快速度提请逮捕，让那些想帮忙的老虎去咬天”。

王福贵的供述与李腊香的陈述基本吻合，我们据此刑拘了他。我和搭档商量之后，决定先将村里的贾大妈作为重要知情人来调查。

当年在王福贵老婆怀二娃期间，他大白天的出去偷人，结果被女方的跛脚男人拿着柴刀堵在了屋里。住在附近的贾大妈怕闹出人命，就死死吊住那个男人，王福贵才能乘机逃脱。后来，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事，贾大妈还经常拿它跟王福贵开玩笑。

王福贵说，有一次他从腊香家出来，碰到了正到地里摘海椒的贾大妈。为了掩饰尴尬，王福贵站住和她聊天，贾大妈还问他到腊香家干什么。王福贵说自己口渴，进屋找水喝，贾大妈取笑他：“老骚牯（方言：发情的公牛），你屋没得水？还绕山绕岭到这里找水喝，死不悔改！”

那天中午我们去贾大妈家，谎称自己是西城街道办事处来调查耕地林地权属的工作人员。贾大妈热情又健谈，很快就将自家耕地林地的位置、边界说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一小块在腊香家旁边。

聊到这儿，我突然说起某天她在地里摘海椒遇到了王福贵。

“那得好久了，他到李腊香家找水喝，出来碰到我摘海椒。”贾大妈突然怔住了，“——咦，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随即亮明身份，请她聊一下当时的情况。可刚才还能言善辩的贾大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目光呆滞的老妪。她面露悔色，怯懦地说自己七老八十了，老眼昏花，经常拿着锅铲找锅铲，背着孙子找孙子，别人说的事转身就忘，更不要说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我正在做说服工作，又有3个大妈走了过来，为了避免惹麻烦，我急忙说我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骗人，你们明明是公安局的。”有个大妈突然笑着说，“上次抓李全时，就有那个穿短裤的同志，我还帮忙撵狗的。”

事已至此，我只能请她们协助我们调查。谁知大妈们并不情愿，还鄙夷地说：“母狗不摆尾，公狗不上背。”

小时候我在老家经常听一些长舌妇说这种话，这一回才再想到它的含义，心里当即滴血。

一份笔录都没做成，我们只好又去王福贵家了解情况。可屁股还没坐稳，王福贵的老婆就开始诅咒自家男人：“关死他，让他把牢底坐穿，这辈子都莫出来。”可没一会儿，她又开始为他喊冤：“我自己的男人有几根头发、几根肠子我清楚得很。他从来都是循规蹈矩，从没听说过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事，更不要说李腊香这个娃儿。他绝对下不了那个手，肯定是那母狗乱咬人。”

那天一大早，我和搭档去看守所将王福贵提出来，要去指认现场。王福贵认罪态度很好，带路也顺道，边指认边交代。到了下午4点，我们把他带回看守所，可离开不过半小时，看守所值班室就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喊我们马上回去，说王福贵昏倒了。

大家把王福贵推进CT室不久，看守所所长就垮着脸走过来，像我们挖了他的祖坟。他咬牙切齿地质问我和搭档：“为啥子动手动脚？搞出这么大的事！”

“领导，自始至终没人动他一根指头，这种帽子不能乱扣。”我反驳后立即降低语气，问王福贵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颅内出血！说是外力所致，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多半活不过来！”看守所长压低声音说。

我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即报告支队长。很快，支队长跑了过来。不久，分管刑警队、看守所的局领导也到了。紧接着，局里的纪委书记、督查支队长也赶到了。

几位领导将我和看守所所长喊到偏僻处问话。所长说，王福贵回仓室十几分钟后就一头栽倒在地，昏迷不醒：“这几天白天都停电，看不了监控，但我们问了几个在押人员，都说仓里没人动手，可能是王福贵得了脑溢血。但王福贵的身体比年轻人还好，哪来脑溢血？肯定是在外面指认现场时出的事……”

我立即否认，说我们没动他一根指头，他自己也没摔倒碰倒：“我可以用儿女性命发誓，肯定是在看守所出的事。”

争执中，公安局局长、政委赶到医院，请医生全力抢救，费用由公安局出。同时又安排纪委书记带领督查支队调查我和2位搭档。我和搭档随即被带回公安局隔离，连夜审问，直到凌晨3点多，第一次讯问才结束。他们既不准我们回家，也不准我们回刑警队，就让我们留在督查大队，书写将王福贵提出看守所到还回看守所的全部过程。

第二天下午，我还在睡眼朦胧地写材料，楼下突然传来了哄闹声。我将窗子拉开一条缝，探头一看，只见三四十个男女打着横幅，呼喊着口号涌进了公安局大院。

那横幅像殡仪馆的挽联，黑布上贴着菱形白纸，写着“严惩杀人凶手”几个大字，百把米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喊一句“严惩杀人凶手”，后面就加上我和2个搭档的名字，一句口号一个名字，一刻不停歇。

王福贵死了？

我从警察这么多年，一直和犯罪嫌疑人打交道，和那些拿刀的、拿枪的、拿炸药包的都交过手；那些腐烂生蛆、大卸八块的尸体也摸过；几百人的群体性事件也参与处置过，甚至开枪打伤过犯罪嫌疑人……我从没怕过，这下却开始发慌、发抖。

不到一刻钟，一大批同事围上去收缴了横幅，前面的那几个被“请”进办公楼。正准备“请”其他人时，一个粗壮的男子振臂高呼：“公安局官官相卫，包庇杀人凶手，还抓我们的人，到区委区政府伸冤去！”

瞬间，几十个人又一窝蜂地涌出了公安局大院。

事态严重了。两天后，督查支队长拿出决定书，宣布让我们停止执行人民警察职务。虽然感到冤枉，但我和搭档们不得不乖乖卸下警衔、警号，交出工作手机，并在决定书上签名捺印。之后，我们每天上午8点半要准时到督查支队报到，不能回刑警队，也不能与同事、王福贵的亲属接触。也就是说，除了接受督查的讯问、教育，我们只能待在家里。

跨出公安局大门，我立即找公用电话拨通了支队长的手机，他让我们到城北加油站旁的岔路口汇合。

“王福贵还没死。”支队长一开口就带来了好消息，“但情况非常不妙，医生说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他的亲属到公安局上访被驱散后，直接去了区委，区长和政法委书记亲自接待了，表示一定给他们一个交代，局里正在努力平息事态。”

督查支队调查了看守所的管教和王福贵同仓的11名犯罪嫌疑人。管教证实，王福贵出所入所都是好好的；几道门岗都说，王福贵像往常一样精神抖擞地喊着“报告”路过；同仓的犯罪嫌疑人说，仓里没人动手，王福贵也没自伤自残。他们又调查了王福贵2年来的体检、就医记录和他进看守所时的体检记录，显示他身体倍儿棒，“利用侦查推理和矛盾排除法，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只能出在你们身上”。

我立即喊冤，支队长说：“我了解你们的执法素养和工作作风，也相信你们没动粗，我将尽最大努力协调，让事情在公安局内部解决。现在最不利的是，王福贵的亲属天天到区委区政府上访，大领导为了平息事态，可能要让检察院查处你们。如果检察院介入，性质就变了，问题就严重了。”

我和搭档们被检察院接连讯问了5天，都不承认对王福贵动过粗。每天讯问结束时，检察官都会义正言辞地警告：“你们不配合调查，明天将根据你们的态度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言下之意就是再不承认，他们就会送我们进看守所。

第6天下午，金副检察长亲自出马了。金副检察长早年毕业于某政法大学，是检察院难得的科班生，他多年来一直从事法纪、反贪工作，当过法纪科长、反贪局长。后来成为副检察长，仍一直在分管反贪、法纪工作。我们支队曾请他讲过审讯课和刑事法律课，听得我佩服至极，总觉得他是正义的化身。

金副检察长先给我们进行法纪教育，然后亲自讯问我这个带队的探长。他对我说：“大家都搞了几十年侦查，谁也不用糊弄谁。”他的双眼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冷静地观察着我的表情变化，让人不寒而栗。

“领导，问题出在我们3人身上，这个结论不具备唯一性，你们轻易排除同仓室人员殴打的可能性，我不服……”

金副检察长猛地伸出右手食指，像一把标枪刺向我的面门，我本能的偏头躲闪。还未回过神来，他又严肃地说：“我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你了，仅凭目前的零口供，检察院可以诉你，法院可以判你。”

“滥用职权的立案标准是死亡1人，或重伤3人，或经济损失200万。即使问题出在我们身上，也没有达到立案标准，最多就是个意外事故。”我索性豁出去了，跟他杠上了。

金副检察长“啪”地一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盖子跳起来，在桌子上转圈。他冲我大吼：“上百名群众到区公安局、区委区政府拉横幅、呼口号集访；上千群众围观，质疑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是滥用职权立案的兜底标准！”

“一个全村老汉都在睡的母狗，用得着你几爷子动手动脚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不要害苦了你的搭档。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明天上午8点半根据你的态度，决定要不要刑拘你。滚——”

我气呼呼地离开检察院，一出门就转弯抹角地联系了支队长，他还是秘密会见了我们。得知我刚和金副检察长杠上了，向来文绉绉的支队长劈头盖脸给我来了一顿臭骂，我大气都不敢喘。

“王福贵那边一天几十人到区委区政府喊冤，送你们进看守所就是区领导一句话、检察院一张纸的事。不管动没动手，是条龙必须给老子盘起，是只虎必须给老子趴起。一句话，接受调查时必须做龟儿子。”

骂完，支队长又和颜悦色地安慰我们，说局里已经将我们的事专题报告了市局，请求市局派员调查。市局成立了工作组已进驻局里，他参加过见面会，阐述了我们提出的疑点。

我的脑袋点得像鸡啄米，又问起腊香的案子。支队长说李全已执行逮捕，王福贵没有提捕，他目前这个状态没必要提捕。

第二天，大肚子检察官就宣布对我们仨取保候审。有了支队长的告诫，我乖乖地请老婆担保，2个搭档也乖乖地请各自的父亲担保，一起在决定书、保证书上签字画押。

1个多月后的深夜，支队长联系我，让我和搭档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他说市局工作组围绕王福贵同仓室人员展开了调查，“人在做，天在看，做善事有回报，你帮腊香转学帮了大忙”。

李全和王福贵到案后，我曾抽空到腊香就读的“西城二小”去了一趟，想让班主任给腊香做做心理疏导工作。可班主任说，消息已经在附近传开了，很多小孩都嘲笑腊香是“母狗”。腊香不敢和同学们交往，说不想读书了，打算跟母亲一起出去打工——除此之外，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我突然动了给腊香转学的念头，班主任也支持，于是当天我就征求了张大姐母女的意见，她们说如果我能帮忙转学，腊香愿意继续读下去，“看能否转到西城三小”。

当天下午，我找到西城三小的王校长，请他接收腊香，让她争取考个初中。王校长秃顶，带一副金丝眼镜，像个老学究，还没听完介绍，他就竖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说：“我早就听说这个事了，说两点：第一，李腊香年纪轻轻就多次和村里的老汉发生关系，充分说明这丫头本质败坏，到我这里肯定要带坏其他学生，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第二，西城二小的学生议论她，难道西城三小的就不会？两所学校本来就没隔多远，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二塘村的学生——转学不起作用哇，不如不转，还是让原学校加强心理辅导吧。我马上有个会……”

被下了逐客令后，我跑到西城街道分管政法的李副书记的办公室，请他出面协调。听我讲完，李副书记说他将竭尽全力协调此事，然后笑哈哈地预定酒店包间，又给王校长等人打电话，说自己想念老朋友，晚上小聚一下。

晚上，王校长一进包间看到我，就什么都明白了。那时请人办事没有不喝酒的，七八两白酒下肚后，王校长就答应让腊香转学，之后他又提出要跟我喝啤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昨晚到底喝了多少，完全不记得了。洗漱回来，我接到王校长的电话，让我马上去办转学手续，我又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张大姐。

这天上午安排好腊香转学的事，我又去看守所提审王福贵，顺便找老唐了解他在仓室的表现。老唐当过多年的派出所长、教导员，察言观色、揣摩人心理的能力比较强，管理犯人很有一套，仓室里很多几进宫的犯人都敬畏他。

搭档刚将一支烟递过去，烟鬼老唐立即笑着推辞：“莫抽烟，小心起火。你昨晚喝了好多？这房子都要被你的酒气撑爆了，遇到明火绝对要爆燃。”

我抱着胸口说自己是为了给腊香转学“舍命陪君子”。老唐当即竖起大拇指，说我这酒醉得功德无量，不但救了腊香一个，还救了腊香一家。听到“酒”字，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之后污秽喷涌而出，居然还带着血。老唐劝我赶快去医院，后来我又抽空挂了3天水。

我不明白这件事跟王福贵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又不能将功补过。支队长却说：“你要请老唐喝顿酒。”

原来，一开始市里派来的工作组逐个询问王福贵同仓室的犯人，他们都一口咬定是王福贵自己倒地，可能得了脑溢血。可几轮调查下来，工作组发现有的人说王福贵倒地时是仰面倒的，有的说是额头先着地，还有的说是侧身先倒地……细节纰漏百出，其中肯定有问题，工作组怀疑王福贵可能在仓室里被殴打了，就决定让老唐利用“管教”优势逐一瓦解。

两轮思想工作做下来，老唐认为华二最有嫌疑。此人24岁，初中毕业，当过多年混混，22岁那年他金盆洗手，靠在县城摆烧烤摊赚钱。因为发小被一个混混打折手杆，对方拒不赔付医疗费，他就提了一根钢管，当街打折对方的小腿，抵了。然后自己掏钱给发小支付了医疗费。

老唐照例先是对华二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然后把话题转移到了王福贵身上。华二依然说仓室里没人动手，“多半是强奸幼女遭报应，得了脑溢血”。

老唐没有搭理他，先是讲了腊香的凄惨身世，接着讲我为腊香转学喝成胃出血，最后拍着桌子咆哮：“王福贵出事后，检察院说是办案那3个兄弟动的粗，把他们弄进去了。天大的冤枉，要不是王福贵好过来……”

老唐一直盯着华二的脸，他看到华二的表情不断变化，先是可怜，接着点头赞许，然后胸膛起伏，似乎在发怒。

“报告管教。”华二突然站起来，“王福贵是我打的！”

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那天王福贵刚回仓室，“牢头”就安排他擦洗便槽。强奸犯是仓室里最没有地位的犯人，一般铺位在厕所边，还要负责洗厕所，而那些糟蹋幼女的，有的牢头还会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牙刷、脸巾擦洗便槽。

王福贵干活的时候，其他犯人就问他提审的情况，他嬉皮笑脸地说自己被拉出去指认现场了，在腊香家中、山林中、放学路上等等地方指了十几处。

有犯人问他：“你当时又指认又交代，身临其境，雀雀站起来没有？”

正擦洗着便槽的王福贵来了兴致，立即提着毛巾，大踏步走到铺位前，笑嘻嘻地说：“老子虽然要满70了，但床上功夫不输你几爷子。指认第一回那个现场时，雀雀一下就站起来了。你几爷子想嘛，那丫头是我破的处，咪咪还像一个才出蒸笼的泡粑，进了棺材都忘不了……”

华二比王福贵后入所几天，原以为他这么大的年纪，祸害的是村里的老太婆，不想却是糟蹋了一个小姑娘。现在他居然还恬不知耻、绘声绘色地跟人描述着。

“老子×你先人，你狗×的还是人不？”站在端头的华二怒吼一声冲了过去，飞起一脚，踹在王福贵的胸膛上。王福贵踉踉跄跄地飞出去，仰面倒地，后脑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啊”的一声惨叫，挣扎着。

看着王福贵起不来，大家都慌了。华二比较镇静，说他反正是打人进来的，也不在乎多这一个：“汉子做事汉子当，问起来就说是我打的，多判几年无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牢头”围着王福贵转了一圈，说：“这糟老头伤得不轻，你去投案可能不是多判一年两年的问题。”之后他警告大家，说华二耿直，打的是恶人，谁也不准出卖他。如果管教问起，就说是王福贵自己倒地，可能是得了脑溢血。

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牢头才报告管教。

工作组固定证据后，立即通报检察院，检察院安排大批人马连夜讯问华二和同仓室人员，得出了和工作组一样的结论。后来，大肚子检察院官非常客气地通知我和搭档，说他们决定撤销案件，让我们过去“完善一下手续”。

那天从检察院出来，我和搭档小跑回单位，整整齐齐地站在支队长面前：“报告支队长，一大队一探组归队。”

支队长举手回礼：“恢复一大队一探组建制！”

参加工作才2年的那个搭档，当即转身趴到沙发上，抱着扶手哭得稀里哗啦。不知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因为太委屈。

李全和王福贵先后被判了重刑，华二也被判了10年。

王福贵在医院躺了半年多，居然起来了，能歪歪倒倒地走几步。他双手不能握拳，嘴里流涎水，说话很难听清意思。判刑后，他被保外就医，活了4年多。

腊香转学后，学校不提供住宿，依然要走读。因为生活离不开土地，张大姐夫妇没听从我的建议到学校附近租房，于是腊香不可避免地要与村里人见面，王福贵、李全的亲属一如既往地骂她，西城三小也有孩子跟着嘲笑她。

腊香的成绩先是垫底，后来直接掉到了地底下。她很少和同学一起耍，要么几天不说话，要么一个人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大半天，也不知说些什么，有人说她可能是癫了。

2007年夏天，还有个把月腊香就要小学毕业了。那天放学后，同学们准备过马路，一辆水泥罐车鸣着大喇叭飞驰而来。大家都规规矩矩地站在马路边等，唯有腊香选择飞跑过去。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过，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年秋天，金副检察长被调到区农机局任调研员，50多岁就结束了如日中天的事业，我一直感到纳闷。

几年后，我考进省厅，和当年工作组的某位同志成了同事。一次喝酒时聊这个话题，他半遮半掩地说，当时工作组发现金副检察长和王福贵的二儿子是结交多年的朋友，他在王家二儿子的项目上投了上百万。从通话记录来看，王福贵被抓以后，他的二儿子先托了金副检察长，金副检察长又托了我们局里3个科所队长和一位局领导找我。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华二提前2年出来了。他继续在县城摆烧烤摊，店里几乎天天满场，客人大多是敬慕他的“江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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