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被抄袭」之外

文｜翟锦

编辑｜鱼鹰

图｜受访者提供

「有时我会想，我当初要是没有念职校，没当过营业员，恐怕也不会走上写小说的道路。」默音在豆瓣日记里写。

那是1996年夏天，默音还没满16岁，在上海一所职校的中专班念「中层商务管理」三年级——这专业的对口工作，就是商场营业员。

她进入日资商场上海第一八佰伴实习，被分在中国字画和文房四宝柜台，顾客大多是日本旅游团的老头老太，「呼啸而来又游弋而去」，大部分时候却空旷冷清，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闲逛者。

商场做一休一，每个月有十五天，默音要站在柜台后面，一天站十来个小时。另外十五天，则完全属于她自己。她用休息的时间学日语，上班时空白无聊的枯站时刻，就在脑中构思小说。

那年她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小说《花魂》，投给《科幻世界》，拿了当年的「少年凡尔纳奖」，还获得了堪称巨款的三百马克奖金。

可接着，她的人生轨迹就忽然岔开了：1998年春天，17岁半，在商场已待得十分厌倦，她离职进了一家小公司，给上海某城区的改造做策划；又进了一家杂志社，却发现是个骗局；她按时代的潮流，去念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自考班；又因为一直自学日语，大专自考还没念完，就通过面试进入了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当文员，当网管……

那时默音的收入，已算上海白领，但她没有停下折腾的脚步，2004年又去深圳闯荡。等2006年再回到上海，她以大专自考毕业生的学历，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的公费研究生。

兜兜转转这么久，默音才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还是要做与阅读、写作有关的事，想当引进书的图书编辑，要翻译，也要继续写小说。

《人字旁》就发表在她29岁重新开始认真写作的时候，是她第一次写纯文学：

十二岁的潘海生从海里捡到小孩「小鱼」，小鱼长大后发现自己是双性人，他对自己的性别、性向和爱情充满困惑和试探，最后和所有人断绝了联系。

在默音的构思里，《人字旁》包含三个短篇，一个关乎性别，一个关乎种族，一个关乎命运。很多年之后默音重读小说，虽然青涩，但她觉得那是只有少年意气才能写出来的文字，「现在写不出这种很纯净的东西了」。

没想到「抄袭事件」很快发生。

读完林培源人物关系、情节走向都跟《人字旁》相似的《黑暗之光》，默音除了愤怒，更感到某种丧失，就像她12年后画的这幅画：一个人拿走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鼻子，嘴巴，头发。她这样写：「抄袭者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单是给自己挂一张和原创者相似的面具，而是直接拿走了别人的脸。」

外人想象的，应该是被质疑抄袭者的惶惶不可终日，但默音却表达了被抄袭的原创者陷入的奇怪困扰：她反而被一种耻感包围，每次去文学论坛和笔会，总担心跟林培源碰面，担心控制不了面对他的表情。

她听了一期讲校园暴力的播客，与受害者共情：「他们讲自己多年后回到老家，遇到了施暴者，大多数人都活得挺好，可能还是成功人士。这时就有种尴尬，如果对方道歉呢——节目里有个人说，你道歉了，那你不就成了圣人了吗？我在那一瞬间觉得很像。」

的确有某种相似。青年小说家林培源的履历在外界看来很漂亮：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香港大学客座副研究员，曾获得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短篇小说佳作奖、《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等奖项，他是文学圈中的活跃者。

默音却在很长时间里默默无闻。她遇到过小说改了八年才出版的事，还曾因为图书销量太低，打了一年的毛线，对要不要写下去产生怀疑。

在2010年她发出《人字旁》被抄袭的声明后，有林培源的粉丝私信她说不相信林培源抄袭，加上出书不顺利，她曾一度害怕《人字旁》这本短篇小说集无法出版，种种情绪叠加在了一起。后来《人字旁》在默音的努力下出了书，她才从惶恐里逃离。 

默音喜欢日本作家武田百合子，她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译完这本书后，她写了一篇回溯武田百合子生平的文章，标题是《不止是丈夫的笔记员，她有自己的声音》，写尽了她和先生武田泰淳的微妙——武田泰淳会摘抄、「借用」妻子的日记，写在自己的文章里。

对于这些抄袭，日本少有人提起，武田百合子自己也不在意，偶尔有一两个人提到也都是女性作者。武田泰淳虽然在中国不知名，但他当时在日本的文学地位很高，和三岛由纪夫一起做文学奖评委。

对于武田百合子的「不在意」，默音的理解是，百合子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弹钢琴、画画、听音乐，还是文字，她都是欣赏，她没觉得自己是作者。但默音写下那篇文章，却是想要让人们知道：即使他们是夫妻，即使被抄袭一方认可这件事，抄袭就是抄袭，抄袭当然是不对的。

后来武田泰淳去世，武田百合子才成为作家，直到今天，武田百合子比武田泰淳的文章显现出更蓬勃和持久的生命力。「泰淳一定是知道妻子的才华是超过自己的，他就憋着不说。」

《人字旁》和《黑暗之光》

在这一次的公开表达前，朋友们很少知道「被抄袭」曾带给默音的阴影。

相反，在同为写作者的好朋友张天翼眼里，默音总在「沉静又坚定地写着」，只要想到她，就是一种鼓励。

还不了解默音时，张天翼就感觉她有些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她咂摸许久，描述为一种态度，「总是很沉着、镇定，非常的沉静」。后来知道默音的经历后，张天翼想：「有这样经历的人天生应该要成为作家。」相比之下她甚至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乏善可陈：一个城市的孩子，老老实实的学生。

默音的妈妈是上海知青，14岁时她才跟着妈妈从云南回上海参加中考，因为两地教材不同，结果惨败，才考进了职校。

以前默音在云南小县城里考中学是第一，妈妈对她未来的期待是当老师或当医生。等来到上海，却发现等待她的未来是站柜台。

她们也讨论过要不要复读一年初三，考一个好学校。但现实情况是，默音爸爸还在云南工作，两地收入和物价差别太大，复读压力太大。妈妈很快就接受了，她觉得营业员不坏，收入也不坏。默音也没有太烦心，她喜欢上了看漫画，突然掉进日漫的海洋，《幽游白书》、《灌篮高手》，为此开始学日语。

默音有种特别的语调，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总有第三者的平静。张天翼说：「这一点好像反高潮一样，她有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她不会留恋在那种情绪里，很克制。」

默音的长篇小说《一字六十春》，有很多细节来自她实际经历过的生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弄堂，在商场工作、偶尔厮混于酒吧的年轻人，前网络时代特有的迷茫……主角程勉，也读职校、看漫画、当营业员，从商场离职后去了一家不靠谱的策划公司，与默音自己的少年时代有很多重合之处。

默音曾有当营业员的经历，图中红色衣服的熊代表她自己

这本小说2015年初版，今年刚刚再版。「我之前看了一眼，《一字六十春》在畅销榜三百多名，可能只有前二十名可以用收入衡量成功，但我很会自我安慰，觉得三百多名也挺好的，至少还有一个名次。」这是典型的默音式表达。

在写作这条路上，她没法完全仰赖读者的反馈，只能仰赖自己。小说写完，隔一段时间再看好不好，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标准，不满意她就搁置，写另一个题材。

默音觉得写小说的快乐，是一种旁若无人的快乐，甚至是一种和结果无关的快乐。去年年底她又有了想要写的题材，每天都写，越写越开心，到后来每天能写七八千字。但写到二十万字时，她觉得不对，整个小说废掉了。「现在它不是一个小说，只是一个残骸，但是（我写得）很快乐。」

通常来说，写作是一种高密度痛苦和自我怀疑的劳动。张天翼已经习惯了充满自我怀疑的生活，特别是写一个新小说时，「疯狂摸鱼，用这种罪恶感和愧疚感去推动自己的工作，摸了一天鱼，我明天一定不能再这样了，好好写，硬写，瞎写，胡写……写完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我不要写了，我要改行，我再也不要干这行了，我要去天桥底下卖唱，我要去摊煎饼。再过一天，因为又摸了一天鱼，愧疚感又拉满格了，再把之前写的拿出来看看，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好像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再往下写一点。分裂成两个自己，不停地在否定自己，鞭打自己，再肯定自己，连哄带骗，让自己把最开始的痛苦阶段过去。」

但默音却是一个少有的极其稳定、快乐的创作者，她用规律的写作推动自己，就像一个人在练肌肉。她不断有新的主题想写，从不缺故事的题材，也不坐等灵感的降临。她从没有对着空白文档写不出来的时候。还在上班时，每天早上，上班前写一个小时，周末写两个上午。辞职后，她每天上午固定写作，8点半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小说，每天写三页word，三千多字，写到中午。有些文字事后看未必是对的，但她怎么都能写完三千字。

微小的动摇也是有的，今天觉得自己很牛，明天就觉得自己很差，但这种变化不会影响她。这次撑杆跳跳过去了，下次跳不过去，没关系，再写一篇就是了。默音把写小说看作是游戏，可以无数次game over，重新来就是。

朋友肖海鸥形容她是个守农时的劳动者，每天劳作，有固定的收成。默音早就放弃拿收入衡量这项工作，「写小说比较明白的一点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写了多少东西，最后是自己能看到的。」

自打干了写作这行以后，张天翼特别害怕去书店、图书馆，「大家都写得这么好了，我干吗还要写下去？我有什么值得写出来跟他们放到一起的吗？到那里面就会觉得很难受。」默音同她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写的跟他们不一样，有自己的价值，不要自我怀疑得这么厉害。」

默音对小说的评价很不同，不是写得好不好，她觉得每个小说都有作者的个人气质。读者喜不喜欢，跟小说写得好不好关系不是特别大，「往往是你喜欢这个作者构建的这个世界」，她着迷的也是构建一个世界。

当然不是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默音第一次尝试写长篇小说《甲马》，把初稿和二稿给人看，得到的评价是「概念很吸引人，但完成度不高」，没能顺利出版。这本小说一搁置就是好几年。默音当时对自己的写作并不十分确信。

后来，默音顺利出版了另一个故事《月光花》，获得一些信心。「我觉得写作就是这样，你可能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但你可以不断地去尝试。」

「打消动摇的最好方法，是去写一个其他的东西」，上一本书卖得不好，下一本书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只要一直写。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非畅销小说家，默音说就像是在经营一个个人品牌，每一次出书，都要去向出版社「兜售」自己。把书稿投到出版社，一家没看对眼，就找下一家，等到第三家出版社时，时间一下晃过去半年。

2015年，《一字六十春》第一次出版，那时还叫《姨婆的春夏秋冬》。默音确信这本书是好的，「日语有个词是手感，我写完这本是有手感的」。但书的销量很惨淡。没有人看，为什么要写作？默音没找到答案，她打了一年的毛线，成品是几条围巾，给家人和朋友。

失落并不是她生活里的主要情绪，默音仍然在做出版社编辑，业余时间「很愉快地打毛线」，很少写作。她对打毛线这件事是这么描述的：「我觉得写小说，打毛线，或者我以前做烘焙，都是一样，都是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直到一年后，她想要申请一个写作项目，想把《甲马》修改出书，但没有通过，「作为一个天蝎座的人怎么能不复仇呢？于是我就写了起来。」

虽然这个理由显得孩子气，但最终是作品将默音重新拽回了写作的世界。时隔六年，她开始改《甲马》，一直改到第四稿，顺利出版，获得2017年的新浪年度十大好书、豆瓣中国小说年度榜单、《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好书等奖项。

质疑林培源抄袭这件事也偶尔冒出来。她原本只觉得写小说是一种表达，但被抄袭却是一道阴影，需要她努力证明自己才能不被阴影遮蔽。「因为我前面几本书都销量惨淡，我就会害怕自己的失败。《甲马》拿了好几个奖，我就有一种『太好了，我终于立起来了，我还是证明了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可以堂堂正正』这种感觉。」

写完《甲马》，默音才觉得自己终于会写小说了。她也在这个过程里，重新找回写作的快乐。「我觉得有时候你需要一个作品来带动你，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很长时间里，默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想。「我真的很随意，没有我一定要干什么，《甲马》经历那么多完成后，我才终于有一种可以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不管是写作，还是学日语，默音一直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立标准，她有节奏地推进自己的生活，不急于得到结果。但在时间的累积之后，收获往往也会到来。

很能体现她性格的一件事是，在中日合资企业做文员时，企业的图纸都是日语，中方技术员经常来问默音某个词的含义，于是默音完全自发地把图纸上所有的日语词抄录编译，做了一本手写字典，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日本总部的研发部长来上海出差，看到她的手写字典，笑了，原来总部早有印刷、制作好的术语手册，拿过来就能用。默音在豆瓣日记里写：「可想而知我有多窘迫，但做字典的傻劲似乎让此人十分感动，几年后，当我养了三只猫，他特地从日本带来一块双层塑料垫，是搁在猫砂盆前给猫蹭脚掌砂粒的。」

默音自己也从做字典的过程里收获很多：「所有专业词汇，我看一眼都能条件反射地说出对应的中/日语。」

由此也能理解，为什么默音总能遇到愿意帮助她的人，日方领导回国时，还会帮她带回村上春树最新的原版小说。

还在职校读书的1995年，默音就喜欢上了村上春树。她在学校图书馆的架子上，翻到了一本前面残缺了十几页的书，在不知道书名、作者的情况下，她陷入了这本书的世界，「哇小说还能这么写」。去还书时，她才知道作家是村上春树，那本书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1996年，村上春树在中国还没走红，默音去到福州路上海最大的书店，买到了村上的另外两本书。为了将一套五本书集齐，她还写信给漓江出版社，通过邮局汇款求购。

在她往返于家、职校、八佰伴商场的公交车上，这几本书不知看了多少遍，「他很完美地砸中了我对亦真亦幻的小说的向往」。

在有限的生活中，村上春树的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一直写的都是同一种人，做一份跟其他人不太打交道的工作，也不是很依托于这个社会和人际关系，年少时看起来又孤独，又强大。「他的主人公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是很酷的，他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他有一种自洽，他还能对强权说不，这点就非常的吸引人。」 

默音身上，也有一种和村上春树相似的自洽。她规律地写作、翻译，打算在小说凋零的时代继续当一个小说家。她有自己稳定的价值的锚，希望能不倚靠外界的评价体系存活。

即使写作了十几年，她在文学圈也自认很边缘，她常常写长篇，只给几家杂志偶尔供稿，并不属于某个圈子，认识的编辑当中，有一位是从微博上的邮箱发小说过去才认识的。《甲马》出版后，业内特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找她约稿，但她不认识，搜索之后才知道对方是谁。

像少年时代喜欢村上春树一样，默音现在非常喜欢武田百合子。

武田百合子不是为写而写，她的生活是作品的一部分。1946年，百合子在作家聚集的咖啡馆里当招待员，随身携带书籍，总是充满饥饿，武田泰淳总是请她吃饭，后来成了她的丈夫。百合子的日记里，有山中四季，夫妻吵架，小狗去世，兔子啃掉了种下的花草……她打开一罐蜂蜜，蜜蜂来吃，她总觉得来吃的蜜蜂是同一只，便用红色马克笔在蜜蜂身上做标记，发现果然是同一只。她向丈夫发表了这个研究成果，他说：「和百合子一模一样啊。」

默音惊叹百合子写得好。她并不能轻易被文字打动，但武田百合子的生命力都从文字里漫出来。「她很真切地活着，很多事情能让她快乐。她有个很著名的比喻是，她跟女儿去看演唱会，其他观众太激动，把她女儿踩了，她说她们两个人的内心像吞了墨汁一样黑。这种比喻其他人都不会写。」

好朋友、社科编辑肖海鸥觉得默音和武田百合子有些相像的地方。「百合子不是一个很理念化的人，这个跟默音很像。她的写作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写作编织在她的生活里面，是她生活的副产品。百合子是那种有肉身感的作家。」

默音也写短小的随笔，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她写青鳗鲞，写在日本吃各种不同店的鸡肉，写精酿，「咕嘟一口下去，香气熨过口腔与喉咙，留下类似水果的芳香」。她写云南的粽子，圆糖，凉粉，饵块，汤圆，糍粑，糍粑放在网架上用火烤，等到外皮微硬时，抹上蜂蜜吃。她从小就特别馋，不懂经济，拿着粮票换饵块吃，隔了很多年，爸爸都笑她，太不划算了。她写家附近的夜鹭最喜欢待在水质检测器顶上，俨然是它的王座。写她为了采访吉田修一，不仅做资料，还特意学游泳，因为吉田修一成为作家前，做过游泳教练。写她在云南上小学时候走过的路，抄近路时总是碰到一条大狗，吠声响亮，伴随着铁链的叮当声。

「可能我没有一个很高的尺度，我只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写到某个程度我觉得它现在这样是OK的。因为小说很难有一个标尺，你写到自己满意就可以了。」默音想，这或许是她能没什么痛苦写完的原因。在能力范围内，目标是顺利完成自己想写的题材。

在长篇小说里，默音一直在写人在时代里的际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甲马》写的是三代人，从西南联大，到知青，到知青子女。《星在深渊中》写了一群进入二十世纪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后的际遇。《一字六十春》写的是1940年代和千禧年前后，两代上海年轻人在弄堂的生活。

她有种追根溯源的好奇。写武田百合子，会好奇她为什么会成为她后来的样子。写《月光花》是因为寻找一个失联很多年的云南故友。写《甲马》是因为妈妈，她很聪明，但没有机遇，回上海后也没有很好的工作，妈妈身上可看见被时代耽搁、被命运搓磨的一代人。

写着写着，会蹦出之前完全没想过的东西，创造出另一个幻想的世界。「我经常觉得小说作者是一个导游，她/他只是比读者先去到那个地方。这种快乐是你无法预期的，你有时候觉得你不是在建构一个虚构的东西，你是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地方，四处看。」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春树写：「跳上擂台容易，要在擂台上长时间地屹立不倒却并非易事。小说家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写出一两部小说来不算难事，但是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靠写小说养家糊口、以小说家为业打拼，却是一桩极为艰难的事情。」

默音谈快乐多，谈艰难少。因为在她看来，「在中国，小说家与其说是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即，我相信我是小说家，我在写，并将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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