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所说的“震撼弹级别的措施”是什么？

胡锡进最近有个呼吁很有见地：

• 毋庸讳言，当下人们围绕经济的整体信心依然疲弱，市场气氛继续低沉。中国除了基本政策宣示，恐怕还需要把工具箱完全打开，那里面的工具还有很多。与国际压力和新冠病毒这样的“洪水猛兽”对抗对冲，恐怕需要“震撼弹”级别的手段上场。光用口号安抚公众，这样的市场信心激励不会起作用的。一旦我们的经济慢下来，不仅国内各种矛盾都会爆发，世界对我们的态度也将出现很不利的转变。

什么样的政策才算“震撼弹”？林毅夫的最新建议肯定算不上“震撼弹”，更像“烟幕弹”。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建议，对防疫封控的地方向每个家庭发放1000元（其中500元采取消费券形式）。“每个家庭1000元”，这个金额让我哭笑不得，真心不知道林毅夫本人多少年没去餐馆“埋单”了。窃以为，至少要多一个0才有意义。

在笔者印象中，上一次称得上“震撼弹”的，当属2009-2010年的“四万亿”。

忆彼时，学术界对“四万亿口诛笔伐”。事后评价，“四万亿”有得有失：高铁奇迹是最意外的收获，债务失控和货币超发是最大代价。

高铁奇迹助力中国国运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既获得四万亿的好处又避免四万亿的代价？在基建投资回报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简单重复四万亿显然不可取。

今天，更好的机会终于来了：以四万亿的力度发放消费券。

当前，虽然投资、出口、消费都存在压力，但真正的焦点问题是三个：

• 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压力；

• 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生活压力；

• 作为经济中流砥柱（2021年对经济增长贡献率65.4%）的消费出现大幅下跌（4月同比下降11.1%）。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环环相扣：

• 没有消费，中小微企业就没收入；

• 由于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中小微企业就没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就没了生计；

• 家庭没了生计，消费就失去了源头活水。

这样一来，问题反而简化了：只需把消费激活，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因此，中央反复强调的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消费，其实都是同一个命题的不同侧面。

问题简单，方法也简单：大规模发消费券。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失去一个季度的收入约为人均8800元，一个四口之家相当于损失3.5万元。虽然有的人还在正常领取工资，但公司收入下降的损失，肯定会逐渐在工资和奖金的下降或失业中体现出来。

消费券发放，不应该适用于所有家庭。一方面，富裕家庭积蓄较多，不至于生活出现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货币投放增多，资产价格会上涨，从中受益的主要是富裕家庭。也就是说，货币超发存在有利于富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中国有4.9亿户家庭，按照50%分位划分中低收入家庭，则有2.45亿户。如果每户发1万元，需要2.45万亿；每户2万元，则需4.9万亿，大致相当于又一次“四万亿”。

但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与2009年的四万亿相比，今天发放消费券好处很多、害处极少，综合社会效益很高：

• 消费券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增长，避免螺旋式下滑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 消费券可以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及时雨；

• 消费券可以转化为大批中小微企业收入，使其起死回生；

• 更重要的是，经济的活跃可以重新为财政收入带来增量，财政实际“净支出”会大大低于4万亿。只有经济稳住了，才能阻止财政收入的持续下降。

• 大手笔的消费券，也可以对金融市场带来极大提振，进而促进经济金融财政的良性循环。

在地方土地出让金锐减的情况下，消费券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这样也不会推高实体经济杠杆率。与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中央政府债务仍有很高的安全边际。

在设计细节上，消费券应该注意：

• 主要用于受疫情冲击最直接的领域，例如餐饮、商业、酒店、航空、旅游、娱乐等；

• 要设置期限，例如2022年12月31日前失效。这样有利于尽快产生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