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荣誉卡在集体主义与金钱社会的两难之间：从剧集《警察荣誉》说起

撰文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很多影评已经谈到，《警察荣誉》的令人惊喜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描绘日常生活的叙事，在颇具戏剧性事件的自然主义土壤上展开。八里河地处城乡结合部，充满生机，有许多刚刚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人还不熟悉城市的运行规则，因而有很多矛盾亟待解决。这里也鱼龙混杂，潜藏着一些犯罪分子。

在这里，集体主义热情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包纳了很大一部分个人和家庭所在的私人空间。我们一次次地看见，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家里的事。当警员七子想要休假时，所长当着所里各位领导的面拿出了他的体检报告，在会议上说，根据体检报告，七子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并由此动情地谈到所里需要更加关注警员的身心健康。对于领导为什么可以看到自己的体检报告、知道自己的私事或者当着同事的面公开讨论这件事，七子没有任何质疑，而是满怀感激地接受了所长的关怀。当警员家里有困难，比如警员父母生病时，所长更是提出了一个让成长在国企改制、社会急剧转型之后的年轻观众惊讶的计划：要求给全所警员排班，大家轮流照顾这位警员的家属。所长劝解因为工资不高又任务繁忙，因此想要脱去一身警服的警员：“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工作忙，但是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不一样，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集体可以帮助啊。”

人们对这样的集体主义生活抱有相当大的热情，同时有着难以想象的献身精神和服务意识，过着苦行一般的生活。在剧中，警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师父陈新城、张志杰、曹建军都曾经谈到自己是如何因为工作而忽视了家庭。在春节这个本应家人团聚的时刻，警员陈新城和李大为自愿在假期跨省追踪嫌疑犯，张志杰等人则整天在小区蹲守惯犯小偷。派出所的领导也没有回家过年，他们组织家属在除夕当晚到派出所吃年夜饭。他们为自己的奉献感到幸福，归来时兴奋地唱着歌。

年夜饭 图片来源：豆瓣

另一方面，对集体主义的崇尚还表现在对个人抢出风头行为的强烈谴责。在过去几年的很多刑侦剧中，破获一些重大案件的、担任侦探角色的个人或小团体往往是剧集歌颂的主角。《心理罪》（2015）、《刑警队长》（2015）、《法医秦明》（2016）、《三叉戟》（2020）无不如此，讲述的往往是个人通过智慧屡屡破获千奇百怪、扑朔迷离的疑难杂案，英勇和冒险行为成为被讴歌的对象。不过《警察荣誉》的重点在于英雄群像，而非英雄个人。剧中所有角色但凡有一点儿“抢功”的苗头，都会得到敲打或者产生意料之外的不好的后果。曹建军抢着想要立功，所以常常做出危险行为。他在救下想要跳楼的青年时，时机尚未成熟就贸然行动，虽成功解救，还是遭到了批评。在后来抓捕犯罪分子的过程中，他更是没有听从指挥就擅自行动，抓捕成功了，但因过于冒险和不听指挥令所长非常不满，群众敲锣打鼓给他送来锦旗，但所长告诫他不要膨胀，并且在要不要给曹建军颁发二等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指导员表明，按照曹建军之前做出的成绩，在其他派出所都可以获得好几个二等功了，所长这才决定上报他的成绩。可以看到，八里河派出所在衡量荣誉之时，服从集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成绩。

难以忽视的是，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显而易见是父权制的。整个八里河派出所就像一个父权制大家族，所长是父亲，指导员叶苇扮演母亲的角色。女警察在其中做的工作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似乎被划定了无形的职责范围——派出所之内，办公室里面。女性警员得到了相应的照顾，例如我们看到叶苇家里总是有事，不得不在上班时间回家照顾老人孩子——她的男同事也都认为这样做情有可原，并愿意帮她顶班，相反，我们几乎看不到男同事因为家中事务请假或请假成功。七子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婚姻几乎破裂，想要请假都没有成功；张志杰、曹建军等人的妻子则默许了他们长期在外、不顾家庭的做法，并因对丈夫事业的无条件支持而在这剧中获得赞美。四位新警官之一是女主人公夏洁，她因是烈士后代，又是一位女性，因此在工作场所总受到无微不至的保护。不论是她的母亲、她的师父还是所长，常常把“保护好夏洁”挂在嘴边，不让她接触有危险的工作，以至于她最终忍不住向师父呼吁，别把自己看作一个女性。

夏洁 图片来源：豆瓣

在整部剧中，夏洁都试图突破那层“保护”的牢笼。女警察想要突破偏见，这样的内容并不罕见。在同样描述基层民警生活的日剧《女子警察的逆袭》里，王牌刑警藤圣子想要破除对女警官的刻板印象，比如海报上那种和蔼可亲地安抚孩子的形象，谁料自己最终在工作中还是和蔼可亲地安抚了小孩子，让她不由得感到既好气又好笑。当然，藤圣子的工作远远不止于此，她还是可以在岗位上抓捕犯人，施展自己的智慧。在《警察荣誉》中，夏洁千方百计想要站在一线岗位上，不想去母亲指定的、比一线警察更安全的户籍科。不过，最后母亲做出让步，而组织做出决定要夏洁去户籍科时，她表示了顺从，称自己反抗家长的支配，但一定会服从组织的安排。当然，为人民群众服务无小事，夏洁在户籍科的工作中也获益匪浅，不过从这里开始，参加一线巡查或抓捕活动的警察就是全员男性了。

除了坚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与个体竞争被同时强调，也屡现冲突，此时，剧中的曹建军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曹建军的丈母娘时时刻刻不忘比较曹建军和他的姐夫——一个拥有十几家公司的老板，并责怪曹建军没有出息。更加糟糕的是，当曹建军所在派出所抓到他的姐夫嫖娼之后，丈母娘仍要看在钱的面子上“原谅他”，反而斥责曹建军没有能力，不能够施展权术、利用人情把姐夫捞出来。在这种冲突中，曹建军面对的困难，远非一个不近人情的丈母娘。

曹建军图片来源：豆瓣 

桑德尔的作品《金钱不能买什么》指出，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以金钱作为核心标准，强调效率至上，可是如果市场经济的逻辑渗透到整个社会，使其变成市场社会，就会造成巨大的问题，本来以美学的、情感的标准衡量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要统一到金钱的标准之下了。

《警察荣誉》试图通过一桩桩小事向观众呈现警察工作的“荣誉”究竟在哪。例如负责社区工作的张志杰看似只是在社区晃悠，每天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看看辖区的水电情况、检查有没有电动车违停进消防通道，看看小区的监控头数量多不多，甚至还要给怀孕的猫找医生接生……可这些细枝末节里却往往隐藏着很多大事。曹建军的工作更容易被看到，比如解救轻生青年、抓捕犯罪分子，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只不过，这些成绩和荣誉在丈母娘眼中都算不上什么。显然，很多职业有其内在的标准，这些标准如今可能已经被其他标准取代，因此当丈母娘说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时，其他人的反驳都显得如此孱弱。更为可惜的是，曹建军本人也无法坚定自己的信念，而是被外在的标准带跑了。在酒醉时，他说出了心声：人就是想要获得尊重。获得二等功荣誉之后，丈母娘依然看不上他，他自己也被那个标准压垮，因此一次次地问别人：“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曹建军的丈母娘只是一个缩影，她体现的是如今社会中单一的评价标准。当评判标准只剩下金钱、权力，警察们孜孜以求的荣誉还重要吗？桑德尔曾经谈到，在一个社会中，声誉、财富和知识通常是彼此分离的，可以构成某种相互制衡的结构。但如果评价标准同质化，人们无法尊重其他类型的社会贡献，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都会遭到贬低。有趣的是，可能是出于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感，《警察荣誉》里生活最为阔绰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物。曹建军的姐夫嫖娼且不知悔改，还欠债上了失信名单；陈新城前妻的现任丈夫则是一位衣冠禽兽，性骚扰年轻女孩。在《警察荣誉》这部剧里，为了个人目标而奋斗、沉湎于自我欲望的个体从来不被歌颂，奉行着集体主义的人才拥有真正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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