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黄蜀芹往事：“生活里的另一般意蕴，将使世界完整”

文｜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责任编辑｜刘悠翔

“作为家里人，我不想在媒体上说家事；作为同业，尤其不想评述自己母亲的作品。因而婉拒了所有媒体的采访邀约。”2022年4月21日黄昏时分，导演黄蜀芹在上海溘然长逝，走完了她83年的人生,彼时上海正处在抗疫特殊时期，她的儿子、导演郑大圣送了母亲最后一程，这样回应媒体。

由于身体原因，近些年黄蜀芹几乎离开了公众视野，新千年后仅有2002年的《嗨，弗兰克》一部电影问世，被视为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2013年，电影《归来》开拍，表演指导刘天池和演员巩俐前往上海拜访黄蜀芹。当天，黄蜀芹穿着十分正式，为了见故人准备了整整一天，却忘记了要见的人是谁。后来，电影里的冯婉喻晚年失忆后，每每去车站接陆焉识都会穿戴齐整，这个设计就源于那次见面。

丧事从简，当黄蜀芹逝世的消息传来，她生前的朋友和影迷无法现场送别，却依然以各自的方式寄托哀思。导演谢飞在微博贴出2008年自己和黄蜀芹在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参加“第四代”导演电影活动时的合影，以此悼念自己的老同学；导演英达接受媒体采访时感谢黄蜀芹发掘了自己，称“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演员姚晨则在微博上说：“儿时，家人最爱的电视剧《围城》《孽债》都是黄蜀芹导演的作品。北电求学时，她拍摄的电影《青春万岁》《人·鬼·情》《画魂》也是拉片必看。蜀芹导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具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杰出艺术家。”

1939年，黄蜀芹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艺术家庭，她的父亲黄佐临留学英国，曾跟着萧伯纳学习戏剧，是一位活跃在戏剧和电影舞台上的艺术家。母亲金韵之（艺名丹尼）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心理系，后来成为著名演员，与丈夫都是中国话剧艺术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黄蜀芹童年时代，家里总是十分热闹，客厅常常被父亲用来排戏，黄宗江、黄宗英兄妹初到上海也曾暂住在这里。

黄蜀芹从小比较内向，但她和电影结缘很早，因为父亲是文华影业公司的骨干，8岁时她就有机会出演了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在里面饰演一位弹琴的女孩。这是她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演员的经历。她记得由于当时自己刚刚换牙，演戏的时候始终不敢张嘴笑一下，影响了拍摄效果，内心始终觉得对不起桑弧。

1959年，黄蜀芹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翌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在特殊时代，包括黄蜀芹和她的同班同学在内，这些后来被电影史的研究者统称为“第四代”的导演大多受到冲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创作机会。

1979年，黄蜀芹被谢晋选中成为电影《啊！摇篮》的副导演，得以从“五七干校”重返工作岗位。最初，黄蜀芹负责管理剧组的驴和马，但一听到摄影机的转动就很兴奋。她说：“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唯独对这件事记忆犹新。15年没有拍电影了，别说叫我牵驴，叫我干什么我都干。”

直到四十岁，黄蜀芹才有机会独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在那个拍电影还需要国家指标的年代，她被借调去刚刚成立的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当代人》的导演。以今天的眼光看，这部电影紧跟时代脉搏，反映了国家提倡“四个现代化”之后某工厂青年们的所思所想。尽管不是黄蜀芹内心最感兴趣的题材，但她还是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导演薛宜昌曾与黄蜀芹合作多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在《当代人》剧组担任场记，第一次见到黄蜀芹的时候只觉得她很和蔼，虽然话不多，却总能点出问题的关键，完全不像第一次拍电影的样子。他认为那代人“出手不凡”，很重要的原因来自积累。在制片厂时代，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导演，也要经过从场记、副导演、执行导演再到导演的过程。薛宜昌还记得，黄蜀芹处理剧本十分有一套，总能将不太合理的地方调整得让人心悦诚服。

随着《当代人》的上映，黄蜀芹渐渐崭露头角，陆续拍摄了《青春万岁》《童年的朋友》《超国界行动》等三部影片，展现出她对不同题材的把握能力。当时评论界认为黄蜀芹的影片真诚、细致、抒情、流畅，体现出女导演的特质。但是黄蜀芹认为“这些影片还没有深入地发掘自我特质，还不能算有个性”。

偶然的机会，黄蜀芹发现了河北梆子名角裴艳玲的故事。在舞台上，裴艳玲演绎着男人的角色，是戏曲故事里的盖世英雄；在生活中，她则是普通女性，同样遭遇性别困境。黄蜀芹在裴艳玲身上看到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于是邀请她在大银幕上扮演“自己”。

电影里的女主角名叫秋芸，她身世凄苦，年少时就失去了父母的庇护，唱花旦的母亲跟人私奔，父亲便不让她学戏，在表现出非凡的戏曲天赋之后，也只能被迫学唱生角。长大后的秋芸，在私人生活里屡屡碰壁，爱情受挫，婚姻不幸。她虽以扮演钟馗闻名，成为一代名角，但难掩自己的寂寞，只能在镜中与自我对话。

这就是1987年诞生的电影《人·鬼·情》，它也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对于至今都莫衷一是的“女性电影”，黄蜀芹有着自己的看法，她将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比作房子的南窗和东窗，南窗一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阳光是最早从东窗射入的。她曾对杨远婴说：“女性意识强烈的电影应当起到另开一扇窗、另辟视野的作用。作为艺术，要求出新。女导演恰恰在这里具有一种优势，也就是说，平日没人在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的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现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般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是最早将《人·鬼·情》定义为女性主义电影的学者之一。1990年，她在《当代电影》杂志上发表论文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女导演和她们的作品。“当时西方的理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开始被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研究武器，我当时在写这篇文章时，对比了很多中国女导演的电影，虽然不乏女性意识的流露，但和‘女性主义’能够严丝合缝地对应的，恐怕只有《人·鬼·情》一部。”杨远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杨远婴介绍，当“女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电影研究之后，很多女性导演却并不认可将自己定义为“女导演”，一种普遍的思潮是“她们往往认为自己的电影反映的是人性，是时代，而不是性别意识”。如今再看这样的言论，除了说明当时的女性导演可能还没能完全建立自觉的性别意识，也可以被看作是“她们的一种生存策略”。

面对国内理论界和西方电影节的热情，黄蜀芹坦言自己并没有阅读过西方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她的中学是女中，因为性格内向，她害怕男生，惧怕压迫感，在女中的六年才把自己的天性解放出来。“拍电影的时候，我也没有去寻找或者去看这方面的书，我觉得不用看，那些感觉就存在于我生命的记忆和体验里。后来和裴艳玲聊天的时候发现，可能因为我俩都是在自己的路上这么走过来的……我觉得她身上有这种内涵，跟我潜在的东西很像。”

1988年，黄蜀芹决心改编画家潘玉良的人生故事，筹备四年多之后，才在海外资本的支持下，赴法国拍摄了电影《画魂》。这部电影表现了画家潘玉良从青楼女子到他人妾室最后成为大学教授的传奇人生。黄蜀芹被潘玉良的独立人格所打动，本想再拍一部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的电影，却受制于制片方，做出了部分妥协，影响了自己的表达。后来，黄蜀芹不无遗憾地将这部并不算“成功”的电影视为“我的悲剧”。她意识到投资方投资这部电影一部分因素是觉得其中的“裸体画”等情节有市场，尽管自己做了抗争，刻意不选择妖娆美丽的模特，但“把它作为一部主流电影，必须进入商业发行的系统，要不然你收不回成本……后来我体会到，商业电影一定是依循着男性视角去创作和制作的”。

1990年代末，是黄蜀芹最后的一个创作高峰。1995年，她在上影厂支持下成立了新文华影业公司，薛宜昌担任公司的制片人，开始了两人长达五年的合作。如果算上公司成立之前就拍摄的电视剧《承诺》，两人一共合作了四部电视剧、两部电影。薛宜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最佩服的是黄蜀芹对故事的提炼能力，不仅追求好看，更在乎作品的社会价值。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有投资方递给我一个剧本，讲的是上海滩一个复仇的故事，如果拍出来应该是很有市场的，但反映的都是人性的恶。我和黄导商量了几天，最终觉得这样的故事对观众没有意义，还是拒绝了。”

尽管丰产，黄蜀芹对自己的创作是不满足的，她认为在当时，“大锅饭”让女导演们获得了一种“平等的假象”，市场经济虽然大大丰富了电影的内容，却让女导演显得比较弱势，她意识到“我自己到90年代基本就结束了”。

2003年，但黄蜀芹接受学者魏时煜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当时流行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批评，她说:“多亏了80年代给我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现在《橘子红了》中，几个老婆一个男人，相亲相爱，让女人共享一个男人还各得其所，这才有市场。”魏时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后来之所以将研究重心放在女导演上，就是因为她很好奇，为什么很多优秀的女导演都渐渐被人遗忘，而黄蜀芹的回答让她找到了部分答案。

黄蜀芹执导的电视剧《围城》不但受到全国观众喜爱，也得到了原著作者钱锺书的高度认可。图为黄蜀芹(左二)与杨绛(左一)、钱锺书(右一)的合影。（资料图/图）

同为“第四代”的女导演，已经83岁的陆小雅很遗憾自己没能探望病中的黄蜀芹。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和黄蜀芹虽然交往不多，但每到上海，我都会想着她。每次都说叫上几个老朋友去探望，他们劝我别去，蜀芹已经不认人了，去了也是难受。我总想，那好吧，下次总有机会。”

在陆小雅心中，黄蜀芹是一位“知识分子型”导演，她记得自己有一次和黄蜀芹一同在开会，忍不住问：“你不爱说话，又很内向，怎么做导演呢？”黄蜀芹则回答她：“在我们上影厂，导演不用很大声，只要有能力成为导演，大家都会服他（她）。”

1990年，黄蜀芹的电视剧《围城》登上电视荧屏，其中的演员除了观众熟悉的陈道明、吕丽萍、葛优、英达，还有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戏剧家沙叶新、导演吴贻弓等人。可以说，《围城》是中国电视剧制作史上的一座高峰，它的诞生不仅仅是一桩娱乐事件，更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胡乔木亲自给黄蜀芹写信祝贺，原著作者钱锺书更是将黄蜀芹称为“贤侄女”，连连赞许。

由于是第一次做电视剧，黄蜀芹和同事非常认真，“用拍电影的方式拍摄电视剧”，每十天才拍一集，花了三个多月才拍完这部只有十集的作品。因为拍得太认真，演员十分努力，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表演，甚至经常是拍完一段大家就集体鼓掌。

当时的电视剧创作普遍精耕细作，比如87版《红楼梦》，在正式拍摄前让演员们上了几年的学习班。《围城》剧组没有开学习班，而是把演员集合起来对台词。黄蜀芹认为科班训练让演员的表演脱离实际，她更愿意强调“游戏感”。她说：“作为导演要对演员的素质有所了解，选择了某个演员，就是要相信这位演员的素质。”

黄蜀芹的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小题材抒发大感情”，她也很擅长拍摄自己熟悉的生活。1994年，黄蜀芹以自己生活多年的上海为背景，推出了一部难得的沪语电视剧《孽债》（在全国播出时改为普通话）。这部作品改编自作家叶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上海的云南知青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特殊的年代，他们中一部分人在云南结婚生子，返乡政策下来后，又离婚回城。黄蜀芹没有将电视剧的重点放在表现这代人在云南的情景，而是将他们的孩子如何去上海寻找父母却不被承认作为故事主线，以人伦悲剧反映时代沧桑。

黄蜀芹在接拍这部电视剧时，已经敏感地认识到时代变化的来临，她说：“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八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历史文化、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孽债》后来为什么那么受老百姓喜欢，因为获得广泛的感同身受，就是那样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生活太接近了。实际上正是因为生存条件的局限，才会产生那么多矛盾。”

综观黄蜀芹的电影，杨远婴认为她不仅仅是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导演，也是一位对历史具有反思能力的导演。与她的同代人一样，她作品的基调是“感伤”的，但是不论是《人·鬼·情》还是电视剧《围城》《孽债》，都可以看到她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性。“我们今天不能仅仅将黄蜀芹理解为一个只拍女性的导演，总体来说，他们那代人想要用电影表达的是重新发现人性，我觉得黄蜀芹的作品做到了这点。”杨远婴说。

（参考文献：杨远婴、魏时煜编著《女性的电影：对话中日女导演》，张仲年、顾春芳著《黄蜀芹和她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