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虑与反焦虑之外，可以存在对容貌的另一种想象吗：从“和素颜和解”说起

撰文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在话题的一众回应中，像上述的说法得到了许多赞同，大意是要在拒绝容貌焦虑、坦然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之余，再尽量去自我改善，不管是通过化妆，还是更为健康的运动与饮食。

类似的声音在小红书或豆瓣女性向小组也屡见不鲜，每当有女孩抱怨自己的长相并贴出自拍，评论区就会立刻变身夸夸群，赞美对方“明明很好看”，但是在一片对自尊自爱的欢呼声中，也夹杂着不少对于变美的提议，比如认为楼主应该试着换个发型，或者换一个没那么老气的妆容，有趣的是，“不好看也没关系”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选项之外。看上去，即使再怎么强调“爱自己”，努力变美还是永恒的主题，只是这样一来，容貌焦虑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而已。

两则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应。截图自小红书

对于这种看上去有点矛盾的叙述，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接纳自己往往意味着对主体性的确认，而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主体性本身就经常与独立自主、奋发上进的女性形象联系起来，这种形象与社会主义时代性别中立的“铁娘子”，以及前共产主义时代传统的、顺从的女性形象都完全不同，它强调的不仅仅是更强的经济能力，也是管理自身形象的能力。千禧年间的职场剧《杜拉拉升职记》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杜拉拉代表了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女性，自己没什么背景，但是最终靠个人奋斗实现了成功。我们不要忘了，这部剧被称为中国版《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当女主角从职场菜鸟变成游刃有余的老鸟，也实现了从丑女蜕变为美女的过程。

“以我为主”的话语劝说女性成为自我优化的主体，却实际上没有减轻多少外貌上的压力。因为女性必须不断投资于这个身体，来说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热衷于自我实现的人。因为变漂亮是为了自己，所以就总有无限的潜力和空间去实现它，躯体不再是先验的存在，而成为了一项永远未完成的工程，一个转化个人身份认同的地方。奥地利学者伯娜德·维根斯坦发明了“美妆的凝视”这一术语，她认为，这种凝视不再像男性那样只是单方面地看向女性，而是一种女性看向自己与他人身体的方式，并要求身体持续塑形以求更加完整。通过人工缝合术，那个真正的我、我对自己的期望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剧照

这种对理想自我的迷恋在社交媒体上也十分明显，小红书里有一类很受欢迎的妆前妆后对比帖，博主首先会晒出自己的素颜照，然后再通过高超的技术来变得惊艳众人，从第一张照片划到第二张，蒙太奇效果使得美丽的容颜不再是神秘、不可触碰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步骤达成的具体目标。在这类帖子的文案中，博主还会细心地贴出衣服的淘宝链接、美瞳的品牌，讲清楚假睫毛的款式，让一切都变得更可见、可参考，传达出“只要努力去学，你也可以”的信息。

这样看来，当“爱自己”也同时意味着“自我提升”，容貌焦虑就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事实了。我们无法评判这种做法正确与否，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边焦虑、一边反思焦虑也是很多女性的常态，这本来就不是她们的错。可是，如果焦虑始终无法驱散，那究竟要怎么和自己的外貌共处？

这是一个十分两难的问题，事关二元的”能动性与结构性“之争论。一些学者以及普通女性自己都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在化妆和打扮的过程中，女性会产生充满能动性的力量感；另一方面，妇女的外表依然受到深刻的结构性约束和管制。在有关国内女性身体外貌的研究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一问题的矛盾态度。

在讨论民国时期的女子健美论述时，妇女研究学者游鉴明发现，当西方体能运动传入中国，“健康美”成为了时髦名词，人们开始呼吁女性解放天乳、除去缚腰，去挑战中国传统社会弱不胜衣的美丽标准。不少论者认为这与其说是为了女性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民族和强国保种，并且，当女性解除了身体上的各种束缚，号称有助于“健美”的食品和药物广告又让她们进入了另一种商品化消费的束缚。但是，在承认这些的同时，游鉴明也没有忽视女性的主体经验，她曾提到过一名《生活周刊》的读者戴梦琴在做过柔软体操后，“一变病躯为健康体格，且在精神上一变烦闷为愉快乐观”，戴还发现自己“臂上长出了一块小小的筋肉，心中觉得快乐，并有无限的希望。” 游鉴明总结道，这些女性既是健康美的接受者也是行动者。

改革开放后，性别化欲望的表达得到了更多支持，时装、化妆品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在研究国内整容现象的《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一书中，作者文华认为，身体是个人与社会进行权力竞争的重要场地，既是赋权也是压迫的中心。文华指出，女性通过整容得到了对生活的控制权，但是她们的身体却受到一种更细微的控制。当女性通过整容来帮助事业或婚姻成功，将美色作为资本为自己所用，这样的行为反而使性别化的外貌歧视更加根深蒂固。她最终得出结论，即整容手术是女性所使用的一种策略来实现生活中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仅仅是在结构内部行使的，而没有超越结构本身。

《看上去很美》
文华 著 刘月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

从文华的观点来看，这个矛盾似乎是无解的，除非美貌不再成为人们向往的目标，但是这暂时看来还不太可能。不过，在近几年的美容研究领域，也有学者提出我们应该转换看待身体的视角，身体不仅仅像文华说的那样是权力所铭刻的表面，也不只是一个用于投资的载体，还是有着复杂感受与欲望的“活生生的身体”，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对于美丽容颜的向往、恐惧与焦虑，也可以不再是必须克服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与之共处、不断发生变化的状况。

女性学者艾丽斯·杨曾经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一书中，用服装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当女性精心打扮自己，她不仅仅是在确认自己当下的身份与力量，更是在与各种各样的身体产生联系——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甚至是服装或一件漂亮的化妆品这样的非人之物。

杨在书中提到，男性更执着于看得见的可辨之物，而女人的欲望则是多元的，对触觉的兴趣大于视觉。服装对于女性而言有三种特殊性：触觉、相系、幻想。一件羊毛大衣的触感可以将主体（女性）沉浸于与客体（衣服）那流动的连续性中；当女人们分享衣服或评论彼此的穿着，服装经常像是连结姐妹情谊的丝线，她们并不拥有自己而是彼此分享；最后，服装的意象并不总是指出谁最完美的魔镜，而是通往各种角色与各种可能性的仙境。这是一种美学的自由，也是大部分男人的日常生活无法进入的自由，这种女性想象解放了各种可能性，颠覆和搅乱了属于男性的、功能理性秩序。

《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
[美] 艾莉斯·马利雍·杨 著 何定照 译
商周出版公司 2007-1

如果遵循杨的观点，那么打扮自己的行为就不仅仅关乎自我的确证与赋权，或是消费文化对女性的荼毒，更是触发各种身体感觉的媒介，而这些感觉往往难以预测，是所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的二元系统无法囊括的。这也让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关于容貌的种种感受，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外表感到焦虑，本能地想要拒绝美貌文化的侵袭，但又同时希望能变得更漂亮——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样，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中，我们或许有可能构建出独属于自己的真理。

研究巴西整容文化的学者Alvaro Jarrín也对这一视角持有认同观点，他曾经认为美貌是一种权力，让那些不符合美丽标准的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但是在接触过众多受访者后，他发现她们也会用自己的具体经历来颠覆这种权力关系。比如，一名黑人女性演员在一次演出中讲到，她的头发是天生的自来卷，在巴西文化中是不修边幅的标志，这让她十分痛苦并且无数次试图拉直自己的头发，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她也对“什么是美”有了更深层的体会，认识到它除了是一种规范，也是一个生活事件，是在日常中会去积极感受与实践的事。

这令人想起，在小红书上也经常会有女孩分享出自己的身体叙事，有人苦恼于自己走样的身材，但是在读了《庄子》之后悟出了“不要过分苛责自己”的道理；有人小时候很讨厌自己鼻子的形状，12岁时开始研究隆鼻手术，但是当长大离开家之后却每次照镜子都能在鼻子上看到爸爸的影子，虽然现在还是时常抱怨，但已经不再想去动它了。

当然，这些叙事还没有结束，也许她们还是会在某天起床后重新陷入焦虑，也许不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细微的身体经验总是在产生变化，也带动自己产生变化，这样看似普通、平淡无奇的感受慢慢地塑造着我们，也正是在这些感受的过程中，美才得以存在。

参考资料：

《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 文华 著 刘月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 2019-4

《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 [美] 艾莉斯·马利雍·杨 著 何定照 译 商周出版公司 2007-1

《性别、身体与医疗》 李贞德 编 中华书局 2012-7

《美妆的凝视：如何改造身体与构建美丽》 [奥地利] 伯娜德·维根斯坦 著 张小平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1-1

Jarrín, Alvaro. (2017) The Biopolitics of Beauty : Cosmetic Citizenship and Affective Capital in Brazi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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