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多个十佳榜单，但这部电影令人困惑

心灵鸡汤

2022-12-12 05:12

这是一部揉杂了太多时代与社会话题的电影。

这是一部很难用情感判断的电影：讽刺、批判、冷漠、同情？

这是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新电影《塔尔》，近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有人觉得它很出彩，另辟蹊径讲性别，有人觉得它扭捏做作，沦落为凯特的个人演技秀，也有人觉得它张扬对社会文化的探讨，而掩盖了电影自身的缺陷和对古典乐圈的浅薄认识。

也许如此，但这仍是一部值得观看和思考的作品，也许《塔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特点：这是讲述个人故事的时代，这是主观经验的时代。

01. 真实与虚假，被重新审视的名人“表演”

塔尔是谁？

电影开始即通过一场《纽约客》的线下对谈活动，通过主持人的嘉宾介绍，一段简约但华丽、堪称时代传奇的人物简介，向活动现场的观众以及荧幕外的观众们，刻画了塔尔这个人物闪闪发光的轮廓——这是当代最伟大的女指挥家。

接下来的8分钟里，我们看到塔尔优雅地坐在主持人对面，自如、幽默、睿智地应答种种问题。这是充分展现塔尔大师级魅力的8分钟。

如果你看过电影，再回头回味这场对谈戏，不难发现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桥段，它增加了电影的人物传记感，奠定了塔尔这个人物的基调，也埋下了塔尔之后的命运伏笔，而导演托德·菲尔德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更是透露了另一层深意：

这种名人对谈方式既可以让观众直观认识到塔尔的声望高度与个人魅力，也相当于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平日高不可及的公众人物、时代名人，在这种公开、正式的场合，与普通人直接面对面的场合下，真诚地吐露其内心想法，让大众看到其个人真实的一面；但是，电影在之后的情节里明明白白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演的。

塔尔在扮演“塔尔”，一个她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名人、指挥家形象。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导演在这一段解释中说到“……就像我们现在正在接受采访一样，我们试图有一段诚实的对话，但其实我们在表演给你看”时，就在一旁的影后凯特机警地插嘴：“嘿！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本来的样子！”

《塔尔》正是一部由诸多仿真感塑造起来的伪传记电影，就这场对谈戏来说也足以“以假乱真”：

我们都知道《纽约客》，而对谈主持人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也的的确确是《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一名作家，在电影中自己扮演自己，对谈中也融入了许多当下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比如提到奥斯卡等美国娱乐界的四大奖项，以及五大管弦乐团、伯恩斯坦、奥黛丽·赫本等等，甚至连塔尔也受到疫情影响，本来计划的马勒交响曲录制因为疫情取消而拖到今年……

于是你看到这部电影时也难免一度恍惚，是不是古典乐圈子里真有塔尔这位大师？要不我去查一下百科？

真实，或者说真相，是电影里处处让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导演耍“小心机”最多的地方。

如果说电影先是用名人对谈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名人模样，那么电影接下来的时间都在一点一点敲碎这块“真实”。

02. “她”是被谁拉下神坛的？

当我们谈论名人的真实与否、电影人物的真实与否，当我们谈论导演的种种“小心机”、给真相设置陷阱，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这个时代的现实捉摸不定的问题，是我们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问题。

《塔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塔尔的身份设定很特殊：她是难得的伟大女指挥家，同时也属于性少数群体；她在音乐界支持女性作曲家的作品，发掘其他年轻女性并提供演出机会；她和伴侣同在一个乐团，生活与事业上都一起携手走过多年，并且共同抚养一个女儿……

显然塔尔完全了解性别议题和女性面临的困境，但吊诡的是，她偏偏栽在这个坑里！

电影故事的核心即是塔尔从巅峰一头栽倒，而她栽倒的罪名就是以提拨、演出机会之名“捕食”一个个年轻女性——这正是几年前#MeToo运动所反抗的，只是这一次，加害者变成了女性。

可是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是她？

答案可能是塔尔在男性主导的制度里混太久被同化了，“看不见”了。

比如当对谈中被问到古典乐圈是否存在性别问题时，塔尔没有正面回答。她以自己的头衔举例，几乎所有人称呼她为“maestro”（意大利语中的“大师”一词，古典乐界中常用的尊称），她觉得既然传统上一直如此，就没必要勉强大家刻意“别扭”地称呼自己为“maestra” （-o结尾可表示男性，-a结尾表示女性）。

她说过去也许是存在问题的，像优秀的女性指挥家只能屈居“客座指挥”，但今天时代变了，对女性的偏见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她个人而言，她没有感受到什么性别歧视。

但是电影本身又很难看出在性别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它想展示的也可能是阶级和权力：站在极高的位置就等于拥有了极大的权力，权力机制可以导致人的堕落，而堕落可以发生在任何性别身上。

比如当塔尔谈到对指挥的理解时，她描述说是对时间之微妙把握的艺术，是让经典乐曲得到不一样的诠释的艺术——她的语言、表情、动作，都流露出她的才华、热爱和激情，然而她的字字句句却又透露出对“掌控”的享受：“You cannot start without me. See, I start the clock.”

但好像又不止如此，我们还可以在电影里找到更多可能的答案：塔尔可能正处于婚姻危机；塔尔可能正处于创作危机；年轻女性可能是塔尔的缪斯；甚至有没有可能，塔尔获得的罪名是夸大其词，她的确接近年轻女性，她的确有“贼心”，但还没有“贼胆”付诸实践？

我相信在“为什么是她”这个问题上，导演更想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复杂。

换个角度，在受害者这一面，我们又会看到现实的复杂。

对《塔尔》的讨论离不开“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通常指某公众人物因为一些令人反感或不可接受的言论或行为而遭到舆论抵制，导致其事业“被取消”，最常见的遭遇舆论抵制的言行就包括滥用职权进行性骚扰，近几年在国内国外、各个圈子里都不少见，“塔尔被取消”这一故事设定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取消文化里最典型的案例。

但取消文化本身也充满争论。有人觉得这是网络赋予正义声张的机会，让弱者对抗有钱有势者；也有人觉得在某些案例中，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某个言行就完全毁掉ta的事业或声誉有失公平，甚至是用“政治正确”做道德绑架，是网络上的暴民行为。

比如奥巴马就曾经说，陷入取消文化的危险是，人们一直在谴责别人，但我们不期望每个人都完美，也不期望每个人一直政治正确。

回到电影中，再一次地，我们看不到明确的表态。

我们能看到处处充满网络与社交媒体时代的痕迹——塔尔编辑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出事后急于删掉所有相关邮件，助理用手机偷拍和背后议论，恶意剪辑过的短视频被广泛传播，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对塔尔的热议，新闻报道受害者的消息……

但我们看不到受害者真实的模样、听不见她的声音、无法了解她的为人，包括塔尔世界里的大众，其实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去事实的发生、原因和背景，受害者的形象仅限于红色的长发和只言片语、充满强烈情感冲击的控诉和哀悼，她的存在在电影中不是完全“可知的”。

但是她以生命为代价的控诉博得了网络与社会的声援，在这场与“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女指挥家”的斗争中，赢了。

让我们细品一下这当中的怪异之处：有一场论战在进行，有两方视角的事实陈述，然后其中一方赢了，就像法官敲下了最终的那一锤，人们得出了结论，正义得到了声张，但是客观现实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至此，我们已经无法确定塔尔是否曾真实地犯下了严重的过错，我们也说不清塔尔是被她自己的行为拉下神坛，还是被受害者拉下神坛，又或者是汹涌的舆论？

我们看不到真相的完整模样，真相是相对主义的，塔尔是“凶手”，也可以是“受害者”——

欢迎来到后真相时代。

03. 今天“很吵”，人人都想说点什么

根据传播媒介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的论述，后真相时代的我们正在遭遇两种危机：认识论危机与信任危机。

现代社会所遵循的教条，是建立在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制度与机构运作上的，我们普遍相信理性与科学可以发现知识和真理。但是福柯认为，真理是权力的建构，不可能有绝对的真理。

进一步，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我们追求的所谓知识、真理、事实、真相，都是话语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到的现实不再是既定的、唯一的、客观存在的，而是相对的、矛盾的、多样性的、碎片化的。这就是认识论危机。

在认识论危机下，没有绝对，个人对现实的主观经验超过了预先存在的客观现实，伦理和道德也成了相对的，随个人的主观经验而转移。

这也和一些学者提出的“自传时代”的观点相呼应，“说出你（我）的故事”，个人证言成为了流通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货币。

在《塔尔》这部电影里，导演就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

《塔尔》的伪传记性，“塔尔”这一代表滥用权力者的形象，以及网络上流传的“受害者”的故事，都在体现一个人的故事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故事；而“不可知”的受害者推翻一个伟大人物的故事更是证明，个人证言、主观经验可以转化为被剥夺权利者争取话语权和权力的行动。

但反过来，为什么电影中没人相信塔尔的辩驳？她是知名人物，她是古典乐大师，她本来掌握更多资源和话语权，但是她不可信了。

这就要联系到信任危机——现代社会的权威、把关者、真相仲裁者，比如所谓的官方和新闻媒介，都不再那么可信了。

共识的真理不仅取决于证据的可验证性，也取决于负责验证和判断这些证据的权威/仲裁者的受信任程度，如果连权威/仲裁者的地位都遭到质疑，那么对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当然也会遭到质疑。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怀疑论盛行，“专家”不被信任，事实与谎言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后真相的结果之一，是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使“敏感话题”成为争论的场所。

权威不再权威，主流叙事被颠覆，大众不再那么相信科学和官方，而传统精英在这种新时代的挑战下又普遍缺乏应对能力，于是文化（或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许多关键问题就成为这些紧张集中的场所，成为争议和论战的场所，比如关于气候问题的争论，关于疫苗问题的争论等等；而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议性则转而将这些重要话题变成了令人头疼的、刺激神经的“敏感话题”。

《塔尔》也表现了这样一个敏感话题：艺术和艺术家可以分开吗？

一面是二十多岁的年轻黑人学生，自述是“BIPOC pangender”，因为巴赫厌女而对巴赫的音乐接受无能。（“BIPOC”是“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的缩写，表示边缘化群体和少数群体；“pangender”指泛性别，不限于一种性别的性别认同）

一面是快五十岁的导师塔尔，认为艺术作品和创作者是可以分开的，没必要把创作者的政治立场或价值观联系到对艺术作品本身的欣赏上。

据说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放映上，当塔尔“击败”学生，学生无力反驳愤而离场时，观众席上响起欢呼声，不仅是认同她的观点，也认同她在面对这一文化敏感时的疲惫。

后真相的另一个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喧喧嚷嚷、令人晕头转向的“真相市场”。

后真相将人从科学权威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大众不再是顺从的，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所有人被赋予描述现实或者虚构现实的能力，于是人人都在发声，人人都在诉说。

网络成为发声的重要空间，用户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信息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社交媒体平台的运作又依赖于“吸睛”经济、情感调动机制，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噪乱”的局面：

一方面，从前游走在知识边缘的例如虚构的政治叙事、猎奇的民间故事、阴谋论等，今天也得以堂而皇之地占据公共话语的中心；另一方面，在这种混乱中，政治、媒体、经济掌权者，弱势群体、亚文化群体等也纷纷下场，争夺所谓的真相。

公共话语空间似乎已经成了一场在线游戏，要求所有人积极地参与其中，不断地揭穿、反驳、再揭穿……

意大利学者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说，在公共话语中，虚假已经不足为奇，真正新奇的是社会思想所接触到的信息（无论真假）的速度、强度和巨大数量。信息圈的加速使人们的注意力饱和，使社会的批判能力失效。

回到那句话：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塔尔》的结尾，没落的指挥家重新拿起指挥棒，演奏游戏《怪物猎人》的配乐，此时旁白响起：“第五舰队的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中任何人丧失了勇气，那么现在就离开，别让任何人指责你。”

不知道以一场游戏配乐收尾，是偶然，还是导演的又一个小心机。

撰文：陈皮

编辑：林蓝、Purple

监制：猫爷

配图：《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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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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