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温差”：从清华五道口经济论坛说起
在中国经济受疫情冲击持续动荡之际，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5月14日主办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引发舆论热议。归结起来，五道口经济论坛有几个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的“话题”：
首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余永定的“弹窗”，和清华大学弗里德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李韬葵的“算账”。
在第一场圆桌讨论的结尾，余永定坦言，“我已经连续做了十几天核酸，现在有弹窗，我得出去跟他们交涉，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很抱歉用这个当结束语。”
对于余永定的“弹窗”，李稻葵在最后的发言中回应道，“深刻领会领导的指示后发现，有一种叫做系统思维。就是各方面的目标都要均衡，不能只抓一件事，中央领导反复讲的系统思维，所以我想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在这个问题上也要系统思维，既要做好当前的疫情扩散的保卫战，同时也要稳定我们的经济，我的观点很简单，我给大家把账算出来，具体怎么做，我们永定老师为什么弹窗，我无能为力，只能表示非常同情。”
“算大账”的李稻葵与“被弹窗”的余永定，之所以很快成为舆论热点，反应的正是官民面对疫情时的“温差”：站在官方的立场和角度，必然是“算大帐、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也就是李稻葵所说的“系统思维”，这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但从民众维度来看，则只能是“算小账、算短期账、算具体账、算个别账”，这里的具体账，除了类似余永定谈到的解决“弹窗”问题避免影响出行之外，还有封控中能否满足基本的物资保障和供应，看病的需求能否被及时满足，个人和家庭生计能否维持下去，能否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次是李稻葵的“边隔离边生产”论，以及“过去两年的抗疫相当于为每个中国人多增加了10天寿命”的言论。
在主题发言环节，李稻葵着重回答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动态清零”是必要的？该如何保经济、保生产线、保供应链？对于第一个问题，李稻葵算了一笔“生命帐”——“暂且把美国的数据中死于新冠疫情的数量乘以四，人口是 4 倍， 假如没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过去两年会有 400 万生命的损失……每一个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当于 14 亿人让每个人多增加了 10 天的寿命。过去两年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 5 天。”对于第二个问题，李稻葵表示，“产业链一定要保住，怎么保？各地有各地的办法，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不要居家隔离，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为了保居民的消费，物流一定要畅通，更重要的是要对受影响的百姓直接给予现金补助。”
虽然李稻葵的发言精简之后不免有断章取义的成分，但从其招致一片骂声的舆论反响来看，一方面，经过两年多的持续抗疫消磨，中国社会对迟迟无法走出抗疫困境充满焦虑与不满，所以不管生命帐怎么算，当前的困境才是实实在在的，预期和信心持续低迷正在成为压倒人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是否能多活十天放在今天的情境中好比天方夜谭；另一方面，李稻葵之“边隔离边生产”言论，则是触及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敏感点，也即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
除了民间舆论场的谩骂、批评和“温差”，携程集团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与李稻葵商榷”一文，很快引发人们的共鸣，获得大量转发。梁建章首先肯定了李稻葵这种估算的思路，因为“终于有经济学家把防疫政策对于经济和死亡率的影响，量化成对人均寿命的影响”，但梁建章并不认同李稻葵的算法，因为病毒在不断变异，“对待Omicron采取严防死守政策，其带来的人均寿命收益已经不再是10天，而是可能只有1天。而且，疫情防控也会挤占治疗其他疾病的医疗资源，需要抽调大量人员开展流调，从事扫码、体温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大量医疗资源投入疫情防控，会减少对其他疾病的医疗资源投入，增加其他疾病的死亡率。”
经过对比各国死亡率和实际情况，梁建章最终得出结论，“过度严防死守的政策，造成总的人均寿命损失是：避免死亡的收益为1天，减去因经济下降造成人均寿命损失5天，答案等于负的4天。按照上述计算，每个月就会损失4天的人均寿命。可以说，过去两年成功攒下的人均寿命增加10天的盈余，几个月的封城就会全都被还回去。”
第三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的“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
在主题发言环节中，林毅夫延续了以往研判中国经济的方法，既对中国经济提出两方面建议——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也对中国保持乐观预期。按照林毅夫的说法，“现在中国是美国的 50%，但是世界会发生改 变，我发现世界会有一个旧貌换新颜的全新途径，中国人均 GDP 占到美国的 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它的 4 倍，如果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 2 倍，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
而与林毅夫的乐观预期不同，经济论坛最后一场讨论会上，率先发言的黄益平则单刀直入地指出，“经济形势到了应该采取不计一切代价政策的时候”，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很困难”。具体来说，抗疫进入第三个年头，“客观的问题是很多企业和家庭在抗疫抗到第三年时流动性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流动性断裂，即便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没有问题生存也会有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维持现在的抗疫政策，我觉得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更直接的措施支持这些机构、支持老百姓的生活。”
林毅夫与黄益平的发言，之所以受到舆论场关注，则是另一种不同“温差”的反应。林毅夫的乐观预期与官方近期传导的信息类似，比如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经济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下降2.9%，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但同时强调两个没有变，“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5月13日，人民银行公布4月金融数据和社会融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仅相当于3月的两成，同比少增8231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亿元。但即便如此，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仍表示，“我国发展有诸多战略性有利条件，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具有强大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月18日，《人民日报》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个维度展开论述，并最终得出结论，“随着各项政策靠前发力、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正常的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经济运行会很快回归正常轨道。”
但在民间舆论场，显然更容易与黄益平的“经济形势不好、很困难”产生共振。毕竟不管是最新经济数据，还是整个社会感受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容乐观，越来越多难以为继的中小企业倒闭，越来越多人被迫失业，越来越多人因还不起房贷将毕生积蓄买到的房子法拍……
从“不惜一切代价防疫”到“不计一切代价救经济”，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民生这道课题，依然严峻，且不容乐观。随着上海逐渐复商复市，人们的普遍的困惑在于，上海恢复正常之后，下一个“上海”，下下一个“上海”，又该如何是好？中国防疫究竟该如何走出一条“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平衡之路？（本文最早发表于香港01，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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